《酒公墓》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thumb|350px|right|[ 原圖鏈接][ 圖片來自網]]] 《酒公墓》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於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
原文
一年前,我受死者生前之託,破天荒第一次寫了一幅墓碑,碑文曰「酒公張先生之墓」。寫畢,卷好,鄭重地寄到家鄉。
這個墓碑好生奇怪。為何稱為「酒公」,為何避其名號,為何專托我寫,須從頭說起。
酒公張先生,與世紀同齡。其生涯的起點,是四明山余脈魚背嶺上的一個地名:狀元墳。相傳宋代此地出過一位姓張的狀元,正是張先生的祖先,狀元死後葬於家鄉,魚背嶺因此沾染光澤,張姓家族更是津津樂道。但是,到張先生祖父的一代,全村已找不到一個識字人。
張先生的祖母是一位賢淑的寡婦,整日整夜紡紗織布,積下一些錢來,硬要兒子張老先生翻過兩個山頭去讀一家私塾,說要不就對不起狀元墳。張老先生十分刻苦,讀書讀得很成樣子,成年後闖蕩到上海學生意,竟然十分發達,村中鄉親全以羨慕的目光看着張家的中興。
張老先生錢財雖多,卻始終記着自己是狀元的後代,愧恨自己學業的中斷。他把全部氣力都花在兒子身上,於是,他的獨生兒子,我們的主角張先生讀完了中學,又到美國留學。在美國,他讀到了胡適之先生用英文寫的論先秦邏輯學的博士論文,決定也去攻讀邏輯。但他的主旨與胡適之先生並不相同,只覺得中國人思緒太過隨意,該用邏輯來理一理。留學生中大家都戲稱他為「邏輯救國論者」。20年代末,張先生學成回國,在上海一家師範學校任教。那時,美國留學生已不如胡適之先生回國時那樣珍貴。師範校長客氣地聽完了他關於開設邏輯課的重要性的長篇論述後,莞爾一笑,只說了一句:「張先生,敝校只有一個英文教師的空位。」張先生木然半晌,終於接受了英語教席。
他開始與上海文化圈結交,當然,仍然三句不離邏輯。人們知道他是美國留學生,都主動地靠近過來寒暄,而一聽到講邏輯,很快就表情木然,飄飄離去。在一次文人雅集中,一位年長文士詢及他的「勝業」,他早已變得毫無自信,訥訥地說了邏輯。文士沉吟片刻,慈愛地說:「是啊是啊,收羅纂輯之學,為一切學問之根基!」旁邊一位年輕一點的立即糾正:「老伯,您聽差了,他說的是巡邏的邏,不是收羅的羅!」並轉過臉來問張先生:「是否已經到巡捕房供職?」張先生一愕,隨即明白,他理解的「邏輯」是「巡邏偵緝」。從此,張先生再也不敢說邏輯。
但是,張先生終於在雅集中紅了起來,原因是有人打聽到他是狀元的後代。人們熱心地追詢他的世譜,還紛紛請他書寫扇面。張先生受不住先前那番寂寞,也就高興起來,買了一些碑帖,練毛筆字。不單單為寫扇面,而是為了像狀元的後代。衣服也換了,改穿長衫。課程也換了,改教國文。他懂邏輯,因此,告別邏輯,才合乎邏輯。
1930年,張先生的父親去世。遺囑要求葬故鄉狀元墳,張先生扶柩回鄉。
墳做得很有氣派,整個葬儀也慷慨花錢,四鄉傳為盛事,觀者如堵。此事刮到當地青幫頭目陳矮子耳中,他正愁沒有機會張揚自己的聲勢,便帶着一大幫人到葬儀中尋釁。
那天,無數鄉人看到一位文弱書生與一群強人的對峙。對他們來說,兩方面都是別一世界的人,插不上嘴,也不願插嘴,只是饒有興味地呆看。陳矮子質問張先生是否知道這是誰的地盤,如此築墳,為何不來稟告一聲。張先生解釋了自家與狀元墳的關係,又說自己出外多年,不知本地規矩。他順便說明自己是美國留學生,想藉以稍稍鎮一鎮這幫強人。
陳矮子得知了張先生的身份,又摸清了他在官府沒有背景,便朗聲大笑,轉過臉來對鄉人宣告:「河西袁麻子的魁武幫弄了一個中學生做師爺,神氣活現,我今天正式聘請這位狀元後代。美國留學生做師爺,讓袁麻子氣一氣!」說畢,又命令手下隨從一齊跪在張老先生的新墳前磕三個響頭,便挾持着張先生揚長而去。
這天張先生穿一身麻料孝衣,在兩個強人的手臂間掙扎呼號。已經拉到很遠了,還回過頭來,滿臉眼淚,看了看山頭的兩宗墳瑩。狀元墳實在只是黃土一杯,緊挨着的張老先生的墳新石堅緻,供品豐盛。
張先生在陳矮子手下做了些什麼,至今還是一個謎。據說,從此之後,這個幫會貼出的文告、往來的函件,都有一筆秀挺的書法。為了這,氣得袁麻子把自己的師爺殺了。
又據說,張先生在幫會中酒量大增,猜拳的本事,無人能敵。
張先生逃過三次,都被抓回。陳矮子為了面子,未加懲處。但當張先生第四次出逃被抓回後,終於被打成殘疾,逐出了幫會。鄉人說,陳矮子最講義氣,未將張先生處死。
張先生從此失蹤。多少年後,幾個親戚才打聽到,他到了上海,破着腿,不願再找職業,不願再見旁人,躲在家裡做寓公。父親的那點遺產,漸漸坐吃山空。
直到1949年,陳矮子被鎮壓,張先生才回到家鄉。他艱難地到山上拔淨了墳頭的荒草,然後到鄉政府要求工作。鄉政府說:「你來得正好,不忙找工作,先把陳矮子幫會的案子弄弄清楚。」這一弄就弄了幾年,而且越弄越不清楚。他的生活,靠幫鄉人寫婚喪對聯、墓碑、店招、標語維持。1957年,有一天他喝酒喝得暈暈乎乎,在給鄉政府寫標語時把「東風壓倒西風」寫成了「西風壓倒東風」。被質問時還輕描淡寫地說只是受了當天天氣預報的影響。此地正缺右派名額,理所當然把他補上了。
本來,右派的頭銜對他倒也無啥,他反正原來就是那副朽木架子。只是一個月前,他剛剛與一個比他年長8歲的農村寡婦結婚,女人發覺他成了雙料壞人,怕連累前夫留下的孩子,立即離他而去。
四年後,他右派的帽子摘了。理由是他已經改惡從善。實際上,是出於縣立中學校長對政府的請求。摘帽沒幾天,縣立中學聘請他去擔任英語代課教師。縣中本不設英語課,這年高考要加試外語,校長急了,要為畢業班臨時突擊補課。問遍全縣上下,只有張先生一人懂英語。
他一生沒有這麼興奮過。央請隔壁大娘為他整治出一套乾淨適體的服裝,立即翻山越嶺,向縣城趕去。
對一群鄉村孩子,要在五個月內從字母開始,突擊補課到應付高考水平,實在艱難。但是,無論別人還是他,都極有信心,理由很簡單,他是美國留學生。縣中里學歷最高的教師,也只是中師畢業。
開頭一切還算順利,到第四個星期卻出了問題。那天,課文中有一句We all love Chairman Mao,他圍繞着常用詞love,補充了一些解釋。他講解道,這個詞最普通的含義,乃是愛情。他在黑板上寫了一個例句:愛是人的生命。
當他興致勃勃地從黑板上回過身來,整個課堂的氣氛變得十分怪異。女學生全都紅臉低頭,幾個男學生扭歪了臉,傻看着他發愕。突然,不知哪個學生先笑出聲來,隨即全班爆發出無法遏止的笑聲。張先生驚恐地再看了一下黑板,檢查有沒有寫錯了字,隨即又摸了摸頭,持了捋衣服,看自己在哪裡出了洋相。笑聲更響了,40幾張年輕的嘴全都張開着,抖動着,笑着他,笑着黑板,笑着愛,震耳欲聾。這天的課無法講完了,第二天他剛剛走進教室,笑聲又起,他在講台上呆站了幾分鐘就出來了,來到校長辦公室,聲稱自己身體不好,要回鄉休息。
這一年,整個縣中沒有一人能考上大學。
張先生回家後立即脫下了那身乾淨服裝,塞在箱角。想了一想,端出硯台,重新以寫字為生。四鄉的人們覺得他命運不好,不再請他寫結婚對聯,他唯一可寫的,只是墓碑。
據風水先生說,魚背嶺是一個極好的喪葬之地,於是,整座山嶺都被墳墓簇擁。墳墓中有一大半墓碑出自張先生的手筆。他的字,以柳公權為骨,以蘇東坡為肌,遒勁而豐潤,端莊而活潑,十分惹目。外地客人來到此山,常常會把湖光山色忘了,把茂樹野花忘了,把溪澗飛瀑忘了,只觀賞這一座座墓碑。死者與死者家屬大多不懂此道,但都耳聞張先生字好,希望用這樣的好字把自己的姓名寫一遍,銘之於石,傳之不朽。
鄉間喪事是很捨得花錢的,張先生寫墓碑的報酬足以供他日常生活之費。他好喝酒,喝了兩斤黃酒之後執筆,字跡更見飛動,因此,鄉間請他寫墓碑,從不忘了帶酒,另備酒肴三五碟。通常,鄉人進屋後,總是先把酒肴在桌上整治妥當,讓張先生慢悠悠喝着,同時請一年輕人在旁邊磨墨,張先生是不願用墨汁書寫的。待到喝得滿臉酡紅,笑眯眯地站起身來,也不試筆,只是握筆凝神片刻,然後一揮而就。
鄉人帶來的酒,每次都在5斤以上,可供張先生喝幾天。附近幾家釀酒作坊,知道張先生品酒在行,經常邀他去品定各種酒的等次,後來竟把他的評語,作為互相競爭的標準,因此都盡力來討好他。酒罈,排滿了他陋室的牆角。大家嫌「張先生」的稱呼過於板正,都叫他酒公,他也樂意。一家作坊甚至把他評價最高的那種酒定名為酒公酒,方圓數十里都有名氣。
前年深秋,我回家鄉遊玩,被滿山漂亮的書法驚呆。了解了張先生的身世後,我又一次上山在墓碑間徘徊。我想,這位半個多世紀前的邏輯救國論者,是用一種最潦倒、最別致的方式,讓生命占據了一座小山。他平生未能用自己的學問征服過任何一個人,只能用一支毛筆,在中國傳之千年的毛筆,把離開這個世界的人慰撫一番。可憐被他慰撫的人,既不懂邏輯,也不懂書法,於是,連墓碑上的書法,也無限寂寞。誰能反過來慰撫這種寂寞呢?只有那一排排灰褐色的酒罈。
在美國,在上海,張先生都日思夜想過這座故鄉的山,祖先的山。沒想到,他一生履歷的終結,是越來越多的墓碑。人總要死,墓很難坍,長此以往,家鄉的天地將會多麼可怕!我相信,這位長於推理的邏輯學家曾一次次對筆驚恐,他在筆墨酣暢地描畫的,是一個何等樣的世界!
偶爾,張先生也到釀酒作坊翻翻報紙。八年前,他在報紙上讀到一篇散文,題為《笑的懺悔》。起初只覺題目奇特,一讀下去,他不禁心跳劇烈。
這篇文章出自一位在省城工作的中年人的手筆。文章是一封寫給中學同班同學的公開信,作者詢問老同學們是否都有同感:當自己品嘗過了愛的甜苦,經歷過了人生的波瀾,現在正與孩子一起苦記着外語單詞的時候,都會為一次愚蠢透頂的傻笑深深羞愧?
張先生那天離開釀酒作坊時的表情,使作坊工人非常奇怪。兩天後,他找到鄉村小學的負責人,要求講點課,不要報酬。
他實在是命運險惡。才教課三個月,一次颱風,把陳舊的校舍吹坍。那天他正在上課,拐着腿拉出了幾個學生,自已被壓在下面,從此,他的下肢完全癱瘓,手也不能寫字了。
我見到他時他正靜臥在床。我們的談話從邏輯開始,我剛剛講了幾句金岳霖先生的邏輯思想,他就抖抖索索地把我的手緊緊拉住。他說自己將不久人世,如有可能,在他死後為他的墳墓寫一方小字碑文;如沒有可能,就寫一幅「酒公張先生之墓」。絕不能把名字寫上,因為他深感自己一生,愧對祖宗,也愧對美國、上海的師友親朋。這個名字本身,就成了一種天大的嘲濾。
我問他小字碑文該如何寫,他神情嚴肅地斟酌吟哦了一番,慢吞吞地口述起來:
酒公張先生,不知籍貫,不知名號,亦不知其祖宗世譜,只知其身後無嗣,孑然一人。少習西學,長而廢棄,顛沛流蕩,投靠無門。一身弱骨,或踟躕於文士雅集,或顫懾於強人惡手,或驚恐於新世問詰,或惶愧於。幼者鬨笑,棲棲遑遑,了無定奪。釋儒道皆無深緣,真善美盡數失落,終以濁酒、敗墨、殘肢、墓碑、編織老境。一生無甚德守,亦無甚惡行,耄年回首,每嘆枉擲如許粟麥菜蔬,徒費孜孜攻讀、??苦吟。嗚呼!故國神州,等莘學子,願如此潦倒頹敗者,唯張先生一人。
述畢,老淚縱橫。我當時就說,如此悲涼的文詞,我是不願意書寫的。
張先生終於跛着腿,走完了他的旅程。現在,我書寫的七寧墓碑,正樹立在狀元墳,樹立在層層墓碑的包圍之中。他的四周,全是他恣肆的筆墨。他竭力諱避家族世譜,但三個墳,狀元、張老先生和他的,安然並列,連成一線,像是默默地作着他曾熱衷過的邏輯證明。不管怎麼說,這也算給故鄉的山,添了小小一景。
賞析
余秋雨的《酒公墓》是我在《文化苦旅》中極為喜歡的一篇散文。沒有故作高深的哲理,沒有油腔滑調的訴說,它所講述的,僅僅是個樸素而蒼涼的故事。
故事的內容也十分簡單,一位早年留學美國的才子,本抱着滿懷壯志豪情,想用邏輯學拯救當時深受危難的祖國。豈料回國之後,他卻遭受了不少深重的打擊:從無人了解邏輯的痛苦,到深陷土匪之手的無助;從十年浩劫之時被迫帶上「右派」帽子的辛酸,到最後聊以墓碑、美酒度過晚年的哀痛。經過人生的風風雨雨,酒公張先生只能以一種潦倒的方式完結人生與夢想。而當他拉住余先生的手,老淚縱橫地說「故國神州,莘莘學子,願如此潦倒頹敗者,唯張先生一人」時,或許每一個心有所感的人,都會忍不住同聲感嘆,甚至潸然淚下。
許多將文章草草讀過一遍的人,或許會認為這只是講了一個動人的故事。的確,這並不是一篇具有教育意義的散文,但在酒公張先生身上,我們讀到了一個進步書生的寂寞,而這種寂寞並非他所獨有——千百年來許多文人,其實都在承受着相同的寂寞。酒公在文章結尾處所流下的眼淚,也是由千萬位文人的痛苦與掙扎所凝聚而成。
「文章憎命達」,這是我們所熟悉的、杜甫式的悲呼,而這句詩似乎也魔咒般地總結和預言了傳統文人們所必經的道路。世人或許會羨慕李白舞劍吟詩的瀟灑,但那句「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讓我們窺見了他的隱痛;讀者也可以仰慕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剛烈,但那篇悲涼的小說《藥》,卻抒發了當時進步青年們無法被理解的痛苦。一個民族永遠都需要文人和哲學家,因為缺少了他們,這個民族必然不再擁有智慧與信仰;然而,文人與哲學家正是因為看破了太多,才無法被人們所真正地理解,而他們又寧願「眾人皆醉而我獨醒」,不願像一個機靈的「聰明人」一樣蒙蔽雙眼苟活於世,於是他們只剩下了孤獨。在讀了酒公的際遇之後,誰又會不屑於將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柳永呢?誰又會去指責在平日讚美死亡,在人生末途之時離家的托翁呢?無論是何種的寂寞,都是人生不可承受之重,伯牙痛失鍾子期之後尚不再操琴,又何況那些擁有智慧卻不被理解的寂寞文人。
而另一個普遍現象是,只要是小有名氣的文人,都會在生前死後遭受別人的議論與指點,其中不乏誤解和誹謗,正應了「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的古話。寂寞從生前延伸到永世,成了文人們永遠掙脫不開的宿命和枷鎖;若要所有文人修得佛陀般的淡定心境自然是不可能,因此千古文人們都是「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是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所以當那些文人面對自己的筆,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惶恐時,或許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仰天長嘯:百無一用是書生!沒有人理解與賞識的文人,只是在人生路上倉皇徘徊的獨行客。或許正因為如此,才會有如此多的人感嘆「英雄無用武之地」,加速了文人詩的出現,徒勞地用筆扣問自己寂寞的心靈。
文中的酒公,是一個喜歡用酒罈撫慰自己寂寞的人。而這也讓我想起了李白,詩人生性好酒,最後也在迷醉之時撈月而去。乘月歸去的李白是一個美麗得令人心疼的神話,並不是所有文人都能安享這一殊榮,他們只能像酒公一般無名無姓,在山林野泉邊寂寂地死去。被歷史長河所吞沒的文人還有多少?我不願去深究。那縈繞心頭的,只剩下文人們千古難解的愁悶與孤獨。[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