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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書

 

 

 

兵書中國古代對論述兵法的著作的稱謂,後成為軍事著作的通稱。現存最早的完整兵書是《孫子兵法》。

發展歷史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主要載體。其內容反映了中國古代軍事家、軍事理論研究者對軍事活動及其規律的理性認識。中國是兵學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兵書源遠流長。

西周時期的《軍志》《軍政》等,原書早已亡佚,從其存留在《左傳》《孫子》等古籍中的部分佚文看,內容涉及戰爭規律和作戰指導原則,應視為早期的兵書。春秋戰國頻繁而又長期的爭霸兼併戰爭,一方面為兵學發展準備了豐富的素材,另一方面激發了對軍事問題的重視和研究,兵家成為一個獨立的學派走上歷史舞台,在與諸子競相研兵、互相辯難的過程中,大量兵書應運而生。

成書於春秋末期的《孫子》是現存最早的兵書。它以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廣泛而深刻地論述戰爭觀和戰略戰術等問題,揭示了一系列帶有普遍性的軍事規律,奠定了古代兵學的基礎,成為經典性的軍事著作,標誌着中國古代兵書的成熟。

漢初張良、韓信整理兵法,共得182家,從中選定35家,其中絕大多數為戰國兵書,流傳至今的有《孫子》《吳子》《司馬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等。

秦漢至隋唐五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上升階段。從漢代開始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再加上和平時期封建統治者諱言兵等原因,新編撰的兵書不多,主要有《黃石公三略》《陰符經》《握奇經》《將苑》《衛公兵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太白陰經》等。由於戰亂和朝代更替,兵書多有亡佚,《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史籍著錄的兵書呈遞減趨勢。

從西漢開始,統治階級曾不斷組織收集整理兵書,並編纂兵書目錄,逐漸發展成專門的學問。西漢武帝時軍政楊仆編成中國最早的兵書目錄《兵錄》,成帝時步兵校尉任宏編撰的《兵書略》是第一部兵書分類目錄。為適應學習研究兵書的需要,並受到經學的影響,這一時期出現了註疏類兵書。

東漢許慎《六韜注》首開其端,曹操《孫子注》、賈詡《吳起兵法注》、劉_《黃石公三略注》等是其代表作。

宋元兩代處於中國封建社會中期,宋朝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專制王朝,為確保軍政大權集於中央,操於皇帝,實行以文治武的政策,北宋前期曾把兵書列為禁書。其後,鑑於武備廢弛,將不知兵,對遼、夏的戰爭屢屢敗北的局面,又詔令官方編修兵書,校理前代《孫子》等7部兵書,定為「武經」,作為正式的軍事教科書,把兵書從禁書中解放出來。

南宋時期,抗金、抗元鬥爭的需要,以及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的發展,再一次推動了兵書的著述。這一時期的兵書,從內容和形式上大都具有一定的開創性。代表性的有軍事人物評論集《何博士備論》,軍制專著《歷代兵制》,名將傳記《百將傳》,國家頒定的《武經七書》,大型綜合性兵書《虎鈐經》《武經總要》,城防專著《守城錄》,集解類兵書《十一家注孫子》等。處於封建社會後期的明清兩代,是兵書數量最多、品類最全的時期。

明初,新撰兵書不多,嘉靖(1522~1566)以後,倭寇為害日甚,國內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趨尖銳,軍事形勢緊迫;火器大量裝備軍隊並運用於實戰,由此引起軍隊編制、裝備、作戰方法、軍事思想等方面發生顯著變化,促使人們對與軍事相關的種種問題進行研究和著書立說,從而使這一時期的兵書著述達到高潮。代表性的兵書有:大型綜合性兵書《登壇必究》《武備志》,海防專著《籌海圖編》,以軍事訓練為主要內容的《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專論陣法的《續武經總要》,火器製造和使用的專著《神器譜》《火龍神器陣法》《火攻挈要》,論述火器條件下部隊編成和作戰的《車營扣答合編》等。

清代囿於「騎射為本」的軍事指導思想,缺乏創新精神,再加上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文化專制主義,都極大地阻滯了兵書的發展。但清代的學者勤於考證和輯佚,在兵書的發掘和整理方面卓有成效,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兵書,如論述初起之兵戰略原則的《乾坤大略》和軍事地理學巨著《讀史方輿紀要》等。明清兩代為適應武科考試的需要,注釋和匯解《武經七書》的兵書大量湧現,其中以明代《武經七書直解》《孫子書校解引類》,清代《武經七書匯解》影響較大。

1840年以後,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諸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東西方兵學從相互碰撞到逐漸融合。晚清時期的兵書從形式到內容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化,反映了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指導下,從學習介紹西方的兵器、軍事技術到接受西方軍事思想的變化軌跡。

近代,隨着時代的變遷,兵書的撰述內容和形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學術界一般不再把新型的軍事著作稱為「兵書」。

分類體系

在圖書分類上,中國古代有六分法和四分法兩大體系。西漢劉歆編撰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類,兵書為獨立的一大類。四分法初創於晉荀勖《晉中經簿》,確立於唐代魏徵《隋書・經籍志》,它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兵書歸入子部。現在多數圖書館古籍分類仍然沿用四分法。

對於兵書內部的分類,西漢任宏在《兵書略》中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類。所謂兵權謀,就是「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代表作為《孫子》《孫臏兵法》《吳子》等。

所謂兵形勢,就是「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向),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存世的作品只有《尉繚子》。所謂兵陰陽,就是「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助者也」,其中既有軍事天文、軍事氣象等知識,也有一些荒誕迷信的糟粕。所謂兵技巧,就是「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內容多與兵器和軍事裝備有關。唐李靖指出兵書有「三門」之分,即《太公》中的《謀》《言》《兵》三門。

後來的學者對兵書的分類都各不相同,現在學術界和圖書館一般從兵書的內容和編纂形式等不同側面進行分類。版本是指同一書籍由於編輯、傳抄、刊刻印刷和裝訂等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本子。同一部兵書,版本不同,文字往往會有某種差異。從抄寫、刊印的材料區分,有竹簡本、木牘本、帛書本、紙本等。紙本兵書又分寫(抄)本和印本,習慣上,唐以前稱寫本,唐以後稱抄本。其中以稿本和影抄本最有價值。印本根據印刷方法分為木刻本、影印本、石印本、排印本。排印本即活字本。古代兵書以木刻本最為常見。除只印兵書原文的白文本外,又有註疏本、批註本、匯解本等,對於讀者理解其內容有一定的幫助。

現實意義

中國古代兵書是對以往戰爭和軍事活動經驗的總結,其內容涉及軍事科學的許多領域。它揭示了戰爭的一般規律,在建軍和作戰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指導原則,哺育了眾多的兵家名將;記錄了古代科技成果及在軍事上的應用。優秀的兵書充滿了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也是古代辯證法的源頭之一。兵書不僅在中國有深遠的影響,而且早在唐代即已陸續傳到國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儘管時代發生變化,兵書所傳承的軍事思想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建設現代化國防和指導現代戰爭乃至信息化戰爭,抑或指導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的活動時,仍可以從中獲得某種借鑑。[1]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