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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決定理論:馬克思的利率決定論:其認為:利息是貸出資本的資本家從借入資本的資本家那裡分割出來的一部分剩餘價值,而利潤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
利率的高低取決於
1、平均利潤率決定利率; 2、總利潤在貸款人和借款人之間進行分配的比例。這一比例的確定主要取決於借貸雙方的供 求關係及其競爭,一般來說,供大於求時利率下降;供不應求時利率上升。
利率由誰決定
核心觀點:
1. 目前全球處於前所未有的低利率時代。各界對主要央行採取的低利率政策爭論不休,觀點莫衷一是。造成利率不斷下行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低利率是由 央行最終決定的嗎?對於這些「大是大非」問題的深入探尋,或有助於我們科學理解宏觀政策的現實並成功預判未來利率的走勢。
2.研究表明,利率的本質是實體經濟的資本回報率,往往內生於實體經濟的變化。結合國際經驗以及中國現實,我們發現央行政策利率與資本回報率(如實體資 本回報率、公司淨資產收益率)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相關性和因果關係。政策利率表面上是由央行制定,但其實質上最終取決於實體經濟中資本回報率的變化。
3. 現階段低利率環境必然對價格彈性較大的資產市場形成有力支撐。特別地,對於經濟結構扭曲的經濟體而言,「產業空心化、資產泡沫化」的風險使得政策 利率的下行決策變得越來越糾結。儘管如此,在缺乏深層次結構改革以及實質性科技制度創新等供給面變化的情形下,資本回報率短期內或難以有所起色,利率 長期低位運行的趨勢仍將繼續。
正文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貨幣政策站到了各國宏觀經濟舞台的中心。主要央行屢次下調基準利率,目前全球已處於前所未有的低利率時代。各界對此爭論 不休,觀點莫衷一是。面對低利率政策的譴責,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在其博客中回應道,低利率政策雖然是美聯儲做出的決定,但其目的是為了使市場利率與均 衡利率保持一致。其言外之意是,央行的政策利率或是適應性的被動選擇,具有較強的內生性特徵。那麼,利率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究竟是由誰最終決定的?對 於這些「大是大非」問題的深入探尋,或有助於我們科學理解宏觀政策的現實並成功預判未來利率的走勢。
利率最終由誰決定:理論探索
利率內生於實體經濟的變化。利率的概念派生於利息,利率的本質來源於借貸市場的收益。在實物經濟中,借貸是通過實物進行的,利息也通過實物進行交付;而在貨幣經濟中,借貸通過貨幣進行,利息也因此通過貨幣進行交付。早期經濟學家對利率的解釋僅僅停留在貨幣的供求分析上,認為當借貸貨幣的供求數量達到均衡時,借貸雙方願意接受的利息便是利率。而維克賽爾在觸及利率本質的探討時提出了自然利率的概念。他認為在實體經濟中,存在一種由實際因素(例如生產邊際效率)內生決定的自然利率。它是由借貸市場的資本收益所決定,而貨幣則是籠罩在該運行程序上的「紗布」。即使貨幣不存在,該程序仍能照常運轉,自然利率依然存在。而貨幣僅僅是借貸市場中資本的代表形式,因此貨幣利率應該與借貸市場中的資本自然利率相一致。在維克賽爾之後的以馬歇爾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利率雖然短期內會偏離自然利率,但最終是要不斷與自然利率吻合。那麼自然利率是由什麼決定的呢?維克賽爾之後的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
利率的本質是實體經濟的資本回報率。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對自然利率的決定進行了明確解釋。他認為自然利率並非由貸款的利息決定,而是由資本的利潤率決定。在實體經濟中,只要人們對於就業市場和社會的心理預期不變,那麼就只存在一個資本積累率,即資本增加額與原始資本的比率,這個資本積累率被稱之為資本邊際效率,亦即資本回報率。在借貸市場上人們願意為借入一單位資本所支付的利息即為該資本能夠獲得的收益。因此自然利率內生於經濟,與經濟體中存在多少貨幣量或貨幣價值無關,而與資本回報率相關。貨幣利率在短期內偏離自然利率僅僅會引起價格的變化,例如當貨幣利率低於自然利率時,會發生通貨膨脹。
因此經濟均衡和價格穩定的貨幣利率應該以自然利率為基準上下波動,如果波動趨勢較為一致,我們就可以認為此時人為制定的政策利率是較為合意的。
利率最終由誰決定:國別證據
下面我們將嘗試通過考察各國基準利率與資本回報率之間的現實關係,來進一步分析利率是由央行最終決定的還是取決於資本回報率。關於資本回報率我們採取兩種算法:一種是宏觀意義上的實體資本回報率[1];另一種方法則是微觀意義上的上市公司淨資產收益率(ROE)。事實上,從主要國家的資本回報率(如實體資本回報率、上市公司淨資產收益率)與基準利率的散點圖來看,兩者存在一定的正向相關關係。下面,我們將以美國、日本等典型國家為例,探尋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及因果聯繫。
利率由誰決定年也伴隨其波動上升,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也隨其一起大幅下降,同步性比較明顯。
實體資本回報率是日本基準利率變化的原因。我們進一步對日本的實體資本回報率與基準利率做格蘭傑因果檢驗,發現兩者的因果關係較為顯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且滯後兩期的情況下,實體資本回報率是基準利率的格蘭傑原因。即使存在一定的滯後性,基準利率仍然保持在不偏離資本回報率過多的範圍內波動。值得一提的是,從上市公司的淨資產收益率來看,其與基準利率的格蘭傑因果關係卻沒有美國那麼明顯,這或許與日本利率接近零利率下限有關,有待進一步考察。
利率最終由誰決定:中國的實踐
資本回報率與中國基準利率波動趨勢較為一致。其中,實體資本回報率與基準利率(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相關係數為0.6768,淨資產收益率與基準利率相關係數為0.3769。實體資本回報率自1987年至今經歷了三十年的波動性下滑過程,從10.62%的高點下降至近期的4.96%,而基準利率也隨之下調,近年來一直保持在相對低位。此外,上市公司淨資產收益率也呈現出與基準利率波動基本吻合的趨勢。[1]
資本回報率的波動是中國基準利率變化的重要原因。格蘭傑因果檢驗表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且滯後兩期的情況下,中國資本回報率是基準利率變化的格蘭傑因;在5%的顯著性水平且滯後兩期的情況下,上市公司淨資產收益率也是基準利率格蘭傑因。因此,不難看到,中國的貨幣政策(利率政策)雖然是多目標制,根據增長、失業、通脹等多重目標進行調整,但其本質上依舊是符合資本回報率的變動規律,具有顯著的內生性特徵。
四、結論與啟示
結合上述國際經驗以及中國現實,我們發現基準利率與資本回報率(如實體資本回報率、公司淨資產收益率)有着較為顯著的相關性和因果關係。政策利率表面上是由央行官方制定,但其實質上最終取決於實體經濟的資本回報率。近年來,各國實體經濟的資本回報率呈現趨勢性下行特徵,中央銀行不得不持續下調基準利率以順應該趨勢。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前較低的利率水平是由疲弱的宏觀經濟內生決定的,利率的決定具有顯著的內生性特徵。 較低的利率水平必然對價格彈性較大的資產市場形成強有力的支撐,特別是對於經濟結構存在較嚴重扭曲的經濟體而言,「產業空心化、資產泡沫化」的風險使得政策利率的下行決策變得越來越糾結。儘管如此,在缺乏深層次結構改革以及實質性科技制度創新等供給面變化的情形下,宏觀經濟似難以找到新的持續增長動能,全要素生產率及其資本回報率仍會維持在低位,這些或使得未來利率長期下行的趨勢難以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