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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文淵閣曾經是明朝南京故宮、北京故宮及明中都鳳陽的皇家藏書樓名，庶吉士就學觀政之所。其中，明朝北京文淵閣建於永樂年間營建北京宮殿之時，其在宮中的位置與南京故宮的文淵閣相同，均在左順門外的東南角。
即為文華殿前、內承運庫之後，面對皇城。明朝北京故宮的這座文淵閣後來無存。
清朝乾隆年間，在北京紫禁城東華門內的文華殿後，明朝聖濟殿舊址，新建了一座文淵閣。[1]這座文淵閣是清朝皇宮藏書樓，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下詔開設「四庫全書館」，編纂《四庫全書》。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下詔興建藏書樓，命在文華殿後規度適宜方位，興建文淵閣，用來專貯《四庫全書》。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文淵閣建成後，皇帝每年在文淵閣舉辦經筵。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庫全書》完成時，乾隆帝在文淵閣設宴賞賜編纂《四庫全書》的各級官員以及參加編纂的人員。
《四庫全書》及《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入藏文淵閣，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架安置。以經部儒家經典為首共計22架與《四庫全書總目考證》、《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放置在文淵閣一層，並且在一層中間設皇帝寶座，作為講經筵之處。文淵閣二層中三間和一層相通，周圍設有樓板，放置書架，放有史部書33架。文淵閣二層是暗層，光線非常微弱，只可藏書，不便在此閱覽。文淵閣三層除了西盡間是樓梯間以外，其餘五間相互通連，每間依照前後柱位排列書架間隔，顯得十分寬敞明亮。子部書22架、集部書28架存放在三層，明間設有御榻，以備皇帝隨時可來此閱覽。乾隆帝曾作詩曰：「丙申高閣秩干歌，今喜書成鄴架羅，……。」清宮規定，大臣官員中若有嗜古書、勤學習者，經過允許可到文淵閣內閱覽書籍，但是不得損壞書籍，且嚴禁攜書籍出文淵閣。
《四庫全書》編成以後，最初用六年抄錄正本四部，除了一部收藏在文淵閣以外，其餘三部分別收藏在文源閣（位於北京圓明園）、文津閣（位於承德避暑山莊）、文溯閣（位於瀋陽故宮），這四閣又稱「北四閣」，也稱「內廷四閣」。後來又抄錄三部收藏在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稱為「南三閣」。 這七部《四庫全書》或已經亡失，或被各圖書館收藏。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現收藏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1932年，故宮博物院委託梁思成、劉敦楨維修文淵閣。此後七十多年未經修繕。
自2013年4月29日起，文淵閣對外開放，以原狀陳列，但觀眾不能進入室內參觀。[2]
建築
文淵閣坐北面南，仿照浙江寧波范氏天一閣構建。樓上為一整間，樓下則分為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承之」的意境，意在防火。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作《文淵閣記》稱：「閣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閣」。
文淵閣外觀為上、下兩層，腰檐處設暗層，面闊六間，西盡間設有樓梯。兩山牆的青磚砌築至屋頂。頂覆黑琉璃瓦，綠琉璃瓦剪邊，在五行理論中，黑色主水，以水克火，從而可保藏書樓免受火災。文淵閣前廊設有回紋欄杆，檐下倒掛楣子，綠色檐柱，蘇式彩畫。文淵閣前開鑿一方池，引內金水河水流入該方池，池上中央架有一座石橋，石橋及方池四周的欄板雕有水生動物圖案。文淵閣後採用太湖石堆砌成假山，形如屏障，其間種植松柏。
文淵閣一層正中朝南設寶座，上方朝南懸掛「滙流澂鑑」匾（乾隆帝題），兩旁對聯為「壁府古含今藉以學資主敬，綸扉名副實詎惟目仿崇文」（乾隆帝題）。
文淵閣東側有一座碑亭，盔頂黃琉璃瓦，亭內立有一通石碑，正面刻有乾隆帝撰寫的《文淵閣記》，背面刻有文淵閣賜宴御製詩。
清朝官制
清朝職官制度，文淵閣與國史館、經筵講官、起居注館同屬翰林院體系之從屬機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上諭：「方今搜羅遺籍，匯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批閱釐正。特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弆之，以充冊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緗，蔚然稱盛。第文淵閣國朝雖為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地。茲既崇構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自宜酌衷宋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為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銜應設幾員，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簡定，令各分職系銜，將來即為定額，用垂久遠。」
由大學士舒赫德召集吏部及翰林院研議商定文淵閣官制職掌與管理章程，設文淵閣領閣事三人、文淵閣直閣事六人、校理十六人、檢閱八人、內務府司員四人、筆帖式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