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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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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文（1908年—2002年），山東濰縣人，自幼勤奮好學，1930年以優異成績升入東北大學。1933年10月，李正文經北平社聯黨團書記宋劭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成為社聯的黨團成員，從此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1934年底李正文赴莫斯科學習，1941年共產國際東方部決定派李正文去上海從事對日寇和汪偽的情報工作。李正文在同年8月到達上海，和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上海地區情報的尼克萊·伊萬諾維奇接上了關係，從此開始了長達八年的地下情報工作。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李正文在敵占區的隱蔽戰線上，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他的一個又一個的艱巨任務，為革命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特殊貢獻。2002年因病逝世。

生平

李正文長期從事高等學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工作。撰有《黨史課是大學馬列主義理論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等論文，譯有（蘇）拉比杜斯的《政治經濟學教程》和羅森塔爾的《唯物辯證法》等著作。

李正文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教育部副部級離休幹部，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名譽校長、校長。他是我國教育戰線上一位深受大家尊敬和愛戴的老領導。1983底，離休後不久開始擔任中國邏大專職校長。在李正文擔任校長的8年裡，中國邏大的一切重要活動李正文都親自參加，對學校的建設和發展提出過許多重要意見。李正文的目標是，吸收世界各國的先進經驗，「把中國邏大辦成一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函授大學」，「讓世界各國都知道中國有一所邏大」。

李正文同志還是我黨的一位傑出的地下工作者，他在1941年受共產國際東方部派遣，到上海從事對日偽的情報工作，日寇投降後轉回中國共產黨，直到上海解放。他長期在隱蔽戰線上英勇鬥爭，出生入死，屢建奇功。上海解放前，李正文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的三位委員之一。

1999年在紀念上海解放五十周年之際，上海市國家安全局為表彰這位為解放事業做出特殊貢獻的革命老人，特地派兩位負責幹部去北京李正文家中慰問，並以該局名義贈給李正文書有「疾風勁草青史英豪」八個大字的橫幅，以表敬意，也是代表組織對李正文一生的公正評價。

李正文這位忠誠堅定的共產黨人，卻有一段鮮為人知的經歷，那就是他曾在蘇聯被內務部逮捕關押，在勞改營經受了近兩年的殘酷折磨，九死一生，是極少數得以平反出獄的倖存者之一。斯大林當時的所謂「大清洗」，冤死的不僅是無數蘇聯本國黨政軍各界的幹部和群眾，還有很多外國的革命同志，包括我國一大批在蘇聯工作、學習的幹部和學生，以及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許多工作人員。他們都是極為優秀和忠誠的共產黨人，卻被強加於外國間諜、特務的莫須有罪名，作為反革命罪犯投入監獄，不少人慘死在勞改營中。這一段慘痛歷史是不應該被遺忘的。

本想作馬列主義的信徒，卻成為情報人員

李正文1908年出生在山東濰縣農村一個貧農家中，1916年隨家人逃荒到了東北關東的四平街。李正文自小勤奮好學，但因家境貧寒，小學和初中期間經常被迫輟學，後得到同學資助，順利讀完高中三年。1930年以優異成績升入張學良任校長的東北大學。 李正文在高中時期即開始接觸先進思想，參加進步活動，接受中共滿洲省委地下組織領導。在東北大學曾被國民黨市黨部通緝，幸得校方庇護，才免於被捕。

「九一八」事變後，李逃亡到北平，在清華大學借讀。1932年參加北平「左聯」（左翼作家聯盟），並很快被選為執委兼理論部長。不久又從「左聯」轉到「社聯」（社會科學家聯盟）工作，擔任執委兼研究部長，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他用岳光的筆名編譯了多種蘇聯有關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文章和小冊子。

1933年10月，李正文經北平「社聯」黨團書記宋劭文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為「社聯」的黨團成員，從此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

當時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占統治地位，黨組織經常舉行飛行集會、遊行示威和公開講演等冒險活動，把黨員群眾和進步力量公開暴露在國民黨特務面前。從1933年下半年開始，白色恐怖越來越猖獗，蔣孝先的憲兵第三團到處搜捕共產黨員和赤色群眾，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社聯」、「左聯」等進步團體也陷於癱瘓狀態。1934年5月宋劭文被捕，整個「社聯」的活動被迫停止。

約在此事發生半年前，李曾通過一位朋友的介紹，認識了在共產國際情報部工作的劉一樵。劉和李經過多次交往，彼此之間都比較熟悉，劉也知道李的共產黨員身份。在「社聯」停止活動後，劉就向李提出，願不願意去蘇聯學習，李當即表示願意去。1934年8月間，劉帶李到六國飯店會見一個蘇聯人，在座的還有一位名叫肖項平的中國人，據說是蘇聯情報系統在華的負責人之一。那個蘇聯人問李到蘇聯去想學什麼，李說希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他就說，那就派你到莫斯科去學習理論。

肖項平帶李正文到了上海，辦理去蘇聯的手續。在上海停留了三個月，肖要李抓緊空餘時間設法提高自己已掌握的英、日文水平。1934年11月李正文乘上去蘇聯的輪船，先到海參崴，後轉伯力，在伯力又停留了約一個月，到達莫斯科時，已是1935年1月了。

在莫斯科接待李正文的是蘇聯國防部的一位叫阿基莫夫的少將（此人在我國北伐時曾來華擔任過軍事顧問），阿基莫夫把李送到莫斯科郊區的赫姆基無線電學校，要他學習無線電課程，實際上這是一所培訓情報人員的秘密學校，李當時毫無思想準備，因為他在北平時講好是來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經過反覆交涉，校方最後同意李的請求，為他專門開了列寧主義問題的課，同時也要他學習其他課程，包括如何識別日本的軍種、兵種、各種武器彈藥的性能和作用等知識。在這個學校和李同一班級的共有八名中國學員，1936年上半年同時結業。李原有較好的英、日語基礎，在學習期間，他又很快掌握了俄語。

結業以後，李被單獨轉到莫斯科的另一個叫馬拉霍夫卡的郊區，住在一幢專門接待外國共產黨人的國際宿舍大樓里，等待分配工作，這幢大樓又稱國際招待所。

先後來到這家招待所的中國人連李在內共有六個人（四男二女），為了保密，他們相互都用俄文名字稱呼，李的俄文名字是瓦夏。最後到的一位取名叫羅莎的女同志，是剛從上海來的，她原名吳先清（劉鼎同志的夫人），是中共老黨員，長期為蘇聯搞情報工作，與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有來往。

在這個招待所里，他們的生活條件較好，除吃住外，每人每月還發100盧布零用錢。有的人就經常進城去吃喝玩樂，甚至喝得酩酊大醉回來。李正文則始終潔身自好，煙酒不沾，也很少去莫斯科城裡閒逛。他總覺得應該利用空餘時間多學點東西，所以幾乎成天關在房裡看書學習，主要是鑽研俄文和理論。他和大家的關係都處得很好。但萬萬沒有想到，可怕的厄運正一步一步地向他們逼來。

遭誣陷，成為蘇聯大清洗中的「特務」

1937年夏季的一天，吳先清對李正文說，她發現他們那個叫索妮的女同志經常偷偷地給上級寫針對他們幾個人的誣告信，指控他們是反革命。吳還說，今天乘索妮不在，她找到了一批誣告信的底稿，叫李快去看。李看後大吃一驚，其中講到李正文的部分是這樣說的：

「瓦夏反對國際無產階級的五一勞動節，大家喝酒慶祝，而他怎麼也不肯喝；瓦夏不想看到蘇聯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所以經常待在房間裡，不願到莫斯科城裡去參觀；瓦夏為了掩蓋他的反革命政治面目，買社會主義建設公債最多，捐給西班牙革命戰爭的錢也最多。」

實際是李不亂花錢，把每月的零花錢省下來，因而買的公債和捐獻的錢就比別人多。索妮的信里還說：

「瓦夏懂日文，他的母親是日本人。他長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務。」

她寫吳先清和其他幾個人的誣告信，也都是滿紙荒唐，全是造謠。

李正文完全沒有想到，世上竟會有這樣卑鄙到不擇手段來陷害別人的人。他和吳先清都氣憤極了，當天等索妮回來就和她大吵了一架，從此見面也不說話了。

當時正是蘇聯大清洗時期，斯大林大搞肅反擴大化，全蘇聯處於極為恐怖的氣氛之中。不僅是蘇聯人，也使在蘇聯的外國人感到人人自危，李正文他們也感覺到了。當時蘇聯的《真理報》、《消息報》已經大張旗鼓地宣傳，聲言要發動一場「揭發和剷除人民敵人」的聲勢浩大的運動。斯大林公開號召，要大家「大膽懷疑」，提供「人民敵人」的材料，說什麼只要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也是我們需要的。於是在全蘇聯掀起了一片誣陷狂和告密狂，造成不僅成千上萬無辜的蘇聯共產黨人遭逮捕，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工作或學習乃至避難的外國共產黨人也紛紛被捕，中國人自然也不例外，一批接着一批遭到蘇聯內務部逮捕和審訊，差不多都是被指控為「日本間諜嫌疑」，而西方人則被指控為「德國間諜嫌疑」。

住在國際招待所的六名中國人，除那個不斷寫誣告信的索妮外，都先後被捕。李正文懂日文，在劫難逃。吳先清則因她來蘇聯時途經日本，並在那裡停留了若干天，也硬說她是「日本間諜」。五個人中他們兩個是最後被捕的。1937年11月下旬的一個傍晚，招待所那個一直和他們聯繫的翻譯通知李正文和吳先清，說領導要找他們談話，並一再要他們多帶點衣服和日用品。李雖意識到可能要逮捕他們，但自認為自己完全清白，反正很快就會回來，就和往常一樣，什麼也沒有帶。中途換了一次車，從黑色車換成了內務部的黃色車，直接開進了莫斯科魯別克監獄。

據說這個監獄關的都是「要犯」，關李正文的牢房裡已有近十個人擠在一張通鋪上。他們見李進去，都熱情地和他打招呼，給他騰地方。李當時認為他們都是真正的「人民敵人」，而自己則是因誤會被捕的人。同他們是敵我關係，故裝聾作啞，自始至終不和他們搭話。但他們仍然親切地向他介紹，說他們都是蘇聯的駐外大使，這個監獄的規矩是如何、如何的，並告訴他，如果你的問題嚴重，就要留在這個監獄裡，如果不嚴重，就將被送去布德里斯克監獄，然後押到勞改營。但不管什麼情況，都不會被釋放，還要判刑，至少五年。

李正文當時根本就不相信他們這些話，認為是故意挑撥離間，要他反蘇。他心想，抓我完全是一時誤會，不出一個星期就可獲釋。然而大出李正文的意料，對他的審訊既草率又無理。首先是每次審訊都叫他「劉進」，李一再聲明，他從來沒有叫過「劉進」，你們搞錯人了。最後他們才改口稱他「劉進又名李正文」，說明他們連名字都沒有搞清楚，就把人抓進來了。

然後是大搞疲勞轟炸、車輪戰，每次審訊都在十個小時以上，搞得李頭昏腦漲。一再逼他承認是「日本間諜」，還用手槍頂着他的腦袋嚇唬他，硬說他懂日文，母親是日本人，非是「日本間諜」不可。李再三申辯說，日文是在東北四平和瀋陽學校里學的，那時那裡的學校都有日文課，至於他的母親，則是一個大字不識的中國勞動婦女，根本不是什麼日本人，你們只要稍作調查就會弄清楚。可他們根本不相信，說他編造假話，還騙他說：「我們有一種藥酒，人喝下去就會迷醉，不自覺地把真話都說出來。你不說真話，就叫你喝這種藥酒。」李說，「我倒真想喝這種藥酒呢，那樣你們就會知道我說出來的全是真話，到底我是不是日本間諜了。」

誰知這些審訊者完全不顧事實，也不要任何證據，就把李正文定為「日本間諜嫌疑犯」，並經蘇聯法院特別會議判處五年徒刑，送到布德里斯克監獄關押。這時李正文才開始明白那幾位蘇聯大使所講的話，並懷疑蘇聯內務部抓來的人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人民敵人」！

人物事跡

非人的監獄生活

在布德里斯克監獄，一間五六十平方米的大牢房裡，住着一百多個犯人，除了少數刑事犯外，大多是所謂的「政治犯」，有蘇聯人，還有很多外國人。這些「政治犯」彼此間都很融洽，對李正文也很友善，使李體會到一種國際主義的友情。在和他們接觸交往後發現，這些人和他一樣，都是無辜被捕的忠誠的共產黨員，他們崇敬斯大林，說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無產階級偉大領袖，天真地以為他是受了內務部的蒙蔽，才發生現在這樣的事情，只要斯大林一旦發覺，他們都會被釋放出去，而且這樣的日子很快就會到來。

有一位烏克蘭中校軍官，睡在李正文旁邊，因為彼此都是共產黨員，便成了好朋友。一個做值日的蘇聯盜竊犯老是找岔欺負李正文這個中國人，故意折磨他。這位中校就挺身而出，把這個盜竊犯狠狠揍了一頓，使他再也不敢對李無理。監獄每天只發300克（6兩）麵包，李經常餓得十分難受，而中校的妻子常從家裡給中校送來麵包、奶油和香腸，他都要分給李吃。他還不止一次地對李說：「如果我們都能釋放出去，那就一起到中國發動游擊戰爭，你當政委，我當指揮員。」這些都使李十分感動。

1938年5月，李正文和其他幾個中國「政治犯」一起被從布德里斯克監獄發配到蘇聯靠近北極圈的齊必由勞改營服役。這個勞改營處在西伯利亞的最北端，自然環境十分惡劣，一年四季天寒地凍，最冷時可達攝氏零下50度以上。他們每天都要從事10小時以上的重體力勞動，每人都有勞動定額，口糧麵包是按完成定額多少來分配的。如不出工一天只給200克，出工只完成定額一半以下的，給400—500克，完成百分之百定額的給800—1000克，菜和湯也按定額分配。勞改營從不給犯人發衣服、帽子、鞋襪等必需品，更不用說日用品了，逼着你拚命勞動掙錢來自己解決。很多人都穿着縫了又縫、補了又補、難以蔽體的破爛衣服。李正文體弱力氣小，又不善於干力氣活，累得要死也完不成定額，當然也就經常挨餓。

那裡的人際關係也極為險惡，這個勞改營里有「政治犯」，也有不少刑事犯——小偷、流氓、劫匪、賭徒、殺人犯等等。這些刑事犯十分囂張霸道，常常欺壓毆打「政治犯」，偷、搶「政治犯」的東西，女犯人則被他們輪姦，整個勞改營是一座可怕的人間地獄，不少人就在那裡被折磨而死，有餓死的，有累死的，有病死的，還有凍死的，死了就抬出去一埋了之。和李正文一起被押解到這個勞改營的原莫斯科東方大學青年學生王遷，一位1927年就入黨的姓包的老同志，還有和李同時被捕判刑的吳先清同志，都在這個勞改營里悲慘死去。李正文自己如果不是得到難友姚艮的全力幫助，也必死無疑。

姚艮比李正文小四歲，他於1931年在東北入黨。「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年，他受組織派遣到莫斯科求援，在進入蘇聯邊境地區不久即被當做日本間諜嫌疑逮捕。最後被莫名其妙地判刑五年，遞解到遠東、中亞等地的勞改營服役。其間因勞動優異，按規定應給他減刑兩年半，在1935年3月釋放。但蘇聯當局言而無信，非但沒有給他減刑，五年期滿後還把他繼續關押勞改，最後轉到了齊必由勞改營。姚感到灰心失望、前途渺茫，在李正文到來時，他正處於極度苦悶無法自拔的狀態之中。

李正文和姚艮同住在一個大工棚里，這裡除姚艮外，還有一些中國「政治犯」，有的已經關押很久，他們都曾經滿腔熱情地來到這個被看做是共產主義聖地的蘇聯，但誰也沒有想到會平白無故地蒙受不白之冤，成了一名罪犯，大家怎麼也想不通這個道理。而在蘇聯這個最北邊的勞改營里，對每個人都是嚴峻的大考驗。精神上的折磨不用講了，每天還要在嚴寒下干挖煤、挖坑、砸石頭、蓋房等等超乎體力的重勞動，很多體力差的人就這樣被拖垮、拖死。李正文成天乾重活，吃不飽、穿不暖，靠着自己一定要活下去的堅定信念和毅力，在死亡線上苦苦掙扎，已到了能夠忍受的極限。

姚艮向李伸出了援助之手，這個小伙子經過五年多重體力勞動，什麼苦活都干過，練就了一身強壯的筋骨。他和李正文一見如故，常把自己節省下來的口糧給李充飢，並用工余時間幫別人幹活掙來的錢接濟李，這樣才使李沒有餓死、凍死。有一次勞改營派他們到一個一丈深的大坑裡去挖泥，修建重油庫。李奮力幹了一陣，力氣耗盡，再也挖不動了，人像癱了一樣，定額還遠遠沒有完成。而姚艮幹完了自己的定額後，又回過來幫李幹了好幾個小時的活，完成了定額。這樣的事經常發生。

有一天，姚艮下工回來，看見一群人正圍着李正文，看他干劈柴的活。李用一把大斧在劈一段直徑足有半米長的木柴。那把大斧子叫大楔子斧，斧頭足有十公斤重，再加上又粗又長的柞木斧把，一個棒小伙子舉起它來都相當費勁，只見李正文勉強把斧子舉了起來，落下去時非但沒有把木柴劈開，反而彈落在地上，粗大的木墩子上只留下一道淺淺的斧痕，圍觀的人群登時哄然大笑，有人說：「哎，不要把大斧子落在自己頭上，當心腦袋開花！」

從這天以後，姚艮和其他幾個好心的「政治犯」就儘量擠時間幫李鋸木頭，劈木柴，並教會他如何巧幹這些力氣活的要領。但李畢竟是個文弱書生，力氣小，個子又較矮小，再怎麼盡力，也總是干不好，每次都是累得精疲力竭，還是完不成定額。

有一個叫隋老爹的「政治犯」，他原是蘇聯遠東紅色游擊隊的司令員，是姚艮的好朋友，也很同情李正文。他在這個勞改營有一定的威望，經他多次找管理員交涉，才得以把李正文調到了燙衣房工作，那裡的活比較輕，李學得很快，也幹得很出色。李十分感激他們的幫助和關照。他常常對難友們說，是他們救了他的命，如果他繼續干劈木柴、砸石頭、挖土方的重活的話，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

李見姚艮思想苦悶，就耐心勸導他、鼓勵他，要他克服消極情緒，振作起來。當姚表示想學習馬列主義知識，要在理論上求得進步時，李非常高興，幫他制定了一個具體的學習計劃，並按計劃一步一步地給他輔導。他們睡在上下鋪，幾乎每天晚上都可以互相切磋。姚在李的悉心指導和幫助下，進步很快。在他們相處將近一年的時間裡，這兩位難友成了最親密、最知己的好友和同志。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理想，是為了追求真理，決不能半途而廢，在任何情況下都決不離開革命。

姚艮在被關押六年三個多月以後，終於在1939年2月獲釋，輾轉回到了祖國。新中國成立後，他一直在公安部工作，擔任過公安部辦公廳主任。他把自己在蘇聯近七年的慘痛遭遇寫成了一部四十多萬字的書，書名叫《一個朝聖者的囚徒經歷》（1955年群眾出版社出版），寫到了在齊必由勞改營和這位李正文大哥的生死之交的前後經歷，十分生動感人。

姚艮走後，李正文繼續在勞改營服役。他和好幾位外國「政治犯」，包括蘇聯、波蘭、捷克、朝鮮的共產黨人交上了朋友，常和他們交談各國的革命情況。每當他們從《真理報》上看到報道關於中國紅軍打了勝仗的消息，就來向李正文祝賀，他們也曾多次請李到他們住處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有關情況。他們家裡寄來黃油和麵包，也總會拿出來請李共享。特別是幾位蘇聯同志常向管理員說情，儘量讓李正文干一些輕活，並在生活上給予方便。這也是李在姚艮離開後仍能生存下來的重要原因。

向斯大林申訴

李正文對自己的冤案始終不甘心，也從不氣餒，到了勞改營後，他仍像前一段一樣，接連不斷地給斯大林寫申訴信，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辯護，要求重新審查。他在信中巧妙地引用了斯大林自己的話：「托洛茨基認賊作父，糊塗蛋認友為敵，只有布爾什維克才能辨別敵友。」並反問道：「我為什麼就不能被辨別呢？」

他堅持不懈地用俄文先後給斯大林寫了二十多封信，有的托被釋放的難友帶出去，有的自己投郵。這樣反反覆覆地申訴，終於發生了作用。據說斯大林發了話，經過有關部門甄別，於1939年9月正式向李宣布：「撤銷原判，平反釋放。」李正文是被捕受冤者中極少數例外的幸運者，前後被關押了近兩年，就逃脫了這場厄運，而和他一起在國際招待所被捕的四位同志，都全部冤死在勞改營中，無一人生還。

但是，勞改犯即使平反獲釋，也不准再讓他回莫斯科，對李正文的處理是「遣返回國」。他從齊必由勞改營被遣送到歌德拉斯堡的勞改營停留了若干天。在這個勞改營里，李正文見到了不少中國政治勞改犯。一位叫張北的東方大學學生告訴李，他被特別會議判了8年刑，並說莫斯科東方大學絕大多數學生都被捕了。李還碰到了被特別會議判刑20年的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成員陳郁同志。他們兩人暢談了很久，彼此都感慨萬千。陳俄語說得非常流利，當時在那個勞改營里擔任近百人的勞動隊長。據陳告訴李，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中大部分人被捕了，都是由特別會議秘密判刑10年、15年、20年、25年不等，現在都分別在幾個勞改營里服役。

李正文在歌德拉斯堡待了不久，又經過阿拉木圖、阿克斗卡等城市，等待一些監獄中被釋放的華僑刑事犯一批一批集中過來一起遣返，最後共有二百多人，這些人中就李正文一人是「政治犯」。一直到1940年夏天，蘇聯當局才把他們途經阿亞古茲押解到我國新疆塔城。李正文終於結束了在蘇聯的這段噩夢般的生活，踏上了祖國的土地。

隱蔽戰線上的勇士

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時期，李正文決定先回到重慶找黨，投身抗日行列。但沿途交通十分不便，他歷盡艱辛，長途跋涉，經迪化（今烏魯木齊）、安西、蘭州、西安、寶雞、成都，到達國民黨政府的陪都重慶時，已是1941年1月了。

李正文通過熟人，找到了駐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和該處的負責人徐冰見了面。徐冰聽了李的詳細敘述後說：「你在蘇聯被捕過，要解決黨的關係，必須要有蘇聯政府正式平反的書面證明。」

李又設法找到閻寶航尋求幫助。閻是中共秘密黨員，直接受周恩來領導，並和蘇聯在重慶的駐華大使館有密切聯繫。李和閻在東北時就相識，李對閻十分敬重。閻很同情李在蘇聯的不幸遭遇，立即找到蘇聯大使館的武官羅申（羅後來是駐新中國第一任大使），請他幫助查詢此事。蘇聯方面很快來了答覆，說李正文是一位好同志，1937年被捕是一場誤會，早已正式平反，並要李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共產國際東方部實際上是蘇聯在遠東的一個情報機構。羅申交給李正文一份用俄文打印的證明材料，其中就是以上內容。李內心不想再和蘇聯發生任何關係，就推託說：「我不會抽煙喝酒，也不會交際應酬，不適宜做情報工作，還是讓我回中國黨去。」羅申說：「這是決定，你必須留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

李正文拿了證明去見徐冰，匯報了蘇方的意見，表示自己迫切希望回到中國黨來。徐說：「既然共產國際要留你在他們那裡工作，你就應該在那裡工作，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不能和共產國際搶幹部，挖他們的牆腳，反正你在哪裡都是一樣幹革命。」李一再請求，徐就是不鬆口。這樣，李正文就只好接受蘇方的決定了。羅申要李先協助閻寶航工作。閻將李安排在黃炎培先生主持的重慶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任顧問，作為職業掩護。

大概在1941年6月15日前一兩天，閻寶航從國民黨的于右任、孫科那裡獲悉希特勒德國將於6月20日以後幾天內進攻蘇聯的重要消息，這個消息是從國民政府駐德使館秘密傳回來的。閻一方面將此事報告了周恩來，一方面要李正文將這一重要情報迅速轉告羅申。

據後來知道，潘漢年也隨後在香港獲得了這一情報，報告了中共中央。蘇聯最高當局是6月16日收到中方提供的這份情報的，可是他們將信將疑。因為蘇德已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蘇方不相信德國法西斯會如此不講信義。但以防萬一，還是作了一些部署和準備。因此，當德軍於1941年6月22日果真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的進攻後，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情報，使蘇聯得以避免更大損失。為此，斯大林曾致電毛澤東表示感謝。1941年7月，共產國際東方部決定派李正文去上海從事對日寇和汪偽的情報工作。上海是淪陷區，除租界成為「孤島」外，已全被日軍占領。

李正文從重慶乘飛機先到香港，再搭船於8月到達上海，和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上海地區情報工作的蘇聯人尼克萊·伊凡諾維奇接上了關係，從此開始了長達八年的地下秘密工作。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李正文在敵占區的隱蔽戰線上，應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淵博知識，以大無畏的精神，面對複雜兇險的惡劣環境和白色恐怖的嚴重威脅，始終勇敢堅定地站在鬥爭的第一線，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他的一個又一個艱巨任務，為革命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特殊貢獻。

李老於2002年2月病故，終年94歲。他是一位永遠值得我們尊敬和懷念的共產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