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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年

楊永年同志1934年7月出生於今商洛市商州區沙河子鎮黨塬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50年12月參加工作,1955年12月加人中國共產黨。歷任商縣(今商州區)糧庫保管員,洛南縣糧食局會計、副局長,洛南縣財貿政治部副主任、縣革委會生產組副組長、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縣農辦主任,商洛地區機械廠革委會副主任,商縣革委會副主任、縣委常委、副書記,地區外貿局局長,商洛行署副專員、專員,商洛地委委員、副書記、書記,商洛地區人大工委主任,商洛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等職;中共十四大代表。[1]

從事工作

主要從事內分泌代謝疾病臨床與實驗研究,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研究重點為糖尿病及其遠期併發症機制與早期防治。1991年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自主功能性甲狀腺結節高功能機制研究」。主持並完成「九五」國家醫學科技攻關項目「2型糖尿病腎臟病變早期發現及防治研究」。

香港記者

楊永年,四川涪陵人。歷任國內編輯,香港記者。著有詩集3部、散文集1部、報告文學集1部,編輯散文集1部、攝影集1部等。

以前任職

楊永年同志1934年7月出生於今商洛市商州區沙河子鎮黨塬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50年12月參加工作,1955年12月加人中國共產黨。歷任商縣(今商州區)糧庫保管員,洛南縣糧食局會計、副局長,洛南縣財貿政治部副主任、縣革委會生產組副組長、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縣農辦主任,商洛地區機械廠革委會副主任,商縣革委會副主任、縣委常委、副書記,地區外貿局局長,商洛行署副專員、專員,商洛地委委員、副書記、書記,商洛地區人大工委主任,商洛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等職;中共十四大代表。

深入調研

1988年11月楊永年同志擔任商洛行政公署專員後的第一天,就驅車先後深入商南的趙川,丹鳳的巒莊庾家河,洛南的張坪,山陽的漫川,鎮安的柴、達、木,柞水的萬青,研究調查,總結群眾的實踐經驗,清理自己的工作思路,一跑就是二十多天。到第二年初的全區農村工作會議上,就明確提出了「決不放鬆糧食生產,大力發展多種經營,積極發展城鄉工業,多方努力開闢財源,嚴格控制人口增長」,達到三年糧、錢雙超億目標的40字指導思想。為了把這一指導思想更好地落實,這一年他下基層103天,先後深人到14個區、23個鄉、26個村、158戶、23個廠礦、7個企業單位搞調查研究。他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下基層聯繫群眾,不是『身入』,而是深入。目的是吃透下情,看我們的決策符合不符合群眾願望,問題解決了沒有,解決的怎麼樣。」在調研中他發現,鄉村幹部很難記住那幾十字的指導思想,更不用說群眾知道和牢記了。因此,他歸納出通俗形象具體的「五個一」,即:到1992年農村達到戶均一年修一分基本農田、戶均新造一畝經濟林、戶均一人掌握一兩門實用技術、戶均一年出售一頭商品畜、戶均有一人從事非農產業。以此來保證三年糧錢雙超億目標的實現。這「五個一」經地委行署討論認定後,他在1990年元月的全區農村工作會議上,作為商洛人民脫貧致富的奠基工程而布置。這一工程後來得到田紀雲副總理的稱讚。 1990年8月楊永年同志接任商洛地委書記,他做的第一件事還是下鄉到群眾中去走訪。這時他深入基層鄉村,一方面是看一看「五個一」的落實及收效,另一方面是為提出比「五個一」更全面更準確的山區建設方針而去吸收營養,採納智慧。他以九天時間,又一次到商洛最偏遠的鎮安縣柴坪、達仁、木王幾個區。他在總結、借鑑前幾任地委領導人提出振興山區方針和吸收新營養的基礎上,於這年10月召開的地委工作會議上推出了大念「山字經」,走「依山致富、興林抓牧、治坡造田、開礦辦廠」的路子。這就是後來家喻戶曉的振興商洛經濟的「十六字」方針。與此同時,對全區總體工作提出了抓「治黨、致富、治安」三件大事。 如今看起來,這些東西似乎有些古老、過時,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至九十年代都是動員、號召、導引、統領商洛200多萬人越過溫飽線、走上致富路的一面旗幟,有着不可估量的歷史功勳。正如1992年田紀雲副總理視察商洛時所說,商洛山高地薄,人均不到一畝地,卻能解決200多萬人的溫飽難題,這是前無古人,是過去舊社會任何朝代也辦不到的。

關注民生

1988年8月,商州市和柞水縣沿秦嶺主脊的幾個鄉遭受了毀滅性的洪災,人民群眾的生活和生產遇到了極大困難。這年農曆臘月,他到受災最嚴重的柞水縣九間房,一連查訪了28戶人家,問寒問暖.問年關生活。所見所聞使他憂心忡忡,他立即與隨同的地、縣領導和民政部門的幹部在鄉上現場辦公,決定給每個受災群眾供應麵粉10公斤、大肉1斤,每戶供應黃豆7公斤。並讓縣上買兩車蔬菜、一千米花布和油鹽醬醋、鞭炮、春聯等,送到災民手裡,讓受災群眾和往年一樣過好春節。事後他將年關群眾生活安排標準編成順口溜:「家家做豆腐,戶戶蒸白饃,臘月三十吃大肉,正月初一吃餃子,小孩個個穿花衣,村里敲鑼打鼓迎新春。」使幹部群眾都能記得住、看得見。後來省上領導來檢查生產救災工作時,連聲說好,認為既生動形象,又具體實在,成了當時省、地民政部門的工作標準。國家民政部還在有關文件中將此做法推廣全國。 1992年臘月,楊永年同志手拄拐棍,踏着積雪,冒着寒風,去連年遭災的商州市楊斜東嶽廟堡子溝村。當他走進村民陳良厚家後,得知其長年有病,債台高築,其妻和75歲高齡雙腳殘疾的老母親經常外出討飯時,淚流滿面痛聲疾哭,挽着其母的手愧疚地說:「我們的工作沒做好,讓您老人家受苦了。今後不要再出去要飯啦,有事寫信到地委,我叫楊永年。」他立即召集有關部門的領導現場研究,決定由地區直接下撥10萬斤返銷糧,限臘月二十六日送到群眾手裡。在此之前的10月,他到山陽縣漫川檢查農田基建時.得知有一兒童在上學路上不慎摔了跤,一腿骨折,因家裡困難一直末進醫院,便叫陪他檢查的縣上領導李邦印同志帶他去看望。到該孩子家把困難情況問明後,他從自己身上掏出200元交給其大人,並派自己乘坐的小車,當即送往商洛醫院。又給商洛醫院打電話,要醫院組織最好的大夫做好手術。一切安排妥貼後,他語重心長地對坐在一起的縣、鄉幹部說:「老百姓什麼時候最需要我們?就是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幹部要出現在群眾面前,並幫助群眾解決困難,這才是共產黨的幹部。否則,高高在上,不知民苦,不解民難,遲早會被群眾把你趕下去的。」他回地委後,還專程去醫院探視。出院後,他又派自己的小車送回漫川。至今山陽人民還經常念叨這件事情。

上世紀七十年代,楊永年同志擔任商縣縣委副書記,主管財貿工作。當時商縣百貨公司職工劉丹扛,全家七口人,5個孩子中有3個正在上學,靠一月四十多塊錢的工資很難維持生活。幾個春節都是大年初一就出門討飯。怕街坊鄰居笑話,每天早出晚歸,兩頭不見天。一個大學畢業的國家職工竟落到如此地步,使其產生了輕生的念頭,想結束生命……。楊永年同志從走訪中知道這些情況後,1978年臘月二十八日上午讓妻子南彩絨和大兒子楊長治,擔着擔子,提着罐子,來到劉丹扛家,從籃子裡拿出米、面、肉、豆腐、白饃、豆渣饃等擺了一大攤,最讓其感動的是還有一罐醪糟醅。此舉感動得劉丹江喉嚨哽噎,說不出一句話來,兩眶熱淚,直往下流。

類似於這樣的事情還可舉出很多很多。當我們知道這些樸實無華的「故事」後,對每至清明時節他的墳頭總有許多不知名者獻上鮮花、糖果、煙酒之事,就不難理解了!這不是簡單地懷念一個人,而是人民群眾懷念一代基層共產黨人的真情實感。

關愛幹部

為了培養一支甘為商洛人民脫貧致富的幹部隊伍,仙殫精竭慮,言傳身教,在實踐中發現,在工作中培養,大膽提拔,放手使用,無私無畏。這叫一些任人唯親買官賣官的政治腐敗者聽起來,就是不可思議的「天方夜譚」。

他對幹部從不求全責備,只要思想素質好,政治上求進步,肯干敢幹,就大膽使用,賦予重任,特別是年輕幹部。商洛市政協原主席唐慶華、市人大原副主任李邦印,當年在商縣時分別是糧食戰線上的普通職工、鄉下的公社書記,就是在他的提攜舉薦下,一步一個腳印走到今天。

1990年雷生輝擔任商州市市長後,楊永年同志曾將其約到辦公室專門就用人問題交談了近三個小時。在紀念楊永年同志逝世十周年的時候,雷生輝同志已調任省扶貧開發辦主任,他在撰文回憶這次交談時說:至今我還珍藏着老書記關於用人的「經驗之談」。老書記說:」古人講,國有三不祥。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不祥』就是不吉利,有衰亡的兆頭。一個當權者,用人者,有人才而不識,識了人才又不用,雖用了卻不讓其擔負重任,有這『三不祥』,你就幹不成事,幹不成大事。」正是得益於老書記的開啟和指點,我才始終堅持大膽選用德才兼備的有識之士不動搖。

楊永年同志將他的一腔熱血、畢生精力獻給了黨的事業,獻給了商洛人民。1993年12月4日在丹鳳縣巒莊調查研究工作時心臟病突發,病倒在一位農民家的土炕上,12月23日與世長辭,終年59歲。

雖然楊永年同志已長眠商洛山15年了,但商洛人民永遠懷念着他。

清朝官員

楊永年,福建船政輪船「福星」號管駕。船政輪船在閩台海峽海面和祖國海疆,擔負着繁重的海上救險任務,堪稱海上救護神,深受國內外人士讚揚。1872年6月25日,英國商船「吞頓」號、「絲馬兒」號在台灣基隆遇險。英國政府急忙請求中國政府給予救助,朝廷命船政儘快派船前往。船政決定把這艱巨的任務交給富有經驗的「福星」號管駕楊永年。楊永年迅速帶領全船官兵,馳往基隆。在茫茫大海中,他們終於找到了英國遇險船隻。落難的英國人盼到救星,喜出望外。中國艦船幫助他們脫離險境,引進安全的港灣。這是福建船政輪船水師第一次在國際搶險急救中發揮作用。這次成功解救,使得船政名聲遠楊。1873年10月,沈葆楨主政的船政當局上奏朝廷,為艦長楊永年等人請功,朝廷給救險官兵諸多獎賞。

防疫處處長

楊永年,(1901--1987)字松亭,遼寧鳳城人,於1928年10月獲得日本文部省授予醫學博士學位後,在河北大學醫學院擔任了一年多教授。1930年4月但任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簡任技正兼防疫檢驗系主任,開始從事衛生防疫事業。1931年被衛生署派赴歐洲波蘭捷克匈牙利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瑞士等國考察生物學,並在英國皇家醫學院研究生院、美國中央衛生研究院研修生物製品二年。楊永年先生於1934年從歐美考察回到南京,擔任南京中央衛生試驗所所長。

1938年1月,楊永年被派為西北防疫專員,帶領國際聯盟防疫團在西安工作。1938年6月,又被國民政府衛生署派為西北防疫處處長。兼任蒙綏防疫處處長、西北衛生專員、清理煙土委員。期間與鄧寶珊過從甚密。6月20日到蘭州任職,從西北防疫處前任代理處長楊守紳手中接管了西北防疫處。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楊永年奉命離開蘭州到上海籌設中央生物化學製藥實驗處,後擔任處長。

新中國成立之後,1950年,楊永年奉調到武漢的中南生物製品所擔任所長,後調任河南醫學院副院長。

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楊永年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接受審查,造反派組織到所在單位進行調查。「文化大革命」後,落實政策。楊永年由河南醫學院副院長調任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顧問,主任技師。1987年楊永年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6歲。《甘肅防疫志》[甘肅省檔案館]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