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嶺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王金嶺 | |
|---|---|
| 出生 | 1940年2月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國家一級美術師 |
| 知名作品 |
《潑墨荷花》 《華山松》 |
王金嶺[1]（1940年2月—2017年10月），男，漢族，1940年2月生於河南新鄉，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陝西國畫院畫師， 1979年調入中國美術家協會陝西分會國畫創作研究室，任創作研究部主任。陝西社會科學院書畫研究會理事，華聯書畫院副院長，陝西省電影美術學會首屆藝術顧問，陝西花鳥畫研究院名譽院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西安美院客座教授、廈門大學客座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2017年10月25日，王金嶺在河南省新鄉市南濠圃因心臟病突發經搶救無效不幸逝世，享年78歲。
人物生平
王金嶺1979年調入中國美術家協會陝西分會國畫創作研究室，任創作研究部主任。陝西社會科學院書畫研究會理事，華聯書畫院副院長，陝西省電影美術學會首屆藝術顧問，陝西花鳥畫研究院名譽院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西安美院客座教授、廈門大學客座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當今長安畫派領軍人物實力派畫家。
王金嶺，長安畫派代表性畫家，擅長寫意花鳥。作品有《潑墨荷花》、《華山松》等。作品《荷花》入選第六屆全國美展優秀作品展，中國美術館收藏。作品曾參加國際水墨畫邀請展、中國當代名家畫展等。出版有《長安土風畫派王金嶺中國畫作選》一輯，《山水畫庫》、《長安十家》、《中國美術館藏品選集》、《中國美術全集(第四卷)》、《百年中國畫集》、《當代中國著名中國畫家作品精選》等大型畫冊發表多幅作品。論文有《中國畫程式初探》、《石魯用意之道》、《詩與畫的變形》、《筆墨談》、《賦彩談》等散見於報刊。
王金嶺先生畫風沉雄，筆墨恣肆無羈，能於常見題材中獨出心裁，具有強烈的西部風格和東方意味。畫界人士稱他的畫是陽春白雪，學者型畫家。1984年，王金嶺在一幅題為「荷花」的作品中，採用淡墨畫法，將月下荷塘的朦朧之美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全國引起轟動。
早在六十年代初，石魯的作品就以智力型的典範蜚聲畫壇。 當時儘管人們想以「野、怪、亂、黑」貶低他的藝術， 但是對於他那高深莫測的構思，連攻擊者也不能否認它的價值。時代文明的發展，在創作範疇中，也愈顯得獨具匠心的價值。二十多年實踐證明，石魯的用意之道贏得了讀者，而「野、怪、亂、 黑」也成為新國畫運動的一面旗幟。
談到用意，必然涉及意匠， 從石魯的大量習作中可以看到他的匠心獨運。我戀念六十年代以來那些軼作， 一則是因為那些作品遭到冷遇而感到不平，更多的則是因為那些作品充滿着神秘感， 使你久久不能忘懷。
一次我和朋友探望石魯，在他畫室牆上釘着一幅習作， 六尺立幅的紙上儘是蒼勁的野草，看後， 頓時覺得狹小的畫室漠大起來。一種單純的線的律動美令人心肺一震。 這種強烈的形式感是刪去了皴、擦、點、染的俗套，直書而成，他沒有去表現草的生態， 長在什麼地方……。而是抓住微風波瀾的剎那，提純大自然的美。 再看下去，草間空隙處，似有一條小道彎曲上去， 勾起人們聯想和人生道路的回憶。或許你也曾走過這樣的山路，你當時想些什麼……。
畫面單純來自清醒的用意， 強烈的形式感是意匠經營的結果而經營又檢驗了意的真切程度。絕，是石魯用意的核心。 從其他發表的作品中也可找到註腳。
由這幅「野草」聯想起六十年代初在西安展出的一幅四尺方對開「野百合花」。處理不同凡響。
畫百合花或其他雜卉不乏其人，但多半在枝節上下盡功夫， 充其量有幾分生態。而石魯這幅「野百合花」通篇野草，細看， 其間那清俏的百合花瓣，挺立的植株格外動人，他捨棄了人們慣用的穿插，折枝構圖，取野草為畫面基調，突出野百合， 以達到山野尋芳之情的表現，這種取捨，擺脫了慣用的取花舍草的習氣。 抓住稍有疏忽便可失去的感覺，以意取捨，達到清新的藝術效果。
六尺「野草」用減法捨去草以外的其他形象， 通過常見的草，調度人們情感。而野百合的處理，意在表現野花， 而取草來強調山野放情的逸致，卻用加法。「人們寫花舍草，我卻寫草托花」。 與人不同自有不同之道理所在。人說石魯怪，在怪的後面， 你可以很快悟出些道理，這是石魯用意的成功之處。
人們常把粗筆畫曲解為「寫意」，實在是謬種流傳。得意之作，不在筆墨繁簡，而在於獨到的發現， 並能將這個發現形象地表現出來，畫面僅是載此信息罷了，當然見諸於意、理、法、 趣各方面的發現都能成其為好畫。記得石魯一幅僅有巴掌大的習作——「白石」，可以看出以意生法的試探。
這塊白石以淡枯筆捲雲皴畫成，沒有擦染， 但質感和空間表現的非常充分，顯然是一筆淡墨畫完，前面對比強烈，漸變含渾， 無一筆不在結構上。由此看來，石魯沒去依胡蘆畫瓢照搬前人的技法，而是從感受出發，有意在表現力上作文章。 六十年代石魯對「氣」的研究，用了許多功夫。 現存的一幅是淫雨天的秦嶺山林，渾然一片，畫面下部露出幾個勘探隊的白帳篷。山林任其筆墨滲化，從整體上把握氣氛。 另一幅同樣表現這一場景的習作，自六二年在西安展出後再也未見，深感遺憾。
這幅畫面充滿着山林放晴的新鮮空氣， 每棵樹都由一個程式疊加而成。樹幹以焦墨中鋒畫出，一邊用石綠點排出， 另一邊用石青點排出，這樣使得滿山樹冠陰陽分曉，充滿陽光和空氣。 畫面下部帳篷旁涼曬着勘探隊員的衣服，點出晴字。 使畫面與前幅氣氛完全不同，兩幅同一場景的習作，兩個調子，兩種手法處理， 仍以表現自我感受為出發點。以意貫之，絕棄常見。
為了表達一種感受，石魯作了很多嘗試。 站在山巔俯視山下的體會人皆有之，而怎樣表現出來卻不那麼容易。 有幅小品獲得了成功。
這幅畫面近景腳下山石紋理強烈與山下模糊的樹頂形成對比，令人觀後有心欲墮入深淵之感，而這種感覺又有誰表現過呢！
人們在畫面上常常經營虛實。在石魯筆下， 虛實的妙用可謂達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如：「為盲彈藝人韓起詳造像」， 除了神似之外，那兩條腿一虛一實，令人叫絕。 一條放三弦的腿用焦墨寫出，而另一件打連板的腿用淡、虛、動的筆去表現， 加之畫連板運筆乾脆，那條腿上下閃動的節奏就活龍活現地描繪出來， 虛實自有虛實的道理，這些都是慘澹經營的結果。
國畫大家王金嶺
用同樣的虛實處理還有一幅畫令人難忘。 這幅畫上淡淡的遠山靜穆欲睡，近景山坡白雪覆蓋，斜插殘松一株，樹下山路盤旋而上，路以赭墨畫出馬車過後轍痕，融雪紅泥間雜， 其間有寸許高點景人物，處理非常精到。山民身披老羊皮襖的背影踉蹌前行， 一腳以焦墨畫出，另一欲抬起的腳淡墨處理， 拔不起腳的神氣一下把人帶到那個泥濘的山道上去了，畫面上的一切， 全是為這一隻欲拔不起的泥腳作鋪墊，這一隻泥腳使你不能忘懷。 人生道路都要走過一段艱難的里程，而石魯的藝術，主意既定， 就是從這一步一步的跋涉中過來的。失去的東西既然不可挽回， 凝固在畫面上的腳印卻能幫助我們甄別未來的去向。
人物逝世
2017年10月25日上午8時10分，陝西花鳥畫研究院名譽院長、著名畫家王金嶺在河南省新鄉市南濠圃因心臟病突發經搶救無效不幸逝世，享年78歲。
作品賞析
活動
2004年九月與趙梅生、周韶華、魯慕迅、齊辛民、賈平西、趙貴德、劉蔭祥、張桂銘九人在北京中國畫研究院舉行《中國花鳥畫九人探索交流展》
2007年6月29日「當代中國畫名家杜甫詩意畫邀請展」開幕式在杜甫草堂大雅堂舉行。市政協主席黃忠瑩、市政協副主席賀大經出席開幕式。畫展展出了趙梅生、魯慕迅、周韶華、祝燾、齊辛民、賈平西、趙貴德、劉蔭祥、王金嶺、謝春彥、楊思勝、顏泉、蔡寅坤、韓墨等14位國內知名畫家為草堂精心創作的70餘幅杜甫詩意畫精品。 開幕式上，14位藝術家還分別為杜甫草堂博物館捐贈了他們創作的杜甫詩意畫。
2008年5月9日由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山水畫研究院主辦的中國山水畫研究院「走進西部」巡迴展，在省美術博物館舉行。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鄧理出席，著名畫家王金嶺、徐義生、戴希斌]]、何紀爭等與近千名書畫愛好者參觀了展覽。
2010年11月7日，中國當代實力派畫家景德鎮作品展在景德鎮陶瓷藝術研究院隆重開幕。來自全國各地的當代著名實力派畫家和瓷都美術家歡聚一堂，共同祝賀。
參展藝術家有：於志學，馬海方，方學曉，方國興，王孟奇，王培東，王金嶺，馮遠]]，老圃，陳醉，楊金星，張復興，杜應強，陳家冷，李碧霞，汪國新，周矩敏，苗重安，孟祥順，周尊聖，施立華，賀成，姜成楠，郭公達，等長安精神陝西當代中國畫名家作品展」於2011年5月28日在中國美術館隆重開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鐵農，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蔡武，國家林業局局長賈治邦，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何毅亭，監察部副部長姚增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士秋，國務院副秘書長焦煥成，陝西省副省長鄭小明等領導，馮遠、潘公凱、吳長江、楊曉陽、楊力舟、尼瑪澤仁等四十餘位著名畫家出席了開幕式。方增先和上海美術館、楊之光及部分嶺南畫家分別發來賀電。
本次展覽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美術家協會、陝西省委宣傳部和陝西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陝西省美術家協會和陝西省美術事業發展基金會承辦，匯集了著名畫家劉文西、崔振寬、王子武、王寶生、張振學、王炎林、王金嶺、江文湛、王有政、張杲、徐義生、郭全忠、趙振川、張之光、羅平安、王西京、陳國勇的一百三十餘幅精品力作。以上十六位畫家，在漫長而艱辛的藝術生涯中，立足於中國畫傳統，廣泛而深入地取鑒中外文化資源，積極探尋中國畫的筆墨精神與表現潛能，以充沛的創作激情和卓越的藝術成就，為中國美術事業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長期以來，受到學術界密切關注，在全國具有廣泛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此次聯展，無疑是當代陝西畫壇的巔峰呈現，為美術理論界深入解析「長安畫派」之後陝西國畫的發展歷程，把握當代陝西畫壇新格局提供了豐富的文本依據，具有重要的認識意義和學術價值。
2011年12月30日位於大唐通易坊的翠溪畫苑內名流雲集，藝術氣息濃郁，以「南圃隨想」為主題的我省著名畫家王金嶺國畫展在此開幕，崔振寬、郭全忠、王有政、江文湛、鍾明善、張之光、張杲、周一波、李成海等知名書畫家與近千觀眾一起觀看了展覽。
2012年6月19日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大美長安—中國國畫名家展」19日在日本東京中國文化中心拉開帷幕，展出了西安6位著名畫家的60餘幅傳統國畫作品。
此次展覽由東京中國文化中心和中國國家旅遊局東京支局共同舉辦。中國水墨畫界著名畫家王金嶺、西安美術學院繼續教育學院副院長李玉田等6位著名國畫大師展出了自己的作品，其內容豐富多彩，涉及山水、人物、佛教和壁畫藝術等。
2009年4月22日「悟入丹青——首屆中國禪意書畫邀請展」今天上午在洛陽博物館開幕。
本次展覽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書畫研究中心、洛陽市委宣傳部主辦，洛陽市花會辦、龍門博物館等單位承辦。展覽旨在探索禪與中國書畫的關係，揭示心性與寫意相通相融的藝術規律，從而啟發人們摒棄虛妄假象，求真求美，共建和諧社會。參展者包括季羨林、任繼愈、范曾、黃永玉、范揚、王金嶺、何勁松、等當代大家，以及龍門博物館珍藏王鐸、潘天壽等名家的書畫珍品。據悉，在洛陽的首展結束後，這批藝術佳作將在上海、杭州、蘇州、南京、香港、北京等二十餘個城市進行巡展。
訪談
1．在陝西乃至全國畫壇您的筆墨水準無疑是一流的，您怎麼看待國畫的筆墨問題？
王金嶺：一流不一流，我不敢承認。我是在50歲以後才意識到國畫筆墨的重要性，也開始了對筆墨內在精神的探求。當然在年輕一點40多歲時，經常喊風格、喊創新，喊的是不厭其煩了。
當然只要一提到國畫大家都很關注筆墨問題，都把筆墨當成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來談。筆墨就像中國人說話語境裡很細微深入的東西，實際上它和中國畫是在形式上平行的兩條線。說起筆墨，不象一些人認為的「不是指筆，就是指墨」。實際上筆墨是一種表現中國人或東方文化的載體，這種文化精神可以用「筆墨」二字來概括的。
有的人對筆墨不屑一顧，因為他覺得對中國畫來說筆墨並不重要。這個觀點的前提是什麼呢？就是所謂的「新」。「新」與「舊」可能是年輕人的着眼點，年輕人也談的最多。其實不是自己認為的「新」就「新」，比如現在好多人認為的形式已經很「新」了，但實際在30年代很多探索比現在「新」多了。象林風眠他就是哪個時代的佼佼者，因為他不是表面的「新」，他的新是有文化內涵的。所以林風眠的畫在國外人看來是比較地道的中國畫，而好多中國人認為他是標新立異的，是創新的榜樣。筆墨問題我認為它不是孤立的，不是工具，是一種中國文化人運用來表達思想的手段，是一種「比興」的手段。像朱熹在《詩集注》里講的「什麼是筆，取興於筆。」什麼是「興」，就是取意。取意於筆，比興在中國文化里普遍的講是比較重要的，而不是畫畫時用了筆和墨就是講究了筆墨。
筆墨是一個特定概念，像「八大山人」畫的一隻鳥在蓮蓬上臥着，蓮蓬上有很多蓮子。蓮子按常規畫法，如素描它肯定要造型非常逼真，但「八大山人」他非常巧妙簡單地畫了幾個圈，他畫的這個圈本身就叫筆墨了，因為它不是素描，要講體積，講明暗，講線條，它完全是一種意象表現、意象聯想。蓮蓬可以聯想為鳥巢，可以把裡面的圈——蓮子，想象成鳥巢。這就是中國文化的表達方式，中國的筆墨構成。僅僅把筆墨附着於「形色」之上，這不算好的筆墨，中國畫裡真正的筆墨是比較深入的東西。它講究用筆，中鋒用筆，齊白石畫《蘭草》在上面提了「處處中鋒，俗不可耐」這樣一個款，這就很有意思了。這說明了中國畫的筆墨不是一個模式，練地好了就是筆墨。所謂特定的「筆和墨」是為構思服務，為表達服務的。
2．長安畫派的精神高度是筆墨與生活的一種比較完美的統一，也很符合中畫從傳統向現代邁入的一種前瞻性思維，您是否覺得當今陝西畫壇並沒有按照這個思路來發展？
王金嶺：按這個思路發展很難的，「難」到什麼地方呢？首先，作者必須要有思想準備，思想修養。不是當代畫家想按這個思路走，或想按中國文化這個高度畫下去就能畫的。要不然多少年才能出幾個人們心目中的「大家」，像李白、八大、曹雪芹、齊白石，這麼多年才出幾個？因為這些人他自身具備了這些素質，有了這種文化底蘊才能創造出燦爛的文化，所以說當今畫壇，也不是說想出一個就能出一個大師，天天呼喚大師，但最後要落實到一個人身上。不論在盛世還是亂世都可以產生大師，這與時代沒有關係，只與人有關，與中國文化深厚的薰陶有關，當然我不敢說陝西畫壇有沒有真正能突破的大師，起碼現在還不太具備，就是這種人才還不具備，不僅是陝西，全國也是這樣的，沒有人能達到這樣一種顛峰的狀態。
3．有的評論家認為中國需要的是類似文壇上「陝軍東征」般的國畫作品，而不是聊以抒胸中逸氣的舊文人畫，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王金嶺：這種提法我覺得比較片面。不能像「文革」一樣搞什麼「紅、光、亮」，搞時代的大傑作。那都是虛的。黃河大合唱算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象徵，齊白石在當時畫蝦，也已經非常驚人，你不能認為他的藝術修為不能代表時代精神。對於古代抒情性的文人畫，加上這個「舊」字，我想說這是帶有偏見的，「新」和「舊」說明不了任何問題。比如說李白，舊不舊？但他的詩很精粹。文化不存在新和舊，只存在高度。站在任何一個時代來看，李煜的幾首「歪」詞讓人讀了都能催人淚下，它「新」還是「舊」？對新的一代人說就很「新」，不存在「舊」。所謂「舊」，是發了霉的明清味，看似地道，其實與文人畫根本不沾邊。每個人胸中逸氣不是個概念問題，共性都體現在個性上。所謂「共性」，有的人講時代脈搏，石濤講「筆墨當隨時代」，我曾寫的一篇文章是「筆墨當隨己意」。我不是想發展什麼，也不是語出驚人，仔細想想，表面看來我們是隨着時代，但結果不是隨着中國最精髓的文化。很多人在經濟時代拋棄了很多深沉有力的東西，而巧取一些容易生成的東西。所以所謂「陝軍東征」這個概念就是很多名家到北京形成一種氛圍。可以這樣說，陝西是個窮地方，但陝西藝術家的高度並不符合這個簡單的邏輯，不能因為經濟落後就認為文化落後，我從來就不這樣認為。在一個非常潦倒的時代照樣可以出大師，再就是要真正具備文化上的一種高度。在文壇上留下些痕跡，不是現代人隨便能說的，當然也不是虛幻的，說死了以後會怎樣，多少年後怎麼樣。起碼好的作品都要經過50年的淘汰，50年的洗禮，50年後再看。清朝有個道學家劉熙載說：「君子薄命一時，不薄命一世」，「一世」就是一輩子，「一時」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時」60年與「一世」差不多，但「一世」不一定就是一輩子，可能是多少代。八大山人到現在三百七八十年了，到這時才把他當成了不起的「鼻祖」，中國畫的後現代主義，現代派都很推崇他。為什麼？這是人們逐漸深入認識的一個過程與結果。
這個問題展開來講應該是個很有意思的課題，這裡面說到一個人胸中的逸氣，人心中就需要有一點逸氣，需要一種靜氣，現代人講和諧、講沉穩，講坐得住。我想這都是中國文化人的一種美德，它不是落後，因為文人不搞其它的，只搞文化。拿文化人與其他人比，我覺得用不着，非要文化人有什麼更多的關注時代的作品，我想這不是自身想怎麼樣就能達到的。
4．您認為作為一位真正的中國畫家應該具有一種怎麼樣的生活狀態？
王金嶺：每個人都不一樣，比如有的人把經濟看得重，會搞一些商品畫，這無可非議，因為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追求不一樣。但也不能否認，人的「物質第一性」，實際上物質第一後，馬上就是精神第一，有的人追求經濟，不一定就忽略精神。有的人掙了錢後仍然痴迷於中國畫上，說明這就是精神性的，所以人可以有各種生活方式，千人千面，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很正常的。
一個藝術家就應該畫好自己的畫，應該處在一種藝術的陶醉狀態。孔子講「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你把自己的這一行搞好，所謂道生，「得道多助」大家的擁戴與敬仰，你在自己的行當里守住了，或有更深的追求。李白、鄭板橋、齊白石等所有人都講「金默之道」，就是坐冷板凳，不能在風頭浪尖搞。中國畫要下死功夫潛心研究，當然我不排斥有的人在風頭浪尖搞的名堂，每個人的追求不一樣，我也不羨慕這些人，因為這個我做不到，我站到那些熱鬧的地方就難受，我一直喜歡坐冷板凳，但我並沒有停止我的筆，我並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去清苦的活一生，每個人只要覺得自己的處境剛好合適就好。
5．傳統文人推崇「高蹈的心境」您怎麼理解這個詞彙？這種心境是否和一種現代的文明精神相背離？（比如博愛精神、天下為公精神）
王金嶺：傳統文人，比如陶淵明，他當了官以後就不自在，「為五斗米折腰」他不自在，「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他過着那樣清貧的生活。這被後來的所有文人所仰慕、所敬仰。中國文化人在過去唯一的出路就是當官，不做官就飛黃騰達不了。但當了官又心情不自在，這是最後陶淵明在出仕以後又做隱士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文化人的榜樣。這說明逃仕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人心中占據很大的地位。其核心就是精神自由。陶淵明與野老可以談天說地，這種生活方式對後來人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歷代文化人標榜陶淵明這是必然的。因為社會的險惡，人生的詭異，都構成對陶淵明生活方式的憧憬。這種心態是正確是錯誤，每個人的衡量標準不同，我仍然是個舊文化人，當然我文化底子也不厚，但作為我來講，陶淵明能深深打動我。
這個時代可能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要熱熱鬧鬧的。大家都在不同的坐標與位置上生活，生活方式不一樣。但有些人的生活方式象陶淵明一樣，他們的生活境界你也無可厚非，無所謂對與否，好與壞，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的。香港很繁華，但對中國文化追求的人很多。日本、韓國也是很現代，經濟發達的國家，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文化，到現在遠遠比大陸要深沉的多。台灣也是這樣。誰能左右人們對精神領域的挖掘？沒有人能左右。大家要是都生活在一種無聊狀態中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6．在你的理想境界中，中國畫界應該是怎麼樣一種狀態？
王金嶺：中國畫仍然與其它藝術一樣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狀態，這不是隨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客觀的。比如我認為一個朋友畫的花很俗氣，就對他說了。他卻說「我還捨不得這些色彩，捨不得那些觀眾」。這就提出一個「觀眾群」的問題。打個比方，我喜歡的觀眾是「將軍」，數量不要多，但份量很重，質量很高。但有些人喜歡的是「士兵」，數量多。不是說「士兵」就素質不高，這只是個比喻。有的人對數量的要求很多，但我覺得數量和藝術無關。為什麼這樣說？比如好多件古代青銅器里，只有一件「馬踏飛燕」讓人記憶深刻。馬蹄踩着燕背，描寫馬快步如飛，都踩着燕背了。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修辭，這就是表現。這種銅器少的不得了，幾千年一共才有幾件這樣的東西？但人們對這樣的東西，是一代一代流傳下來，不斷地發掘它，把它提升到一種高度。對於所謂的數量，像歷代的皇帝，他們的影響非常大，他們的權力很大，但現在人們能知道幾個皇帝？有幾個皇帝讓人能記住呢？話說回來了，沒有人不知道李白、曹雪芹的，所以好多東西，不是數量的問題，是質量的問題。 7．王老師請您談談中國畫的寫意精神與西方表現主義的異同？
王金嶺：中國畫與西方繪畫尤其是現代繪畫最大的區別就是中國畫從開始就不是寫實的。中國畫最後都落腳到筆墨上了。就像我們看戲曲，它不只是動作，戲曲是提煉了的生活，是生活的出形放彩。這就是超越了形式本身的。中國畫一但形成畫了，它就帶有遊戲的、很瀟灑、很活潑的成分在裡面，而不是拘泥的放在形和色上。西方繪畫更多的是要在「似與不似」兩者上做文章。所謂「不似」 就是純粹的抽象，是一種修辭。中國人就是在似與不似之間尋求，就是內涵。
中國畫與西方現代畫最大的不同點就在這，西方在中國畫裡也吸收很多東西，中國畫和西方繪畫在最高的地方是一致的，是相通的。中國畫的東西外國人照樣可以理解，原因就是中西方在思想最微妙的地方思想是相通的。中西藝術的領地是同源的。中國人對西方現代繪畫東西的誤解很多，那只是無知而已。
8．文藝評論界有人認為中國文人畫之所以追求一種所謂的筆墨境界，是因為文人缺少一種改變社會的勇氣，所以用這種消極的感覺來麻痹自己，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王金嶺：每個人都在麻痹自己。相信真理是在麻痹自己，崇拜某人也是在麻痹自己。這是一種精神狀態。人要是沒有精神了，那就沒有三教九流之分了。這種提出「麻痹自己」是帶了「高帽子」了，是非常虛幻的高帽子。 所謂「強」，我認為是你把自己的主業搞好搞精，搞到極致，不要泛泛要求每個人都是一種模式去所謂的奮鬥。藝術家辛勞一輩子，沒有人承認這是獻身。這不是獻身嗎？他把整個青春，都奉獻到這裡面了，最終還不一定能成功，但這不是獻身嗎？我想這是非常悲壯的，不能用一個模式來要求，非要藝術家怎麼樣。藝術家就是搞藝術的，他沒有別的能力，或者說別的人也沒有藝術家這種能力。
9．您怎麼看待自己的藝術成就？您將一直堅持自己在藝術上的探索之路嗎？
王金嶺：實際上我從喜歡畫到大學畢業，對藝術的追求沒有停，這是一種深層次的愛好，覺得這是一種美。至於目標是什麼樣？就像我經常說的「目標都是死亡」，肯定都是死亡。但是你死的怎樣？死的是不是光彩，死的是不是閃光，這不是每個人想怎麼樣就能怎麼樣的。誰不想當大師？但不可能都成為大師，這只是自己的願望而已，甚至這樣說，和前人來比，好多人說誰超過誰了，我覺得你永遠也超不過人家。為什麼這樣說呢？人家在你前邊，是人家淘汰你，不是你淘汰人家。所以好多人說誰超過誰了，我覺得這種提法就很錯誤。根本沒有可比性。要超過老子，超過孔子，給《易經》里加注再多的東西都超不過的，因為人家在前邊，人家在幾千年前就讓世人轟動，你能達到嗎？這個時代都是沙子，找金子要靠淘沙，淘到最後是金子總會發光的。人要有「知丑心」，人要知道「丑」了，就不會美醜不分了。
從39歲，石魯將我調到美協，我覺得我才真正把藝術當個事業來搞，我的藝術有多高？我不是謙虛，我可以大言不慚得說，我知道好壞，但我拿不出來，不等於我將來不能逼近，我仍然要逼近這個目標。到美協後，我就開始發表些論文，那兩三年寫的就是真正的把中國畫的筆墨、章法、色彩等元素從宏觀上來把握。現在能體現出來的，實際上是剛進美協或進美協前畫的畫。那時的畫比現在的更開闊，更無所顧忌。當時到美協才發現自己有很多不足，這麼多年走過來的是不斷在實踐中完善的過程。至於我，肯定要按自己的目標來畫。因為我從開始到現在對藝術的理解沒有變化，對細微的東西體會地更深刻了一些。
10．作為藝術界的前輩您對陝西畫壇能否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議或忠告？
王金嶺：沒有更多的前瞻性，也沒有資格來提出什麼方向性的東西。因為每個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我只能說我自己，我既然前半輩子幾十年都是這樣過了，將來我也不會有任何改變。我一定把自己的這片淨土守住。就算市場經濟再活躍，我夠吃夠花就行了。
作為陝西來說，雖然是個窮地方，但陝西有這麼多深沉、輝煌的歷史以及。為啥陝西會有這麼多的藝術家？因為陝西這個厚土。像「漢唐遺風」，其它地方沒有。耳濡目染時間長了後，這種很深沉的東西，藝術家都可以捕捉到。在這裡要呼籲的不是藝術家，而是領導。口口聲聲說我們是文化大省，但更多的領導不太關注文化，更多關注的是經濟，對文化事業的投入太少。這對藝術家的處境非常不利，甚至造成了很多優秀藝術家出走的局面，好多藝術家都是在陝西成名的，而且現在仍然在給陝西人，給陝西這個地方爭光。現在把這個現象叫人才的邊緣化。我認為陝西的文化是個資源，實際上這個資源遠比經濟資源要深沉得多，要融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