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佐爾格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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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佐爾格（Richard Sorge，Рихард Зорге，リヒャルト・ゾルゲ，1895年|10月4日|1944年|11月7日），早年譯作「索治」、「沙奇」。德俄混血，20世紀最著名的蘇聯間諜，他的情報網代號是「拉姆齊」（Ramsay）。
中國
1930年1月10日，佐爾格來到中國上海，入住沙遜大廈的華懋飯店（Cathay Hotel），化名亞歷山大·約翰遜。左爾格的公開使命是研究銀行業務，這是左爾格在漢堡大學經濟學院研究過的課題。在上海時，左爾格又得到了一項來自德國化學學會的委託，調查中國市場銷售法本工業公司產品的可能性。首先拜見了德國駐上海總領事Heinrich Rüdt von Collenberg|海因里希·魯特·馮·科倫貝格男爵，被介紹給駐南京國民政府的德國軍事顧問團，與軍事顧問Hermann Kriebel|赫爾曼·克里貝爾成為摯友。左爾格「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個狹長的腦袋，一頭濃密而捲曲的頭髮，臉上已經有了皺紋，一雙深藍色的眼睛，鑲着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張輪廓漂亮的嘴。」在社交場合他風度翩翩，器宇不凡，頗有人緣。以後，左爾格成了軍事顧問團的常客。Hermann Kriebel|赫爾曼·克里貝爾把左爾格引薦給了軍政部長何應欽。希特勒上台後，Hermann Kriebel|赫爾曼·克里貝爾以其納粹黨元老黨員的身份繼任了德國駐上海總領事。
接替了老資格的在滬情報網負責人亞歷山大·烏拉諾夫斯基的資源，包括馬克斯·克勞森，以及為法蘭克福日報工作的美國著名左翼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史沫特萊又將佐爾格介紹給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尾崎秀實。佐爾格從收費昂貴的華懋飯店移住青年會大樓（今西藏路123號），最後定居在尾崎秀實的虹口居所，地址是施高塔路（今山陰路145弄2號）。在德國領事的推薦下，左爾格遷至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一套舒適而租金不貴的住宅，並住了兩年。
佐爾格以記者和農業專家的身份，隨史沫特萊環遊中國，與各地的中國共產黨成員建立聯繫。1932年夏，國民政府同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蔣介石籌劃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左爾格從軍事顧問團朋友處得到對鄂豫皖根據地的進攻計劃以及「掩體戰略」詳細計劃後，在電告莫斯科的同時，把情報交給了陳翰笙轉交給中共方面。 佐爾格在上海的組織代號為「拉姆扎小組」，情報發給「慕尼黑」（在莫斯科的上級的代號）。據俄羅斯解密檔案，左爾格在上海期間，通過其報務員馬克斯·克勞森的地下電台（經海參崴中繼）發回莫斯科597份電報，其中有335份直接通報給了中共。蘇聯國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長帕維爾·蘇多普拉托夫中將指出，「左爾格搞到的情報在整個30年代都相當受重視」，它們為蘇聯制定其遠東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1]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左爾格在東京巢鴨監獄的獄中日記里寫道：「假如不是為了崇高的事業，我將在中國一直呆下去。我深深地迷戀上這個國家了。」
日本
1933年5月蘇聯決定派佐爾格建立在日本的間諜網，1933年9月6日佐爾格抵達橫濱港，他受到上級的警告，不要和處於地下狀態的日本共產黨或俄羅斯駐日大使館|Посо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в Японии|蘇聯駐日大使館進行聯繫；相反地他抵達東京後的首先工作是訪問德國駐日大使館，與使館的德國人員建立人脈關係，並藉此進行間諜任務。
1937年7月佐爾格以記者身份到中國東北及華北搜集情報，以其德國記者身份為莫斯科提供了大量關於二次世界大戰遠東戰場的信息。 1941年6月佐爾格警告蘇聯：德國準備發動巴巴羅薩計劃進攻蘇聯，但是沒有得到史達林的重視。 1941年9月14日佐爾格通知蘇聯紅軍：日本不會進攻蘇聯，除非：
1941年10月14日尾崎秀實被捕，佐爾格接到警告，日本特高課正在逼近他。佐爾格決定同他在日本酒吧結識的情人石井花子一道離開日本，不過一個小錯誤使他付出了沉重代價：他沒有燒毀警告他的紙條，而是將它扔在路旁；尾隨他的東京警視廳特別高等警察外事課迅速地拾起了這張作為他罪證的紙條。同年10月18日佐爾格在東京石井花子家中被日本警察特高課逮捕。受尾崎秀實身份與交往的內閣、陸軍參謀本部高級人物的影響衝擊，第三次近衛文麿內閣於1941年10月16日總辭職；原任近衛內閣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於10月18日出任首相組閣。對相關人士的逮捕持續到翌年春季。但在當時及此後的一段時間，日本的新聞媒體沒有做任何報道。小尾俊人為《現代史資料》叢書之《佐爾格事件（一）》卷所寫的《解說》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
1941年10月逮捕佐爾格等人的消息，在日本統治層如電擊一般傳開，並招致巨大的洪水般的流言。尾崎參與的早餐會的成員們，據說都悄然無聲，相互確認着是否有'檢察官'的傳喚，而一般人民則直到下面所引錄的司法省的正式發表之前，一無所知。這個正式發表，是在逮捕翌年即1942年5月16日，對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等人的檢察審問已經結束，獲得確鑿證據之後。
1942年5月16日，以司法省刑事局制定的《國際諜報團事件發表綱要》為依據，有關佐爾格事件報道的禁令終於解除，《朝日新聞》1942年5月17日第一版標題為《國際諜報團被逮捕 國內外五人主犯》的報道。
【司法省十六日午後五時發表】昭和十六年十月以降，東京刑事地方法院檢事局根據警視廳的探查，指揮同廳進行了嚴密搜查；對理查德・佐爾格等相關者即可稱為國際諜報團事件的主要關係人之審訊已告一段落，本日對其核心分子五人以違反國防保安法、治安維持法、軍機保護法等罪名，向東京刑事地方法院提出要求預審的手續。
本諜報團由接受共產國際總部建立赤色諜報團組織的指令於昭和八年秋派遣至我國的理查德·佐爾格，糾合此前已經按照同樣指令來到我國的布蘭克·德·武凱利奇等，此後依序獲得宮城與德、尾崎秀實、馬克斯·克勞森等核心分子加入，使其機構得以強固組成，作為國內外共產主義者組成的秘密諜報團，利用十數名國內外人士，自結成以來直至被逮捕為止，多年來以合法之偽裝，巧妙之手法，竊取包括與我國國情相關的機密事項在內的大量情報，通過通訊聯絡及其他手段傳遞出去。
近來由於日本精神的昂揚與屢次舉行的搜捕，使共產主義運動幾近銷聲匿跡，但尾崎等左翼分子仍不捨棄其信念，做出如此之賣國行為，此種情形，實令人憎惡。
最初由於佐爾格的德國僑民和納粹黨員身份，日本人相信佐爾格是一名阿勃維爾成員，不過阿勃維爾否認佐爾格是其成員。經受刑拷打，佐爾格承認自己是蘇聯間諜。新的證據顯示，佐爾格也可能是為了掩護小組其他成員的行動，而選擇招供以拖延時間。他招供真實而過於詳細，但並沒有交代同伴。在佐爾格用打字機以德 自1929年夏末起，我從斯堪的納維亞和英國歸來後，我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就中斷了。
我所提供的情報，是送給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還是送給了秘書處，或者是中央委員會設置的某情報機構，我對此毫無所知，但被黨的最高領導部門，因而也被蘇聯政府的最高領導機構所用，是確定無疑的。下面，我試陳述我的情報活動之性質：從手續層面或組織層面，我的報告送往以第四局而為人所知的特殊機構。我為完成任務所必須的技術支持（比如無線聯絡、無線電技師等）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都由這個第四局提供。有時第四局也向我下達有關軍事性的任務，但重點放在對黨的領導部門而言是必要的政治情報。因此，我和莫斯科當局的關係如下：所有的報告皆送往第四局，由第四局呈交給蘇聯共產黨領導機構，其中對共產國際（Comintern）有價值的情報則送到那裡。此外，蘇聯陸軍、外務人民委員部等機構肯定也可以看到報告。總之，我的報告，從內容上說是通往蘇聯共產黨，從手續上說是通往第四局。
由於1941年4月簽署的《蘇日中立條約[2] 》尚在五年有效期內，日本司法當局對蘇聯的情報人員，是不宜以「敵國間諜」援引《國防保安法》定罪的。只有強調其「共產國際」身份，並把「共產國際」解釋為危及日本國體的顛覆組織，才可能援用《治安維持法》延長對佐爾格、尾崎秀實等人的拘留審訊時間，並以「顛覆國體罪」定以重刑乃至極刑。
由於蘇聯政府否認佐爾格蘇聯間諜的身份，佐爾格未能與日本戰俘進行交換，他被監禁在巢鴨監獄。
逝世
《台灣日日新聞》報道：
【東京支社特稿】關於此前因國際諜報團事件被逮捕的理查德·佐爾格、尾崎秀實等，自昭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以來，東京地方刑事法院禁止公開，而由高田審判長進行調查審訊，但因被告人宮城與德於八月二日死亡，同月六日駁回該人的申訴，其他被告則於九月十日之前審理終結，分別解除了不得公開的禁令，於二十九日上午十時開庭公審，做出如下判決。
尾崎秀實、佐爾格被判處死刑、馬克斯·克勞森、布蘭克·德·武凱利奇被判無期徒刑以及安娜·克勞森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1944年11月7日東京時間上午10時，佐爾格於東京被日本當局處決。尾崎秀實也在同一天早些時候被處決。
早年
1895年10月4日理查·佐爾格出生在俄羅斯帝國外高加索巴庫（現阿塞拜疆共和國首都）附近的Sabunchi鎮，是一家9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父親阿道夫·佐爾格是一位德國石油鑽探設備專家，供職於瑞典諾貝爾兄弟公司；母親尼娜·西緬諾娃·科別列娃則是一位普通的俄國婦女。
1898年阿道夫·佐爾格與高加索石油公司的契約期滿後，帶着全家回到德國。用佐爾格自己的話說，「使我的生活與常人稍有不同的唯一一件事是，我清楚地知道以下事實：自己是出生在南高加索，但在非常年幼時我們就搬到了柏林。」
世界性的佐爾格一家「與柏林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極為不同」。理查·佐爾格自稱他的祖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事──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爾格，但事實上他只是理查·佐爾格的叔祖父。
1914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19歲的理查·佐爾格志願入伍，加入德軍炮兵野戰部隊。1916年3月他在西線作戰時身負重傷。榴霰彈切斷了他的3根手指，傷害了他的雙腿，致他終生微跛。他被提升為下士，並獲得了二級鐵十字勳章。他在住院康復期間與一位護士交往，受到她父親的影響，閱讀馬克思著作，接受了共產主義理論。戰爭後期，他在柏林大學、基爾大學和漢堡大學學習經濟學。大學時代嚮往社會主義。1919年8月，理查·佐爾格在漢堡大學經濟學院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19年10月加入德國共產黨。從1920年到1922年佐爾格住在索林根（今屬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與自己的師母，即過去在基爾大學時的政治學教授庫爾特·艾伯特·格拉赫（1886年-1922年）的妻子克利絲蒂亞那同居。1921年5月佐爾格和克利絲蒂亞那結婚，1922年共產黨將他調往美茵河畔法蘭克福搜集關於工商業界的情報。1924年德共九大期間佐爾格與妻子女兒來到蘇聯並定居莫斯科，正式加入共產國際的國際聯絡部，1925年加入蘇聯國籍，並轉入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隨即與克利絲蒂亞那離婚。1928年出版著作《新德意志帝國主義》。
1929年佐爾格被劃為「右派」而調離共產國際，隨即加入蘇軍總司令部4局（負責軍事情報工作），此後他終生服務於這一部門。
1929年11月啟程前往柏林，在那裡取得德國護照，並獲得了《德意志糧食報》特派記者頭銜，以及一家社會學雜誌的供稿合同。隨後佐爾格前往英國旅行，「研究英國的工人運動、共產黨的地位與政治、經濟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