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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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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10年
國籍	中國
職業	歷史學家

瞿同祖（1910年7月12日——2008年10月3日），出生於長沙。是20世紀卓越的社會史與政治史學者，為中國社會學從事歷史研究留下了寶貴的學術遺產。瞿同祖的祖父瞿鴻禨曾任光緒時期的軍機大臣，親自為瞿同祖開蒙。其叔父瞿宣穎指點瞿同祖古文、漢賦與歷史。

1930年，瞿同祖以優異的成績被保送至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師從吳文藻。瞿同祖與同門費孝通、林耀華、黃迪等皆生於狗年，四人被師母冰心戲稱為「吳門四犬」。1934年，瞿同祖以《周代封建社會》獲得學士學位並進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在吳文藻教授和楊開道教授的指導下攻讀社會史研究。1936年瞿同祖碩士畢業。其碩士論文《中國封建社會》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陶希聖和楊開道為之做推薦序，很快成為了國內若干大學的指定參考書。

抗戰爆發後，瞿同祖應吳文藻和費孝通邀請，於1939年任雲南大學社會、政經、法律三系講師，後升任副教授、教授，並於1944年兼任西南聯合大學講師。期間，他撰寫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該書194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並於1961年以《傳統中國的法律與社會》為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贏得國際聲譽，被認為是關於中國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

1945年春，經費孝通聯絡，應美國著名的中國史學者魏特夫的邀請，瞿同祖先後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研究室研究員、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從事中國史的研究，並與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成員楊聯升教授及哈佛法學院梅倫教授（Arthur von Mehren）共同開設「中國法律」一課。1962年瞿同祖用英文創作完成《清代地方政府》，在西方漢學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被認為是當時「最為完整的關於中國地方行政運作的圖解」。 1962年，瞿同祖應威廉·荷蘭的邀請，到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擔任亞洲系副教授，講授中國通史。

1965年，瞿同祖輾轉回國。此時文革即將爆發，沒有人能夠為他安排工作，在5年的時間裡無事可做。1971年，湖南文史館終於接受他為館員。瞿同祖與夫人趙曾玖一道應約翻譯了《艾登回憶錄》，作為內部歷史資料參考。1972年，瞿同祖的英文著作《漢代社會結構》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1976年，瞿同祖被借調到了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中華書局重印了《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瞿同祖及其著作，開始逐漸引起了中國大陸研究者的注意。2006年，瞿同祖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稱號。2008年10月3日，瞿同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際，由季羨林、周一良等甄選，推出了北大學生應讀的30本書書目，其中包括《周易》《史記》《紅樓夢》，也包括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該書單列出的人文作者中，出生於20世紀的只有梁啓超、魯迅、馮友蘭、瞿同祖，而瞿同祖是當時唯一尚健在的作者，這本《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則是他在半個多世紀前完成的。

1965年，瞿同祖學術聲譽正隆，他辭去了海外教職，輾轉回到了大陸。等待他的，將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此後，在長達40餘年的歲月里，瞿同祖在中國大陸的學術及社會生活領域，均保持了緘默狀態。瞿同祖的學術生涯在盛年時被腰斬。當他在湖南長沙無所事事之際，在大洋彼岸，他此前參與的「中國史研究計劃」仍在結出碩果，其英文著作《漢代社會結構》1972年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美國社會經濟史學家魏特夫，以研究中國水利工程的文化意義著稱，同時兼任「中國史研究計劃」的總監，他認為，瞿同祖的工作已經將中國社會和歷史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魏特夫且表示：「瞿教授在與他早些時候返回中國大陸的妻兒會合之前，完成了他的工作。一本書有一本書的命運，在這個計劃裡面，世界大戰和中國的發展都留下了印記。儘管我與他見解不同，但我仍然尊重他闡發自己觀點的自由，就像我對待一個自由世界裡面的自由學者所應該做的那樣。」

世家

「瞿同祖不能夠算是同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出身就決定了他的不具代表性。

使得他有能力不求名利、努力工作，永遠不會因為受到一點挫折而走向偏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者[[趙向記者描述。

1910年7月12日，瞿同祖出生於長沙。祖父瞿鴻禨是晚清重臣，曾任光緒時期的軍機大臣。他曾經三次向慈禧保薦康有為，參與籌劃預備立憲，並與另一位權臣岑春煊配合，試圖扳倒袁世凱而未果。事情雖敗，而其影響所及，卻是清代末年的政局演變。

瞿同祖是其嫡孫，瞿鴻禨親自教授，為其開蒙。除了讓瞿同祖為《論語》斷句，還以朱筆寫正楷，讓年幼的孫子在上面描摹。

瞿同祖的叔父瞿宣穎先後任燕京大學、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教授，著有《漢魏六朝賦選》、《中國社會史料從鈔》等。他指點瞿同祖古文，給他講漢賦，還教他歷史。

幼承庭訓，瞿同祖的文史知識遠遠超過了同齡人，他還在中學時便自學了《尚書》，而《尚書》之難，居五經之首，連韓愈都認為它十分難懂，稱其為「佶屈聱牙」。

1936年，瞿同祖碩士畢業，又因成績優異而獲得金鑰匙獎，其碩士論文《中國封建社會》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清華大學圖書館至今存有瞿同祖1937年的親筆贈書，上書「西南聯合大學惠存，著者敬贈。」該書由陶希聖和楊開道為之做推薦序，很快成為了國內若干大學的指定參考書。羅隆基後來告訴瞿同祖，他在西南聯大兼課時即以此書為主要參考書，並說若無此書，他便無法開課了。但瞿同祖本人並不苟同，他認為20多歲寫不出好書。他在燕京大學的最大收穫是趙曾玖，1932年，趙曾玖從培華女中考入燕京大學國文系，同年8月，兩人共結連理。不久，抗戰爆發，瞿同祖南下避亂，並應吳文藻和費孝通邀請，到雲南大學任教，兼任西南聯合大學講師。期間，他撰寫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當時的寫作條件極其艱苦，為了躲避空襲，瞿同祖和費孝通等一起住在了雲南呈貢縣的農民家裡，每個禮拜都騎馬到火車站，然後坐火車到城裡去上課，上完課又坐火車，再騎馬回來。1947年，《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61年以《傳統中國的法律與社會》為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贏得國際聲譽，後者被認為是關於中國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而當此書還在征訂單上時，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就提前預訂了。這位20世紀偉大的思想者，不斷追問自己的中國學生林毓生，這本書有無到貨？以及他對於該書的意見。

1945年春天，經費孝通聯絡，應魏特夫的邀請，瞿同祖攜趙曾玖及子女抵達美國紐約，先後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研究室研究員、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瞿同祖的研究日臻化境，美國《亞洲研究學報》讚揚他的新作《清代地方政府》，認為其「為我們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關於中國地方行政運作的圖解。」

歸來

1956年，新任台灣東海大學校長曾約農到紐約拜見胡適，請他推薦一位旅美中國學者到該校任教。胡適推薦了瞿同祖。瞿、曾兩個家族本有聯姻之誼，瞿同祖去探訪了曾約農。兩人在旅館裡共進了早餐，但瞿同祖謝絕了曾約農的邀請。胡適後來途經哈佛大學，與瞿同祖、楊聯升、何柄棣等見了一面，還當眾提起了這樁憾事。1958年，胡適本人去了台灣，榮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而瞿同祖心之所系的，是岸的那一邊。早在1949年冬天，趙曾玖便攜一雙小兒女回到了中國大陸。瞿同祖的兒子瞿澤祁當時只有十歲半，雖然會說中文，但一個中國字不會寫。瞿家與俞平伯家是世交，瞿澤祁便拜俞平伯為師，由俞平伯教他學習中文。談及母親1949年返回大陸的原因，瞿澤祁告訴記者，就是想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1965年，瞿同祖從加拿大經歐洲，輾轉回到了中國大陸，還背回了不少唱片，他酷愛古典音樂。但是他所面臨的，絕非是浪漫情致：文化大革命即將爆發，學術研究已瀕臨癱瘓，沒有人能夠為他安排工作。

而一個沒有單位的人，在那個年代，與黑戶無異。瞿同祖完完全全地浪費了自己的時光，在賓館裡一住就是5年，沒有書看，沒有朋友，生活沒有着落，幾乎花光了帶回來的美元。

接待他的是華僑事務委員會。華僑委員會讓他到湖南去，說那邊有義務安排你的工作，等他到了湖南，湖南方面又表示，你還是回北京吧，我們安排不了你。瞿同祖滿懷報國熱情，卻無用武之地。在這個過程中，他大病一場。1969年，瞿同祖在長沙犯胃病，大出血，報病危，被送到湖南湘雅醫院搶救。1971年，湖南文史館終於接受他為館員，該館起初建設的目的，便是安置閒散在社會上有聲望的文人耆宿。其館員中既有翰林、進士、舉人，也有作家、藝術家、國大代表、國民黨參議員等。身為晚清翰林的後裔，瞿同祖拿着每月六十多塊錢的工資，除了參加「學習」，沒有做過任何研究。幸運的是，他沒有挨整，而當時從美國回來的人，大都遭遇了特務嫌疑。

1976年，尚在湖南文史館工作的瞿同祖與夫人趙曾玖應約翻譯《艾登回憶錄•清算》。這是一本內部發行的讀物，共52萬多字，分上、中、下三冊，艾登是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左右手，並被內定為其繼承人，他自1935年起數度出任英國外交大臣，其後又任首相，對英國外交政策起了一定的影響和作用。翻譯此書主要是作為內部歷史資料參考。這是瞿同祖回國十年後第一次跟「學問」沾邊，而且與其研究領域風馬牛不相及。但瞿同祖還是很高興，他後來曾表示，「當時翻譯出版這本書，是沒有報酬的，但我很樂意，因為回國，就是想為國家出力，所以，好容易有這件事，我欣然接受。」

淡出

瞿同祖回國的一個重要動力，是為了與妻兒團聚。1976年，趙曾玖病逝。1949年歸國後，她從北京被發配到貴州，上個世紀70年代初，才退休回湖南，與瞿同祖團圓。因為戰爭及動亂，他們結縭四十餘載，共同生活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18年。文革期間，瞿同祖的兒子瞿澤祁，這個曾跟着俞平伯學習中文的孩子，亦被發配到了東北林區。

而此後的日子裡，瞿同祖不得不回答一個持續經年的疑問。在一次訪談中，他終於爆發了，「有人提問很不合理，像文革時你為什麼回國來這樣的問題，就無法回答。國內發生文化大革命，我怎麼知道呢？連劉少奇都不知道要發生文化大革命，我怎麼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國內情況，我回國，事先沒有跟國內聯繫過，我是一個中國人，回國來還要聯繫嗎？！」

1976年，時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長的李新，聽說了瞿同祖的際遇，愛惜人才的李新，將瞿同祖借調到了近代史研究所，且於1978年，為之正式辦理了調動手續。瞿同祖年近七十，方回歸到學術圈內。他始終記得燕京大學師友的鼓勵，再寫一本好書。為此，他每天堅持坐公共汽車，去王府井和美術館之間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查數據，但漸漸感到力不從心，不得已而放棄。1981年後，瞿同祖的胃病多次復發，數次住院，沒有治癒。直到他在協和醫院碰到張孝騫，解放前張孝騫就曾經給瞿同祖看過病，張孝騫一針見血，你的病是由於想寫書而寫不成書引起的。瞿同祖從此徹底放棄了寫書，結果十多年病都沒有復發。 此後，除了偶爾出席國際會議，他再無著述。西北政法大學教授王健曾經多次訪問過瞿同祖，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瞿同祖從來不刻意計劃做什麼，也不會主動去創作，如果開會需要投文章，他也是寫完就扔，從來不保存。瞿同祖也很少去單位，在近代史所，年紀輕一點的後輩幾乎沒有見過他。他是中國第一批獲得博士生導師資格的學者，但是他從來沒有招過學生。瞿同祖的兒子瞿澤祁向記者表示，父親的年紀大了，精力不濟，如果他要收學生，倘若不能夠親自教授指點，他是寧肯不做這件事的。瞿同祖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他過着隱士般的生活，仍然聽古典音樂，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

1981年，中華書局重印了《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瞿同祖及其著作，開始逐漸引起了中國大陸研究者的注意。但他成為一個無法被界定學術領域的人物，他以社會學出身，在法學界聞名，研究漢代與清代社會，最終又在近代史所落足。其跨越不同領域的博學，反而成了分工日細的學術界的「邊際人」，這妨礙了他成為單個學科的「大師」。

2006年，瞿同祖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稱號。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林端認為，大可以去掉「榮譽」二字，因為從某種程度看，瞿同祖在某些著述上的貢獻，並不遜於其鼎鼎大名的同門費孝通。

薪火

瞿同祖仍然保有海外聲名。老朋友們仍然記得他。1999年，孔飛力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譯本出版，即贈送給瞿同祖。孔飛力是美國及西方中國史研究中人們公認的一位大家，於1964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當費正清教授1977年從哈佛大學榮退後，孔飛力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學轉回母校接替費正清留下的空缺。而上個世紀80年代，瞿同祖曾經到香港大學講學，用英語為該校師生作了一次關於「清代司法」的演講，引發了轟動，香港媒體連續追蹤報導。

「他隱姓埋名太久了。」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林端說。上個世紀50年代，台灣已經開始翻印瞿同祖的書。林端上個世紀70年代在台灣大學就讀，學校附近，到處都可以買得到盜版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林端幾乎無法想象，自己居然還有機會拜訪這位前輩。

1999年林端初訪大陸，偶然得知瞿同祖仍然健在的消息，他立即登門拜訪。2005年，他曾經在台灣東海大學舉辦講座，以《瞿同祖與戴炎輝的法史學：知識社會學的考察》為題，而這恰恰曾經是瞿同祖當年拒絕的教職。林端「揣測」了瞿同祖後半生輟筆的心境，「所有的學者學術生命到一個高峰以後，都會有一個自我內在的壓力，比較普通的東西，他可能自己也不滿意。」

生命的光亮階段已然走過，瞿同祖與世無爭，緘默到底。林端認為，瞿同祖回到大陸，其後半生清淡無為，反而成就了他的人格典型，既然被大環境左右，沒有辦法隨心所欲，便做一個隱逸之士，回到他自己的生命世界裡去。林端欽佩這樣的「狷者」，因為無論入世還是退隱，進出之際，都需要強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信心。而他認為，這種自信，源於真正的學貫中西，是傳統中國與西方現代性的天作之合。

2007年3月起，趙利棟對瞿同祖進行了數次訪談，他驚訝於瞿同祖的平和與謙讓，對介入社會關係始終不熱衷，仍保有學術的氣度和求真的勇氣。97歲高齡的瞿同祖，每次訪談完畢，一定站起身，拄着拐杖送到門口。令趙利棟印象深刻的，是瞿同祖依然清晰的思維，他將瞿同祖在訪談中的觀點論述與其數十年前的著作一一對照，文字竟然無誤，可見其當年著文用功之深，均已銘刻在心。而在多次交流中，趙利棟從未主動涉及瞿同祖歸國後的話題。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愛國而報國無門，不問名利，但求努力工作而未果，他不願觸及這份時代造成的隱痛與焦慮。而瞿同祖亦從未向外人公開過自己的想法。當他預感到趙利棟將是最後一個採訪他的人，以後可能再也沒有機會講話，一次，凌晨5點，他撥通了趙利棟家的電話，詳盡解釋了自己當年寫《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的經歷；還有一次，瞿同祖委託兒子瞿澤祁，告訴趙利棟自己半生蟄伏的緣由，瞿同祖表示：「過去說回國後沒能寫出書，是自己的疏懶，那是謙虛，實際上，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