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忠愍公保衛天津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節選於晚清政論家薛福成《庸庵筆記》[1]的上卷。
原文
咸豐三年，粵賊北犯畿輔。長蘆鹽運使楊霈，為防禦計，捐廉制洋槍五百杆，招募壯丁在署教演，號日「蘆團」。旋奉旨派前任浙江巡撫梁寶常等，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團練。闔縣紳商立義民局二十八處，每局五六十名，按期訓練。縣人張錦文者，前為麟見亭河帥家丁，為司庖政，繼以鹽莢致富，倡捐團練經費，並上守御策於鹽政文謙。鹽政善之，發令箭一支給錦文，俾籌布置。錦文自練壯丁三千名，號曰「鋪勇」。當是時，天津鎮協各兵，連年徵調在外，城中惟有「蘆團」、「鋪勇」。
而義民二十八局，散布一縣，通計惟有數千人。天津地平衍，無險可扼。悍賊七八萬由南面來，自春徂秋，寇氛日逼，民心大震。八月朔夜，疾風甚雨，城西芥園河堤驟決。天津道張起鷓督率官弁馳往堵築，見有紅燈隱隱前導，奔流隨之。北堤高與城齊，地勢東窪西仰，乃水不東趨，反灌西南。
居民廬舍無恙，而城南彌望汪洋，倏成巨浸。靜海、滄州來路，及諸歧徑，皆沒於水，僅存大道而已。決口前一日，堤上有二人徘徊往來，一人曰；「當在何處？」一人指曰：「此處即可。」眾咸異之。次夜堤潰，即所指處也。九月二十六日，偵知賊已入滄州境，錦文夜謁縣令謝子澄曰：「寇逼矣，當奈何？」謝公曰，「無餉無以辦事，為之奈何？」錦文獻票錢四千緡，為募勇費。且謂賊勢鴟張，非遏其銳氣不可。明日募夫萬餘，掘長濠於小稍直口，復以席裹土如鹽包然，疊成炮台，置炮盤六座於台上。即日工蕆，錦文入見縣令，令告之曰：「昨夜獄犯喧譁，恐生變，奈何？」錦文曰：「莫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賊贖罪。」從之。
回民劉繼德者甫出獄，振臂一呼，回民奔集者千餘人，遂率赴教場聽令。適錦文豫引鹽課銀二萬兩至，盡數易錢分寫小票，以給勇糧。官紳議誰可督隊者？謝公奮然請行，衣短後衣，持槍上馬，率練勇至城西小園駐焉。
先是邑人賈慶堂獻策，恐賊於水淺處偷渡，村民有弋鳧者，善用排槍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百發百中，僉呼之為「雁戶」，宜招募設伏以備不虞。官紳皆以為然，倉猝募五百人。
是日，使慶堂率往伏於稍直口之東南。二十八日，闔郡文武齊集教場，忽一老人來營曰：「賊已在城西黃家墳造飯矣。」言訖，不知所往。登台瞭望，果蜂擁而來。謝公率眾迎剿，「蘆團」抬槍，乘勢堵截。縣民數萬，持械相助。賊首名小禿子者，矯健絕倫，賊中呼為「開山王」，手執黃旗，左右指揮，奮迅剽疾。我軍以火槍擊之，擊上則鼠伏，擊下則猱騰，槍甫止則隨煙而進。有大沽老卒喏曰：「是賊狡猾，非巧取不可。」乃以兩槍上下交擊之，立斃。賊氣奪，猶奮突而前，至設伏處呼渡。
「雁戶」佯應，推舟前行，距賊數武，號鑼一聲，排槍轟發，賊紛紛倒地，驚以為水雷，遂大潰。是役也，賊因水阻，迂道東走，僅遲至一日，而稍直口得以為備。且歧徑皆淹沒，可顱料賊所至，而以全力專備一路。斬賊五百餘級，而我兵勇無一傷者。由是小稍直口改名得勝口，旌戰功也。是時，惜無大軍夾擊，不能一鼓殲賊。又以賊眾我寡，未敢遠追。賊遁至楊柳青，旋掘靜海之獨流鎮。十月十七口，督師大臣勝保始統大兵由深州至天津，旋赴獨流鎮剿賊，並調謝公至大營辦理糧餉，帶練殺賊。十一月二十三日，副都統佟鑒擊賊獲勝，殺數百人，因拽取濠板，被賊擁圍，手執長矛，殺賊數人而死。
謝公馳往援救，身受七傷，赴水而死。勝保奏聞，得旨，謝子澄着贈布政使銜，即照布政使陣亡例賜恤，並給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昭忠祠，准於四川原籍建立專祠。佟鑒、謝子澄並准於天津陣亡地方，合立一祠。謝公旋予謐「忠愍」，而天津紳民先於西門外雙廟街，建立謝公祠。光緒六年，始合祀佟公，改號雙忠祠。然津人尤虔事謝公，每遇誕辰及死之日，皆有賽會。張錦文因頻年捍寇，有功桑梓，縣人前後贈匾額數十方，大吏入告，賞給一品封典，子汝霖由道員加二品頂戴，孫鴻壽欽賜舉人。錦文既卒，縣人附祀之雙忠祠內。
竊思天津癸丑一役，官紳戮力，天人相應，用能擊敗粵寇，保全郡城。當時，合群策群力，以有此功。主其事者，殆不止謝公一人。況縣令秩稍微，事權所屬在名位素高之官紳，厥後謝公獨屍其名者，則以其慷慨激發，願為前驅，成功指顧，旋以殺賊捐軀，合於「能御大患以死勤事則祀」之義，至今廟食一方。而錦文亦得附祀焉，所以報之者隆矣！夫聞鼓鼙之聲，則恩將帥。
當粵賊披猖時事孔棘之秋，顯皇帝側席求賢，有能倡眾殺賊者，往往不次超擢。謝公已升知府將大用矣，忽而臨陣死綏，此天津父老所以尤感晞不置也。楊霈以捐募「蘆團」，天子謂為知兵，由長蘆運使擢湖北巡撫，連擢湖廣總督，統兵剿賊。後以遇寇退避，失陷列郡，貽誤封疆，褫職逮問。
尤可見偶值事會，僥倖居功者之不足恃也！
著作簡介
《庸庵筆記》是晚清政論家薛福成的一部見聞筆記。此書體例、分類及編目雖皆由作者親手所定，然生前未及刊行，後由其子薛慈明將遺稿交薛氏門人蕭山陳光淞校理，於光緒廿三年(1897)刊行問世。先後有光緒廿三年遺經樓刊本、宣統二年(1910)掃葉山房刊本、上海文明書局「清代筆記叢刊」本，1935年鮑賡生新式標點，編入上海新文化書社「筆記小說叢書」，1937年又有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本。又有《清代筆記叢刊》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標點本。今據《筆記小說大觀[2]》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