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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敬起畏的哲學》是中國當代台灣作家柏楊所作《醜陋的中國人》中的一篇雜文。

作品欣賞

以權勢崇拜為基石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使人與人之間,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愛」的感情。寫到這裡,准有人號曰:「我們有『仁』呀!」提到「仁」,話就得分兩方面說,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書上有「仁」,行為上「仁」的成分實在稀薄,所以我們動不動就拉出來亮相的「仁」,只能在書上找,很難在行為上找。另一方面,「仁」似乎並不是「愛」,「愛」也似乎並不是「仁」,「仁」是當權派對小民的一種憐恤和同情,乃施捨的焉,賜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兒園教習對小孩子的焉。事實上是,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恭敬」和「恐懼」。有些是由敬生懼,像孩子對父親。有些是由懼生敬,像娼妓對嫖客,像大臣對皇帝,像小民對官吏,像囚犯對獄吏。君不見朱全忠先生當了皇帝後大宴群臣的節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罵曰:「老三,你這樣造反,不怕滅族呀?」弄得不歡而散,史書上立刻稱讚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實他哥哥只是恐懼「滅族」而已。正史上這種節目多的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懼的成分,剩下的感情,就不堪聞問矣。《紅樓夢》上,賈寶玉先生對林黛玉女士曰:「我心裡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這話的真實性,說賈寶玉先生愛他的祖母,愛他的娘,一點不假,如果說他也愛他爹,恐怕問題重重。全書中就是用顯微鏡找,恐怕都找不出一星點愛老爹的跡象,而全是恐懼。一聽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轟頂,一個孩子對父親竟是這種感情,在潛意識裡,他恐怕巴不得老頭早死。

起敬起畏的哲學使皇帝和臣民之間,官吏與小民之間的距離,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嚴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為玉皇大帝蓋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層地獄,替閻王老爺挖煤。」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的,也是中國必然要倒霉的一種氣質。

缺少敢講敢想的靈性

不知道哪個傢伙,大概是被稱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發明了宦官這門學問。男人雖是男人,生殖器卻是割掉了的,該一類朋友,有男人的用場,而沒有男人的危險,真是絕大的貢獻。故當皇帝的一直樂此不疲。嗚呼,「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義。可是這種割掉生殖器的宮廷制度,五千年來,包括所謂聖人朱熹先生和王陽明先生在內,卻沒有一個人覺得它不對勁,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國聖人之多,道貌岸然之眾,又專門喜歡責人無已時,而對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視若無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雖然有人覺得不對勁,但因該事和皇帝的綠帽有關,便不得不閉口不言。如果皇帝聽了他的建議,廢除宦官,找一批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雲,恐怕綠帽繽紛,殺氣四起,屆時真的服巴拉鬆了斷。歷史上任何一個吃冷豬肉的朋友,雖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裝沒看見。

第二個原因是,五千年來,君焉臣焉,賢焉聖焉,都在渾渾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沒有一個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國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這種敢想敢講的靈性。皇帝有權殺人,他就是「是」,不要說割掉幾個男人生殖器沒啥了不起,就是殺掉千人萬人的腦袋,也理所當然。積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給我官做,你幹啥我都贊成。

對事不對人

托爾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個乞丐施捨,朋友告訴他,該乞丐不值得施捨,因他品格之壞,固聞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捨給他那個人,我是施捨給人道。」

嗚呼,我們對一個奄奄一息的乞丐施捨時,不能先去調查調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擲過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重新裝回口袋。蓋這是人道問題,不是訓導主任打分數問題。

台北名鴇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殺,新聞轟動,遇救後在她的寓所招待記者,控訴非管區的警員和組長對她的騷擾。這一控訴出了麻煩,第一個嚴重的反應是警察局長,表示非取締她不可。古之時也,「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時也,「開妓院不得罪警察」。現在把三作牌的臉撕破,再想繼續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個嚴重的反應是,有兩位專欄作家在報上提出義正詞嚴的攻擊,主要的意思是:一個開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記者,成什麼話?

關於前者,對一個開妓院的名鴇,一直等到臉被抓破之後,才咆哮如雷,我們除了遺憾外,還有啥可說的,一說就說到紅包上,先生能吃得消?那麼,對於後者,也就是對於那些學問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盤可以寫方塊文章的袞袞聖崽,不得不請他們聽一聽托爾斯泰先生的言論。

何秀子女士當鴇兒是一回事,人權又是一回事,中國憲法是不是規定妓女不准招待記者?一個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麼世界」?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為四等十級,「南人」最差,難道我們自己也將妓女劃成一個最低階層,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護?

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現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訊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腳點固站在這個觀念上。一個人犯了法,當然應該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認為他不是東西,走上去拳打腳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還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塊錢,還有人格呀?還敢亂叫呀!」這應是吃人的野蠻部落的事,而不應是現代化中國的事。

福祿泰耳先生曰:「儘管我反對你所說的話,但我仍拚命為你爭取說話的自由。」而一些自命為民主的人士,卻用他們的大筆,封殺一個可憐女人的嘴,真使人如喪考妣。

只我例外

民主政治的精義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闖紅燈,我自己也不闖。大家都不准隨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贊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權。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壞它。可是這玩意一到了中國,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對闖紅燈,只是反對別人闖,我自己卻可以闖那麼一闖。我反對隨地吐痰,只是反對別人吐,我自己卻可以想怎麼吐就怎麼吐。我贊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卻不能跟別人平等。我贊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們遵守制度,我自己聰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種拘束。蓋我閣下如果不能例外,豈不有失面子,活着還有啥勁?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麼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釋為「麵皮」,言其只顧外表一層,不管實際內容。有人解釋為「尊嚴」,言其虛榮第一,實質第二。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經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種產品。因精神衰弱,做賊心虛,所以處處必須用驕傲來彌補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怕不能占便宜,所以才處處都要「只我例外」。

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進社會的原動力。但這種自私心一旦超過某種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間門口,等着斷氣。嗚呼,一個計劃也好,一個辦法也好,一個會議也好,一個決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參與謀事的傢伙第一個念頭就是:「俺可以在裡面有多少好處?」那就是說,俺可以弄多少錢?享多少權?少負多少責任?一字一句,一舉一動,都在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屎臭球死也不放。

謀利有啥不對

孫觀漢先生認為「舊觀念」和「醬缸」名異實同。先生想,它們似乎只是一部分相同,舊觀念中也有好的,在舊觀念下產生的行為,也有和日月並明的。只有醬缸蛆觀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墮落的、惡毒的。

在「舊觀念」中,一直到今天,人們還瞧不起做生意,認為做正當生意賺錢是丟人的,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關。蓋我們的文化本來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卻被長期的封建政體和儒家學派聖人們,群策群力,連推帶打,活生生地塞到醬缸里。大家最初還嘰哇亂叫,後來醬成了醬缸蛆,不要說教啦,連哼的聲音都歸於沉寂。孟軻先生的學說便是「何必曰利,惟有仁義而已」的,這位不曰利的祖師爺,為千萬個醬缸蛆制下了仁義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楊梅大瘡,鼻子都爛塌啦,卻把面具一戴,喊曰:「都來看呀,俺好漂亮呀!」

在表面鎮靜而心裡奇癢的狀態之下,儒家朋友對商人充滿了輕視、嫉妒、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當然多的是,但公務員中也有壞蛋,卻從沒有聽說過有「奸官」的(不過,「贓官」一詞倒層出不窮)。夫商人以正當合法的手段賺了錢,吃得好一點,住得好一點,就有人眼紅。而「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卻他媽的高貴得不得了,人人蹺起大拇指稱讚他「有辦法」。

一位中國文化學院夜間部的學生,向先生談到他的教習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講課很受學生們的歡迎,不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該院這學期最後一節課時,曾對儒家的那種「正其誼不謀其利」學說,迎頭痛擊。傅先生鼓勵學生用正當合法的手段賺錢,「謀利」不是一種恥辱,談錢談利也不是一種恥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種光榮。儒家那種口不言利,口不言錢,但心裡卻塞滿了錢和利的畸形觀念,必須糾正過來,社會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學生轉述這段話時,對傅先生充滿了尊敬。先生聽這段話時,對傅先生也充滿了尊敬。蓋中國人心中那塊隱藏的私慾,必須取消,這塊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哀莫大於心死」,嗚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謂。也有一種現象不知道讀者老爺注意到沒有,中國人講仁義說道德的嗓門,可是天下嗓門中最高的,聰明才智和判斷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問題是,千萬不能碰到心裡那塊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塊保留地,就立刻糊塗成一罐糨糊,什麼原則,什麼邏輯,都會女大十八變。

沉重的感慨

在中國社會上,俠義情操已被醬成了「管閒事」,對之沒有一絲敬意,更沒有一絲愛意,而只有譏嘲和忌猜。或尊之為「傻子」,或尊之為「好事之徒」,成為千古以來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來最大的殷鑑。年輕人血氣方剛,可能考慮不到這些,即令考慮到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豈能惹這種無聊的麻煩?這正是我老人家聰明之處,世人不可不知。蓋中國人最大的特點是聰明過度,中國社會正是由這種無數聰明過度組合而成。而聰明過度是吝嗇同情心的,這不能怪誰,同情心一豐富,就聰明不起來。

中國人同情心的貧乏,使狄仁華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團沸騰的靈性被醬成一條麻木的醬缸蛆,要它活潑起來,恐怕非一時之工所可收效。

第一是保護自己

聖人曰:「知而不行,不為真知。」僅知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僅了解團結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為上團結,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國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學派的藥太多,吃得跟先生尊肚一樣,害了消化不良之疾。蓋儒家在原則上只提倡個體主義而不提倡群體主義。孔丘先生對那些「有教無類」的二級聖人,教來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體行為,但涉及的分量卻比蚌殼裡的珍珠,還要稀而且少,大多數言論都是訓練個體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兩個項目,一個項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藏頭縮尾,國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維護自己的身家財產;用兩句成語,那就是「明哲保身」、「識時務者為俊傑」,鼓勵中國人向社會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個項目則是求求當權派手下留情,垂憐小民無依無靠,用御腳亂踩的時候,稍微輕一點;其成語曰「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話,是躲禍消災的最高準則,其話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翻譯成白話,就更明白啦:

危險的地方,千萬不要去。危險的社會,千萬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來弄個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趕緊保持距離,能溜就溜。國家大治,而你卻沒有弄個官,丟人;國家大亂,你卻弄了個官,也同樣丟人。

這段「聖人教訓」充滿了聰明伶俐和見風轉舵,人人變成了滑不溜丟的琉璃蛋。別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當官,等需要大家拋頭顱灑熱血的時候,他卻腳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個人占盡啦;把兒子女兒送到美國「傳種」的老頭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統,可當孔孟學會理事矣。在勢利眼裡,只有努力適應,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識分子連可能有瓦片掉下來的地方都不敢去,則對政治的腐敗、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見了就假裝沒看見。蓋看見難免生氣,生氣難免要嚷嚷,嚷嚷難免有禍事。嗚呼,儒家的全部教訓中,很少激發靈性,很少提到權利義務,很少鼓勵競爭,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孫,安於現狀,躊躇滿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險。所以孔丘先生誰都不贊成,只把窮得丁丁當當的顏回先生,當成活寶,努力讚揚他的安貧氣質,卻不敢進一步研究研究使這位二級聖人窮成這個樣子的社會責任,更沒有想到應如何去改造這個群體的社會,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窮也要快樂呀」。一旦每個中國人都這麼快樂,國家民族就墮落成原始社會。

尿入骨髓

不認真,不敬業,悠悠忽忽,吊兒郎當地「混」,是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特徵。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淚滿面。蓋不認真不敬業的結果,必然產生強大的文字魔術詐欺。嗟夫,「真」在歷史文件中沒有地位,中國的歷史文件就跟中國的傳統文化一樣,也不得不走錯方向。在這種走錯了方向的腳步聲中,中國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去追求「美」,追求「善」。獨對「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搖頭,要想他不搖頭也可以,那就得打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認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殺或曲解真實的事實,可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二加二證明等於八,把月亮證明四四方方。玩文字魔術的知識分子,十分有把握地認為:天下小民全是狗屎,而大批醬缸蛆也偏偏心甘情願地──而且用一種潘金蓮喝尿的精神,來堅信自己並沒有受騙。怪不得蘇西坡先生嘆曰:「尿入骨髓,化作醬缸淚。」該淚流到今天,都沒流完。

洋人進一步,中國人退一步

祖先崇拜在本質上是充滿了靈性的,可是再優秀的細胞都可能墮落成致命的癌,靈性有時候也難免墮落成殭屍。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樓梯,成了對殭屍的迷戀。孔丘先生是驅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結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為一,這是降臨到中華民族頭上最早最先的災禍。孫觀漢先生曾在《菜園裡的心痕》中對此生出很大的困惑,蓋外國人遇事都是進一步想的,中國人遇事卻退一步想。嗚呼,「退一步」,這正是儒家那種對權勢絕對馴服的明哲保身哲學。其實,「退一步」只不過是果實而已,在孔丘先生當時,這種思想已經十分濃厚,他閣下對社會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決的方法,不過他的解決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個新的時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後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殭屍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堯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畫一張藍圖掛到祖先的尊臉上,以便當權派有個最高榜樣。但這種本意被時間沖淡,也被醬缸蛆曲解。於是,「古」也者,就成了黃水直流的香港腳,無論幹啥,如果不捏捏該腳,就不算搔到癢處。必須捏得齜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喲,才是真本領,才算舒服得沒啥可說。死祖先進而化成活殭屍,不但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成了萬能的百事通,而且還忠勇俱備、品學並臻。道德高漲時,一輩子連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聽哪個醬缸蛆說過,孔丘先生到死都是個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為萬世法者也)。

對殭屍迷戀的第一個現象是:「古時候啥都有。」凡是現代的東西,古時候都有,原子彈有,輻射線有,飛機大炮有,汽車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殺爾有,拉稀屎有,人造衛星有,公雞下蛋有,脫褲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無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個題,醬缸蛆都能寫出一大串古時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潛移默化,中華民族遂成了一個膚淺和虛驕的民族,蓋你那些玩意都是俺老祖宗搞過的,有啥了不起?自己搬塊大石頭擋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虛幻境裡,閉着尊眼,猛想美女如雲。

──閉着尊眼猛想美女如雲,是一種「意淫」,說這話還是「直八哲學」,如果說老實話,對殭屍的迷戀簡直是一種他媽的手淫,更要斫喪元氣。

第二個現象比第一個現象還要使人怒髮衝冠,那就是:「古時候啥都好。」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須啥都「好」,才算夠水準。這種畸形觀念,大概秦王朝統一中國時就很嚴重,惹得皇帝老爺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報告,於是陡起殺機。嗚呼,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贊成焚書坑儒,而只是說「古時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並不是最近才抬頭的新興勢力。兩千年來,不要說是一種思想,像硝鏹水一樣侵蝕着靈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謂「好」,似乎不是指東西好,大概再偉大的醬缸蛆,都不好意思說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機關槍好,騎牛騎驢比開汽車坐飛機好。所以,古時候啥都好者,可能限於四個節目(但這四個節目卻是大節目,已夠中國人奄奄一息),該四個節目者,曰「人好」、「事好」、「書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紹,大家的口頭禪就是「人心不古」,這口頭禪真是口頭禪,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這口頭禪就會像吃了屁豆似地立刻放之。既沒有經過大腦,也沒有經過心臟。蓋他閣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頂了尖,不但不會坑他騙他,甚至當他坑了古人騙了古人的時候,古人還要溫柔敦厚地向他獻旗感恩。古時候的好人說起來車載斗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連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過於唐堯帝伊祁放勛先生,他連國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寶座像燙山芋似的拋給姚重華先生。姚重華先生也是好人大學堂畢業的,在幹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意拋給姒文命先生。然而他們還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許由先生,一聽說有人教他當皇帝,就好像誰向他念了三字經「干你娘」,趕忙跑到亞馬遜河,把耳朵洗了個乾淨。

權力是有毒的,當權派當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時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爺差不多,一個部落的酋長,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來一點規範,開始有點舒服,於是姒文命先生進了棺材後,他的兒子姒啟先生就硬是不肯放。這未免使醬缸蛆臉上沒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詐欺戰術,硬說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發先生父子起兵叛變,把殷紂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燒死,如果依照醬缸蛆的原則和邏輯,這種行為實在該入十八層地獄吃閻王老爺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們父子尊臉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詐欺戰術。孟軻先生就很文藝化地說他閣下向東征時,西邊的小民就怨啦,曰:「為啥不先來打我們呀。」向南征時,北邊的小民也怨啦,曰:「為啥不先來打我們呀。」聽起來真是悅耳,蓋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讓他妙到颱風眼裡吧。

古時候的「人」既然都「好」,則古時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規章之類,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話,碰都不能碰。如果膽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槍扎到醬缸蛆的屁眼裡,聽他號聲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個紙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頓,恐怕早亡了國──早亡給西夏帝國,還輪到金帝國動刀動槍?王安石先生曾說過一句衝擊力很強的話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這對醬缸蛆真是個致命的一紮,所以醬缸蛆屁眼紅腫之餘,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點可供讀者老爺參考的,凡是抨擊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對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衊栽贓的,用不着調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賭一塊錢,他準是條大號醬缸蛆)。他閣下最後仍大敗而歸,實在是醬缸蛆太多,難以抵擋。

在歷史上,「祖宗家法」成了豬八戒先生的五齒耙,對任何改革,用五齒耙當頭一築,就能把人築出腦門癰。嗚呼,現在學堂里,都是學生坐着聽,教習站着講,蓋學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個小時,真能站成香港腳。而古時候私墊,卻硬是教習坐着講,學生站着聽。這是我們這個自吹為禮義之邦的規矩,可是這規矩到了宮廷那種獸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變了花樣。卻是皇帝學生孤零零一個人坐着聽,大臣教習呆愣愣一個人站着講。宋王朝時,韓維先生曾建議教習也應該坐,這請求並不過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劉邠先生馬上反對。後來程頤先生也建議教習該坐上一坐(他閣下雖然也是一個醬缸蛆,卻為了自私,倒也明白了一陣),鬧嚷嚷了一陣,屁股仍沒着落。蓋這玩意是祖傳的家法,動不得也。

這只不過是屁例子,比屁還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國專制政體下最後一次變法百日維新,就是毀到這五齒耙上的,嗟夫。這個五齒耙亂築中華民族,築了兩千年之久,築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氣的份,沒有吸氣的份。迄今為止,殘餘的醬缸蛆和喝尿分子,仍堅決地主張繼續亂築,有人偶爾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動搖國本。」嗚呼,這種國本,如果再不動搖,中華民族的生存,恐怕就要動搖。

最大的殷鑑

中華民族有五千年傳統文化,當然有優秀的一面,介紹這一面的朋友太多,說的話寫的書,更排山倒海,用不着我再插嘴,即令再插嘴,也不能增加優秀的重量。我們現在面對的,卻是五千年從沒有見過的巨變。一種嶄新的西洋文明,像削鐵如泥的利刃一樣,橫切面地攔腰砍過來。如果拒絕接受消化,只有斷成兩截,血枯而死。美國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廢墟,每一處都使我們膽戰心驚。印第安人幾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謂保留地,用不着睜眼亂瞧,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裡準是窮鄉僻壤,一片荒涼。雖不能說寸草不生,但保留地的農作物,往往難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城市太遠,也就是距交通線有學堂的地方太遠。其實太遠也沒啥,多走幾步路就行。問題在於,印第安人壓根兒拒絕接受現代文明的西洋文明。

現在,他們還可以在保留地馬馬虎虎過日子,過的是兩三百年前美國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長老爺想到沒有,一旦有一天(這一天不是不可能來臨),美國人口急劇增加到十億──別說十億啦,十億能嚇死人,假如美國人口急劇增加到三億四億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賭乎哉,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驅逐出保留地,趕到落磯山區,在那裡,深雪沒脛,無盡荒山,他們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場,最後只好全體餓死。蓋那些保留地的貧瘠不毛,在現代科學技術之下,開水利、施肥料,都會變成良田。目前美國政府還不在乎,到那時候,可要非常在乎矣,美國政府絕不可能永遠允許印第安人,糟蹋那些土地。這是遠慮,而遠慮基於近憂。前已言之,近憂是他們頑強地堅持他們那種固步自封的傳統文化。舉個例子說吧,直到今天,他們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繼續幾千年來的勇敢內鬥,部落與部落間經常仇深似海,不可開交。美國政府前去干預,酋長老爺曰:「這是我們自己的事。」好吧,悉聽尊便,只要不妨害白人安寧,你們即令把自己人殺了個淨光,都沒關係,白人樂於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

──白人對歸化為美國人的落後民族,一向採取「厭而遠之」的態度。對印第安人如此,對中國人也是如此。就在華盛頓機場,曾上演一場鏡頭。吾友海倫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爺麥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對他相當熟悉,不必細表。表的是某一天,海倫女士在等飛機,站得兩條玉腿發酸,看見一個空位,就走過去坐下。不久一個中國人從廁所回來,發現座位沒啦,一臉不高興,跟她身旁另一位中國人用廣東話罵起大街,措辭骯髒下流,寫出來准吃風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紹,曰:「這女人的屁股怎麼不丟在你大腿上呀,偏丟在我的位置上,騷到我身上來啦。」想不到海倫女士是言語奇才,啥話都懂,她正氣憤中國同胞亂占座位,更氣憤中國同胞難堪的粗野。於是,一跳而起,用廣東話向他們回報,教他們注意自己的教養。兩位廣東老鄉不但不對自己的失禮道歉(注意,中國人沒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罵起來。候機樓霎時吵成一團,華洋黑白,一齊圍上來觀看奇景。白臉警察聞聲趕來,在一旁歪着尊脖,仔細欣賞。麥卡菲先生聽到嬌妻大發神威,趕忙奔來救駕,白臉警察攔住他曰:「老哥,這是他們中國人內鬥,咱們千萬別管。」麥卡菲先生曰:「老爺容稟,我不管不行,因為吵架的是我太太。」這則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對中國人(無論你是華裔、華人、華僑),就是如此這般,跟對印第安人一樣,看成化外之民。

印第安人為啥排斥現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說他們始終懷恨白人的罪惡,有人說他們的民族天生僵固,沒有接受新觀念新事物的細胞。這兩種原因都有點怪,因懷恨而拒絕接受敵人的制勝法寶,可謂其蠢如豬。因天生缺少力求上進的細胞,可謂其情堪憐。但至少有一點致命傷是明顯的,可能因為生理上的緣故,印地安同胞之酗酒,似乎比台灣山地同胞,還要兇猛百倍。富蘭克林先生在他的自傳上,曾喟然嘆曰:「酒毀滅了印第安人,但沒有酒,印第安人寧願死。」先生沒有資格作深入分析,只是說明,無論啥原因,結出的果實都是一樣的。我老人家在芒特瑪古堡,看到印第安廢墟,和他們用野草編織的籮筐,六百年後今天的成品,跟六百年前昔日的成品,色彩圖案,一點沒有分別,不禁老淚縱橫,似乎看到,陰風四起,黑雲漸布,日暮途窮,蒼茫朦朧,一幕即將來臨的巨大悲劇,正在死寂的氣氛下進行。可能千年,也可能只幾百年,當他們被逐出保留地之日,也就是這個古老民族全族覆滅之時。連上帝都救不了他們,除非賜給他們吸收現代文化的靈性。而迄今為止,上帝仍沒有賜給。反而,卻像《聖經?約書亞記》上所說的,決心使他們:「沒有一個留下,將凡有氣息的,盡行殺滅。」

寫到這裡,讀者老爺一定大吃一驚曰:老頭,你三天沒照梨花鏡,就自以為三頭六臂,當起預言家啦。我可不是要當預言家,而只是聯想到中國同胞,不禁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中華與印第安兩大民族,雖然有許多不相同之處,卻也有許多相同之處。最相同的一點是,大家都有濃厚的崇古崇祖的情緒,這情緒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動容。可是卻因之使我們無法面對現實,對現代化深拒固閉,對有些已經毛病百出的傳統文化,仍摟在懷裡,沾沾自喜。類似乎這些相同之點,都是致命之點。

印第安朋友的傳統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們肯吸收現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說易如反掌,蓋房子裡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發搬進來就功德圓滿。中國人屋子裡卻塞滿了長板凳、短板凳、高板凳、鐵板凳、木板凳、帶刺的板凳、滑不溜丟的板凳,如果不動心忍性,把它們扔到化糞池裡,新式沙發就永遠進不了大門。印第安人是個活榜樣,這個可哀的紅臉民族,跟西藏岡底斯山的氂牛群一樣,低着頭,朦朧着眼,蹣蹣跚跚,有意無意,身不由己地,一步一步,走向絕種的死亡之谷。聽到他們蹣跚的腳步聲,和世代的辛勞喘氣,心都裂成碎片。有人說,你別杞人憂天,中國人多呀。咦,在可怕的核武器和強大的生存競爭壓力下,人多可沒有用。印加帝國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裡去啦。有人說,中國人聰明呀,聰明確實聰明,但把聰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質,動不動就翻天印和窩裡鬥,聰明反而會被聰明所誤。似乎只有自慚形穢、痛改前非的覺醒,才能躲過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難。

把羞愧當榮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託,調查大家對體罰的意見,提出報告說,百分之九十一的教習,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長,及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認為只要不造成傷害,適當的體罰是應該的。這個調查表示,開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戰周瑜和黃蓋一樣,兩情相悅,一方面願打,一方面願挨。「中國心理學會」和「中國心理測驗學會」的聯合年會上,也提出討論,與會的若干英勇好戰型的朋友,在學院派魔術名詞的雲霧中,要求把現代課堂,恢復成為古代刑堂。而身為「台灣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先生的命運恰恰相反,在「台灣省議會」中,現身說法,說他小時候讀書,就是因為教習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獲益良多。「國立陽明醫學院」教習劉家煜先生,還要建議教育部,認為教習對學生,可以作適當的幹活。

最精彩的還是台北《自立晚報》記者楊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標題是:「愛心乎?體罰乎?運用得當最為重要。只要避免學子誤入歧途,教育局何須硬性規定。」文中有一段流芳千古的話,她報道曰:「據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國民中學一位男老師,他的『教鞭』和『教學』同樣有名,上課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條(柏老曰:好一個大刑伺候的場景),然後和學生約法三章,每次考試距離標準成績幾分,就打幾下。結果,這位老師的班級,成績總是特別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學率高)。他的大名全校響丁當(柏老曰:他如果在講台擺上鋼鍘,大名丁當地恐怕能響到倫敦),學生都期望讓他教(柏老曰:這得作一個科學調查才算數,不能用文學的筆法),許多畢業後的學生懷念的竟是『排隊打手心』(柏老曰:剛考上聯考的老爺老奶,還可能有此一念。以後下去,恐怕不見得),足見實施體罰與否,並不重要(柏老曰:在該響丁當的教習看,恐怕是實施體罰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體罰所帶來的意義。」

這段文章是醬缸文化的特有產品,遠在一○六八年宋王朝,這種產品就已經上市。當時皇帝小子上課聽教習講書,是坐着的,教習卻像跟班的一樣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習王安石先生尊師重道,建議應該也賜給教習一個座位。消息傳出,醬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醬缸蛆人物呂誨先生,好像誰踩了他尾巴似地嚎叫起來,提出殺氣騰騰的彈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講書,犧牲皇帝的尊嚴,以顯示教師的尊嚴。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嗚呼,古之時也,有些教習以站着伺候為榮。今之時也,有些學生以「排隊打手心」為榮。記得一九一○年,「中華民國」建立之初,一個遺老爬到縣衙門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頓板子,然後如釋重負曰:「痛快痛快,久未嘗到這種滋味矣。」這比打手心的涵義,就又進一層。

百思難解的是,奴性在中國何以不能斷根?中國文化中最殘酷的幾項傳統:其中給女人纏小足、閹割男人和體罰,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嚴禁體罰,是它所作的少數正確決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竟面臨挑戰。問題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腦髓的人,才會身懷絕技,把羞憤硬當作榮耀。有英勇好戰型的人不足奇;有呂誨這樣的人,有甘於「排隊打手心」這樣的人,才是中華民族的真正危機。如果這種羞辱竟能變成榮耀,則世界上根本沒有榮耀矣。被羞辱而又其樂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馬虎眼,包藏禍心,再不然,準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主張體罰的朋友,強調只要有愛心就行。嗚呼,愛心,愛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愛心的美麗畫皮。父母為女兒纏小腳,為了她將來好嫁人,是愛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為了「刑期無刑」,也是愛心。試問一聲,教習對學生,一板子是愛心?十板子一百板子還是不是愛心?報上說,教習把學生三個耳光打出腦震盪,他同樣也堅持他是出於愛心。分際如何劃分?內涵又如何衡量?愛的教育中絕對沒有「修理學」鏡頭。至於「適當」,啥叫適當?誰定標準?又用什麼鑑定?「只要不造成傷害」,事實上,任何體罰都造成傷害。好比說,只要不造成傷害,就可把手伸入火爐里,這話比輪胎漏氣的聲音還沒有意義。任何人在開揍時,都先要肌肉扭曲,目眥俱裂。而這種邪惡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還沒有動手,就已造成傷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絕對權威的感情蹂躪,像教孩子自動伸手待打,那根本沒有愛,只有恨──雙方面互恨,因為那是一種人格上的凌辱。

一旦學生對「排隊打手心」都不在乎,羞恥心便蕩然無存,體罰也失去被認為「好」的一面的意義。考試有標準答案,不合規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鎮壓,孩子們的自尊、靈性和最可貴的想像力,恐怕全部斫喪。至於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習,因為教育部嚴禁體罰,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學生」。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學生打得鬼哭神號的手段,就束手無策,怠工棄守,教育部應請他們捲鋪蓋走路,介紹去賭場當保鏢。

先生沒有力量反對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學生老爺,提個秘密建議,如果打到你頭上,你雖不能起而抗暴,但你應該跟先生對侯仰民先生一樣,記恨在心,來一個大丈夫報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戰分子的教習,可能發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後見。」對這種地頭蛇,你就更應該永遠不忘,給他來一個真的十年後見。

然而,這並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這次調查結果,願打的跟願挨的,所占比例竟如此之高,使人沮喪。夫教育的目的在培養人性的尊嚴和榮譽,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於摧毀人性的尊嚴和榮譽,可說是教育界二十世紀十大醜聞之一,說明醬缸的深而且濃,也說明我們教育畸形發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想越毛骨悚然,嗟夫![1]

作者簡介

柏楊(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中國當代作家,出生於河南通許縣,祖籍河南輝縣常村鎮常北村 ,漢族,初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1949年後前往台灣,曾任台灣《自立晚報》副總編輯及藝專教授,為海峽兩岸的人熟知。柏楊在很多所學校念過書,但從沒有拿到過一張文憑,為上大學數次使用假學歷證件,曾被教育部「永遠開除學籍」。他的言論和書籍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廣泛爭議。 柏楊主要寫小說、雜文,後者成就更高,曾被列為台灣十大暢銷作家之一,他的雜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夢閒話》(10集)《西窗隨筆》(10集)《牽腸掛肚集》《雲遊記》等 。代表作有《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異域》等。[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