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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縣事件，也稱道縣慘案、道縣大屠殺，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在湖南零陵地區包括道縣在內的10餘個縣市發生的大規模屠殺事件。道縣和周邊縣市的屠殺在當地政府包括縣人武部和縣委、縣政府策劃支持下，經當地各級行政機構包括縣人武部、縣委、公社、區武裝部、大隊村幹部、民兵等實施的。大屠殺中的殺人手段極其殘忍，包括槍殺、刀砍、沉水、身上放火藥炸死、活埋、暴力打死、勒死、火燒熏死、摔死未成年嬰幼兒。
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共有7696人被殺，1397人被逼自殺，2146人被致殘。死者絕大部分是被中共政權劃分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的五類分子（3576人）以及他們的子女（4057人），還包括貧下中農1049人、其他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10天，14000多人參與了大屠殺。湖南道縣屠殺還直接影響了1968年的湖南邵陽縣大屠殺。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道縣事件在撥亂反正[1] 期間獲得中共中央平反，但中共湖南省委提出了「宜寬不宜嚴、宜輕不宜重、宜少不宜多」的指導思想，故只有少部分參與大屠殺的犯罪人員受到了法律處罰，並且無人被判死刑。部分領導大屠殺的地方領導人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或者被判處不同刑期的有期徒刑；其中，道縣本縣只處理了43人（15人為國家幹部），僅11人被追究刑事責任、最高獲刑10年有期徒刑。過輕的司法判決和處理方式曾引發了民憤，亦有諸多當地民眾曾前往北京上訪。
屠殺歷史
在該縣殺人狂潮中，也有少數幹部進行抵制。如東門公社北門大隊沒有殺人，其原因是該大隊黨支部書記丁金龍對殺人問題一直「沒有考慮成熟」。
在殺人的高峰期1967年8月21日，零陵軍分區副司令員趙爾昌與6952部隊連長梁本義到當時縣武裝部幹部為領導的「紅聯」聽取關於「敵情」和殺人情況的匯報時，但沒有制止殺人，「紅聯」的領導都是經縣武裝部的人，其骨幹成員24人後來全部被追究刑事責任。返回軍分區後將調查情況用《社情電報》報告給駐軍湖南的四十七軍。8月26日四十七軍以電報形式上報中央文革小組。內容如下：「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證，道縣近來四類分子活動囂張，散發反動傳單，兇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組織反革命組織，陰謀暴動。在縣武裝部和公安機關癱瘓的情況下廣大貧下中農惟恐四類分子翻天，有的主張採取行動。各地從七月以來，特別是從八月二十二日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他們用鳥銃、鋤頭、扁擔等，共殺死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四類分子子女）207人，其他縣區也有類似情況。我們認為，對殺人兇手和四類分子中作惡多端、活動囂張、企圖翻天的可以依法懲罰外，四類分子不宜濫殺，四類分子子女不應視為四類分子，必須按照政策團結教育，不能混淆專政對象和非專政對象的界限。這樣才便於爭取四類分子，如楊家公社與寧遠交界處有77個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子女）因怕殺或企圖暴亂，外逃集結上山頑抗。」
這份電報所寫內容完全不實，污衊四類分子要暴動，更激起了大屠殺的熱潮，此後又有3000多人被屠殺。
縣委副書記兼縣長黃義大因為被批判為「走資派」，被關押在道縣二中內，1967年8月13日得到反對屠殺的「革聯」頭頭劉香喜匯報說「紅聯」組織民兵攻打「革聯」占據的二中，劉香喜之前已經向縣武裝部匯報，但是縣武裝部實際上是支持民兵進城武鬥的。於是黃義大當天找到縣武裝部，要求禁止民兵進城武鬥，隨後縣武裝部派人追殺黃義大，劉香喜派人護送黃義大、蔣全益和「革聯」代表黃永利徒步走出道縣，坐火車到長沙，向當時主持湖南工作的省革籌副主任華國鋒直接找他們匯報情況。 三人於1967年8月19日到達長沙。1967年8月24日晚，黃義大為了解道縣近況，打電話到「革聯」總部，「革聯」副司盤××告知說道縣農村已經開始大規模殺人，全縣已被殺1000多人，瀟水河裡漂起很多死屍，殺人看樣子還要進一步惡化。黃義大立即報告了省革籌領導，並進一步找到梁春陽。梁春陽也深感震驚，馬上與章伯森、華國鋒通了電話。第二天1967年8月25號，章伯森打電話詢問道縣武裝部殺人具體情況，李永華部長故意隱瞞真相，說根本沒有什麼大屠殺。黃義大把真實的情況進一步匯報給章伯森，並說明屠殺的發生的根源和解決辦法：1.支左任務的縣武裝部原來積極迫害革命群眾，現在又完全支持殺人，所以要撤銷支左的領導權，另外派部隊去。2. 縣武裝部不宣傳、不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批發的 『六·六』通令（不准亂殺人）和中央的『七·一三』通知（不准組織農民進城參加武鬥），反而顛倒黑白， 在營江公社建立武鬥司令部，組織農民進城武鬥。所以需要省里派飛機去道縣散發『六·六』通令和『七·一三』通知。3.道縣到處攔關設卡，物資得不到流通，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得不到保證，認為必須馬上撤銷攔關設卡，並宣布道縣各地所成立的『貧下中農高人民法院』為非法，予以取締，通令立即停止殺人，對已殺人員按階級成分統計，如實上報省革籌和47軍支左辦公室。今後如再殺人，嚴懲不貸。4.要求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收回散落在保守組織手上的槍支，撤出對縣城的武裝包圍，不准農民進城武鬥。章伯森、華國鋒、47軍長黎原完全支持黃義大的建議，並要求黃義大把真實情況和建議寫成電報草稿，上報中央文革和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隨後華國鋒向黃義大確認中央軍委已經同意另外派遣解放軍進駐道縣來制止屠殺，並且中央會派飛機播撒傳單。黃義大、蔣全益和黃永利於1967年9月18日離開長沙。黃義大回到道縣後，旗幟鮮明地反對殺人，反對武鬥，支持「革聯」的革命行動。 並且遵照華國鋒的指示，通過找熟人、打電話、寫信、當面約談等形式，向一大批縣委、縣政府幹部傳遞省革籌和47軍領導的講話內容，促使他們發表聲明，反對武鬥，反對殺人。
1967年8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7軍駐紮在湖南廣西交界處麥嶺的一支部隊，代號6950，接到軍部追發一份緊急電報：「據悉道縣確有亂殺人現象，希你團火速派人調查制止。」派團副參謀劉兆豐帶領3名政工幹部在1967年8月27日赴道縣調查情，了解到了道縣大屠殺的真相，第二天四位軍人將調查結果電告麥嶺團部，要求團部迅速派人前來道縣制止殺人，越快越好！ 同一天他們又分別去拜訪兩派的主要負責人，並通過他們召開「全縣緊急電話會議」，劉兆豐副參謀長代表6950部隊在電話會議上強調：「無論任何人，沒有經過政法部門的批准隨意殺人，都是違法的， 必須立即停止！」 但「紅聯」一些人仍然抵制。8月29日，6950部隊首批官兵抵達道縣縣城，受到了道縣人民的熱烈歡迎。6950部隊進駐道縣後，立即着手做了三件事：一、制止「紅」「革」兩派的武鬥；二、制止農村中的殺人現象；三、調查研究，查詢亂殺風的真像。9月5日，由部隊出面，召集縣人武部領導、「紅」「革」兩派頭頭，開了一個制止殺人的會議。9月上旬，6950其餘部隊完成其他任務後，就接到軍部命令：全體出動，赴道縣及相鄰幾縣制止亂殺風。6950部隊進駐道縣以後，對制止殺人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殺人風」並未停熄，有少數地方甚至加快了殺人速度，例如祥霖鋪區「抓緊時間再殺一批。」
6950部隊分散到農村，進行制止殺人的宣傳工作。在道縣的6950部隊處境十分困難。時任6950部隊組織股長吳榮華回憶道，「我們到道縣後，馬不停蹄地展開宣傳工作。特別在農村，遭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長矛、鳥銃等兇器進行圍攻。罵我們是『劉少奇的部隊』，是『為地富反壞右效勞』，揚言要同我們『拼到底』。」
1967年9月27日，四十七軍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就制止道縣及周邊各縣市殺人事件聯合發出緊急通告：……最近道縣、江華、江永、東安、藍山等縣的一些地方不斷發生殺人、破壞通訊和交通運輸的現行反革命事件。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發出以下通告： 一、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堅決制止任何殺人、破壞通訊和交通運輸的事件發生。 二、目前道縣、江華、江永、東安、南山、零陵等縣農村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須堅決取締。對少數殺人壞頭頭及主謀者，要嚴加追查，依法懲辦。 三、對各縣保守組織手中的武器，必須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當地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四十七軍所屬部隊。在保守組織手中的武器收繳以後，掌握在革命造反組織手中的武器亦應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離開本單位的群眾、幹部一律保證返回原單位參加鬥批改，不准以任何藉口對其進行圍攻，毆鬥甚至殺害。對於沿途所設的關卡，要立即撤銷，並嚴禁攔路搜身，保證行人安全和郵電、交通運輸暢通。（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隊、生產隊張貼）
通告發出當天，湘南各縣連夜翻印張貼。6950部隊組成若干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赴道縣及周圍發生殺人事件的縣，深入區社，乃至大隊宣傳通告內容，制止殺人。湖南省革籌和47軍支左部隊態度漸趨明朗，「紅聯」開始分化瓦解。特別是省革籌和47軍 9·27 聯合通告發出和飛機散發傳單之後，「紅聯」基本上分崩離析。 一位道縣老幹部說：「殺人風平息以後，那些殺人的劊子手，特別是大屠殺的幕後黑手，如喪家之犬，驚恐萬分，有的潛逃到他們的家鄉和親友那裡，有的銷聲匿跡， 根本不知道躲到哪裡去了；只有少數人還在負隅頑抗，比如原六區的武裝部長鄭有志就帶着一部分人員和槍支跑到了都龐嶺下的大坪鋪農場。」一位因反對殺人而付出沉重代價的道縣當地幹部對我們說：「為什麼47軍進駐之前，道縣殺人風愈演愈烈，進駐以後很快就平息了呢？難道47軍個個都是三頭六臂，我們縣裡的幹部都是草包飯桶？難道進駐之前，群眾的法紀觀念薄弱，進駐後馬上就加強了？難道進駐之前，大家的思想被『四人幫』給搞亂了，進駐以後馬上就撥亂反正了？難道進駐之前，公檢法癱瘓了，進駐後馬上就康復了？難道進駐之前，階級鬥爭形式非常嚴重，進駐後馬上就安定團 結了？這其實原因簡單得很，道縣殺人根子不在下面，而在上面，47軍一進駐，縣裡這幫人，還有區社這幫人，害怕了，把手收了回去，他們一收手，殺人風自然就平息了。」
10月1日（或者9月29，9月30日，時間就在這三天）清晨，一架蘇制伊二型飛機在道縣上空開始撒播傳單。這是湖南省革籌和47軍支左部隊為配合6950部隊開展工作，經請示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同意後，派飛機散發制止殺人的傳單。據知情人回憶傳單內容主要有三條（有說五條）： 一是中央的《六•六通令》（不准亂殺人）；二是《七•一三布告》（不准農民進城參與武鬥）； 三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一切都報。傳單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制止殺人！」「殺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鬥！」「不要群眾斗群眾！」 第二天，飛機又撒傳單一次。 此後殺人基本平息，1967 年10月17日，橋頭公社上壩大隊的大隊民兵營長唐桂庭在馬鞍橋涼亭屋，用鳥銃將中農社員何余祥打死，為最後一個被屠殺的人。
歷史背景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1967年，和其他縣市一樣，道縣也出現了觀點對立的造反派組織。一派稱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稱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兩派鬥爭在1967年7月趨向白熱化。紅聯與革聯相互蔑稱對方為「革匪」（革聯）、「紅老保」（紅聯）。這形象地代表了兩派的立場：革聯「主要由青年學生、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堅持反對當權的官僚階層；紅聯「則與當地新舊政權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在全國奪權運動中參加了本縣的「一月奪權」，擁有該縣當權者和「幾乎整個鄉村政權及組織」的支持。
1967年8月3日至5日，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召開全縣各區的緊急會議，各區抓促小組組長參加。在8月5日下午召開的總結會議上，由時任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縣武裝部政委劉世斌主持會議，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副組長、縣委副書記熊炳恩作總結發言，稱階級敵人將要造反，指示「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於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嚴厲打擊；對於不服管製的四類分子，要組織群眾批判鬥爭，發動群眾專政；對罪大惡極的，要整理材料上報，依法懲辦，狠狠打擊。 」[2]
8月8日至9日，發生了「革聯」沖擊縣武裝部，砸爛了武器倉庫的大門，搶走全部槍支彈藥的「八·八」搶槍事件。
8月9日，「紅聯」後勤部長張明止主持召開「紅聯」骨幹緊急會議，研究應變措施。決定把「紅聯」總部由縣城遷到郊外的營江公社，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
8月11日，「紅聯」和各區武裝部長在清塘公社營樂園大隊部召開會議，決定次日集中各區基幹民兵攻打道縣二中，即「革聯」總部所在地。為了保證進攻的成功，會議決定對四類分子加強管制，以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這是當時全國大武鬥在道縣的具體體現。
8月11日縣武裝部長劉世斌、縣委副書記熊炳恩召開全縣各區、公社抓促小組組長電話會，部署搶收中稻搶插紅薯任務（簡稱「雙搶」），並傳達了「八·八」搶槍事件中縣武裝部、縣公安局槍支彈藥被搶情況。熊炳恩稱：「各地要發動群眾採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 」
在8月11日的這兩個會議結束後，各區、公社即分別開始布置針對四類分子的鎮壓工作。在工作中，自殺害朱勉後，隨着鍾佩英一家三口被害，對四類分子的亂殺行為開始在全縣蔓延。據1980年代中共零陵地委處理文化大革命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的結論稱：
楊家公社殺掉鍾佩英母子三人後，消息很快傳開。同時，全縣普遍流傳「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後殺干，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加之在這個時間裡，有四個區搞出了七個反革命組織（假案），逼供出一個「綱領」，即「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氣氛十分緊張。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泛濫，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從8月17日開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區，先後召開社隊幹部會議，動員部署殺人……
8月13日，「紅聯」攻打道縣二中「革聯」總部失敗，「紅聯」方面民兵死亡二人，受傷多人。史稱道縣「八·一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