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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下郊拼或作顶下郊拼，又称“四县反”，为西元1853年（清咸丰三年），“顶郊”三邑人与“下郊”同安人为了争取在艋舺码头的通商利益，发生了台北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内战“顶下郊拼”械斗事件。造成日后艋舺的没落及大稻埕兴起。
起源
清领时代台湾主要的三个大城市分别为府城(今台南)、鹿港(今彰化县鹿港镇)及艋舺(今台北市万华区)，所以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称。当时的艋舺便是排名第三，因为邻近淡水河，舟楫之便使得商业活动渐渐发达，从地名来自当地平埔族对“独木舟”的称呼Moungar / Mankah的音转，就可想见当时的艋舺是个船运发达、商贸繁盛的地方。
聚集了商业的利益，艋舺开始出现蕃薯、木材、樟脑等的贩售，慢慢的也从村落发展到城市的规模，大量的移民从福建来到艋舺，因为“人亲土亲”的缘故，自然以出身地区分形成聚落，但也不知不觉成了“分类械斗”的远因。
分类械斗
“分类械斗”是台湾早期民间社会的一个常见现象，由于彼此间的认同差异（我们不同族╱府╱县），加上经济利益或是宗教信仰的冲突，又因清领地方官漠视或无力管辖，最终演变成武装械斗。在北台湾常见的漳泉械斗，漳州人与泉州人因为利益冲突而产生的械斗时有所闻；而即使是同为泉州的三邑与同安，也由于先来后到的差别，争夺艋舺各码头的使用权，信仰神明又有差异，甚至因同安距离漳州较近，被认为在漳泉械斗中过于中立（不挺泉州人），最后终于发生了“顶下郊拼(顶下郊拼)”。
势力范围
当时的商业公会组织称为“郊”，先来的三邑人组成“顶郊”，而晚来的同安人因与厦门交易为主，因此称“厦郊”或“下郊”。
顶郊势力
三邑为泉州晋江、惠安、南安三县的合称，来自这三邑的移民组成了“顶郊”，艋舺龙山寺、蕃薯市街、码头与淡水河岸一带皆为顶郊的势力范围。西元1738年，三邑人发动募款兴建艋舺龙山寺，成为顶郊的商会与宗教中心，奉祀观音菩萨，终年香火鼎盛。
艋舺龙山寺落成后，西侧以北地段逐渐吸引许多商家聚集，成为新兴市集。由于贩卖商多自中国广东进口玻璃灯、软纺绸布等物资，新奇华贵，称为“新店头街”。
新店头街以北又有“旧街”，亦随艋舺龙山寺而兴起，为郊商与商铺集中之地，贩卖染料植物“大菁”、金纸、中药店为多。此地设有义仓，由艋舺大户捐献米粮，以备荒年时供救济饥民之用。
旧街东边建有水仙宫，从宫口发展出纵向与横向的市街，扩大了艋舺地区的郊商聚集范围。
旧街北方，从土地庙开始往西经妈祖宫口一直到王公宫口方向，为艋舺发展起点“蕃薯市街”，是移民、汉人与平埔族集中物资与通商交易的主要场所。
王公宫口为艋舺老码头区，许多戎克船停泊于此，往来台湾与大陆载运移民与货物。三邑人拥有屯货码头与课取税金的权力，长期垄断王公宫口与蕃薯市街的通商交易。为了争夺艋舺码头的经济利益，同安人与三邑人之间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成为顶下郊拼的导火线。
往来艋舺码头的船只不计其数，河港沿岸一带成为众多船夫、码头工人落脚之处。这群在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多从大陆离乡背井、只身来台讨生活，无依无靠，“凹(月斗)仔”于是成为艋舺“罗汉脚”抚慰心理寂寞与解决生理需求的地方。
西元1853年，黄龙安为领袖，艋舺顶郊势力到达巅峰。
下郊势力
同安人主要和大陆的厦门进行贸易，所以被称为“厦郊”或“下郊”。下郊以林佑藻为首，势力范围居于八甲庄（老松国小一带），艋舺地区的东南隅，以霞海城隍庙为中心，北临莲花池遥望安溪人的清水祖师庙，东边有顶郊势力与之对抗。
八甲庄以南则有“剥皮寮”，顶郊与下郊势力交界地带，为交易市集热络之处。剥皮寮地名的由来，据说是福州杉木皆运至此地进行剥皮加工，因而得名。在艋舺兴盛时期，剥皮寮为煤炭贩售集散地，故又称“土炭市”。
因为三邑人落脚较早，顶郊霸占了艋舺的河港商业，同安人只能选择离河岸较远的八甲庄为根据地，不仅腹地狭小，而且也没有立足码头和收税的权力，贸易条件的不平等，让下郊深感不满。西元1853年终于爆发了械斗冲突“顶下郊拼”。
泉州人势力
西元1787年，安溪人从大陆泉州府移民而来，落脚艋舺东北区域，以清水祖师庙为根据地，东接蕃薯市街，南以莲花池为界对望八甲庄。安溪人善于种植与贩卖茶叶，尤其以“安溪铁观音”闻名。
三邑人与同安人交恶之时，白其祥为艋舺安溪人之首，立场颇于中立，但在顶下郊拼开战后仍无法置身事外，迫于黄龙安的压力，烧毁了位于战略要道上的清水祖师庙，使顶郊突袭八甲庄成功。遭战乱焚毁的清水祖师庙后来在原地重建。
漳州人势力
摆接平原为板桥地区前身，位于艋舺的西南方。西元1846年，大科崁（桃园大溪）的林家势力已拓展到摆接平原，1851年林家迁居板桥，从此被称“板桥林家”，成为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其他为雾峰林家、高雄陈家、基隆颜家、鹿港辜家）。顶下郊拼时期，摆接平原势力以“本记”林国华、“源记”林国芳兄弟为首。举族迁居摆接平原后，林家成为漳州人庞大势力，令艋舺泉州人颇为忌惮。
西元1853年，三落大厝“林家花园”完工落成。由于漳、泉对峙，拥有庞大财力的林本源家族自然成为漳州人领袖，而“林家花园”也是板桥林家的指挥所，因此该厝不但有许多防御设计，平日亦有数百壮丁驻守。
冲突
由于三邑人在艋舺落脚得早，不但控制著码头，还可向往来的商船抽取百分之五的“从价税”，同安人商业利益受到牵制，为此一直有著零星的冲突，终于在一八五三年八月，爆发了大规模的械斗。在此役中，同安人原欲对三邑人发动攻击，却被三邑人抢先，借道安溪人的信仰中心清水祖师庙，攻击位在八甲庄（今老松国小）的同安人据地，最后，同安人背著他们信奉的霞海城隍败走大稻埕。此役双方各自有惨烈的牺牲，安溪人的清水祖师庙也遭波及，付之一炬，各方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顶下郊拼爆发后，下郊节节败退，林佑藻率同安族人逃往北方欲投靠同乡的大龙峒，却不被当地同安人接纳，只好转到大稻埕（台北市大同区迪化街一带），沿淡水河建起店屋市街，形成新的河港聚落。
西元1856年，下郊同安人重建庙宇，恭迎从八甲庄救出的霞海城隍爷，延续香火，此即为大稻埕霞海城隍庙。
下郊败逃北方，顶郊取得了胜利，将下郊八甲庄全数焚毁，占得艋舺大部分利益，但三邑人并未依约帮助安溪人重建清水祖师庙。
这场械斗，日本人田中一二在1931年的《台北市史》中将其形容为“将艋舺地方化为恐怖战场”，而在《淡水厅志》中则是“八甲、新庄尽毁”，由此可知当时械斗激烈的惨况。
大稻埕的兴起与艋舺的没落
西元1860年，清朝战争失利，与列强签订条约，开放淡水为国际通商港口，但艋舺码头河沙淤积，不易停泊，市况衰落，船只大多前往大稻埕码头运货交易。大稻埕逐渐取代艋舺，成为北台湾的商业贸易中心，迅速造就繁荣盛景。 顶下郊拼获胜后，艋舺三邑人却逐渐市道中落，败逃的同安人反而获得大稻埕兴起的商业利益。失去艋舺，却得大稻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成为顶下郊拼的最佳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