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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洞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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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洞岩，旧名灵仙洞最胜寺、灵仙洞最胜禅寺、基隆仙洞辨天宫，简称仙洞，是位于台湾基隆市中山区的海蚀洞佛寺，历史可追溯至台湾清治时期，被列为基隆市文化景观，也是附近地名仙洞庄、仙洞町、仙洞里的命名依据。
沿革
清治时期
地方耆老相传此洞于清治时期时是渔民休息场所，后为祈求捕鱼平安而供奉神明。战后在此修行的仙足尼师则于民国63年（1974年）表示过去传说有仙人于此得道故名为“仙洞”，又相传同治年间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湖南省的和尚于此修行，为其同学夏献纶请来，后来被夏氏带回中国大陆，夏氏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留有“海外洞天”四字及游记碑刻。
学者叶玉雯则根据头城人李逢时〈鸡笼八景诗‧仙洞鸣泉〉诗作中“不必飞升人亦仙”一句，推论清同治五年－八年（1866－1869年）龙华派源斋堂（今代明宫）张赐欢已在此修行。此组诗收录于《泰阶诗稿》，较同治十年（1871年）陈培桂纂修《淡水厅志》记载的鸡笼八景略早但有部分差异，其中仙洞之景名为“仙洞听涛”不过李逢时八景诗至昭和八年（1933年）才被流传，日治时期的基隆八景诗多半沿袭《淡水厅志》之记载。
日治时期
根据学者李嘉瑜的研究，仙洞为基隆八景中最常出现于日治旅游手册和地方文献者，出现时也都会标明其为八景之一。不过基隆筑港后海潮声已不如从前响亮。
由于仙洞于日治时期的发展与临济宗妙心寺派在基隆布教活动密切相关，故下文根据该宗于基隆地区活动的布教使、或该寺住持任职期间进行分节。
- 细野南岳任内
细野南岳为妙心寺塔头邻华院之弟子，于明治三十年（1897年）1月以随军布教师身分来台，其随乃木希典在基隆、台北一带巡视时，便发愿未来要于台北、福建设置临济寺院，以台湾为基地将教务推向中国大陆、建立“镇南”事业。同年12月细野氏与河尻宗现、高桥醇领等三人在无本山的支助、资源拮据下，于剑潭寺断食入定，数日后得到该寺台籍主僧庄信修问安并施予粮食、金钱，此举亦得到台日信徒的尊崇，使信徒、供养米金增加。
明治三十二年（1898年）8月细野氏因事由台返日，同年11月细野氏到东京探访教内友人住持足利天应来台，受到台湾信徒欢迎。细野氏、足利氏、河尻氏三人曾受北投信徒松本龟太郎之邀驻锡于北投山上虞兆庵，虞兆庵倒塌后三人曾暂住松本氏居处，后因认为长住民家不合戒律而回归剑潭寺，过著在台北、北投间往返的生活。后细野氏、河尻氏受派前来基隆仙洞时，足利氏亦常至仙洞暂住，并利用时间一边于小石上抄写《金光明经》经，一边持诵《金光明经》的金胜陀罗尼，以祈求佛法昌隆、帝道遐昌、国泰民安。每一粒石上仅写一字，抄完一部经便累积起七万馀颗石头。
日治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由于江岛氏的建议，基隆办务署长七里恭三郎向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申请于仙洞祭祀江之岛辩才天，儿玉氏并为仙洞题名为“灵仙洞”，相关事项由七里氏委托细野氏办理。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5月细野氏前往镰仓迎请神像，6月抵达基隆，办务署通令全体市民放假一天以庆祝。神像之镇座式由七里氏亲自朗读祭文，并请临济宗僧侣诵经，伴随渡船、料理、艺妓游行等活动，人潮汹涌。大约同时七里氏和市民也在仙洞口建立了安奉《金光明经》经文石的最胜宝塔。
叶玉雯认为此时似乎尚未建立临济宗布教所。
- 柴田慈孝任内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11月，七里恭三郎因总督府官制改革被废官，前往中国吉林开发新事业失败。随后其又参与日俄战争、担任川崎造船所（今川崎重工业前身）中国顾问，遂经常往返台、中、日三地，在艋舺参与宴会或赠送玩物给地方仕绅。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由沈相其起始，后复有十二位仕绅于《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基隆八景诗作，分别为乃兰氏（许梓桑）、蔡耀垣、作舟氏、江蕴和、张昭德、许松英、吕致知、许敬杆、林孝松、蔡一静等人，内容皆提及仙洞。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台湾日日新报》记者、诗人黄茂清（字植亭）前往探访时仙洞香火旺盛，有一位老人居住于此，并为文人出游之地。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七里氏重游仙洞时发现该地无人看管、已然荒废，故捐资500圆请临济宗基隆布教使柴田慈孝重新整修，并比照镇座式规模于3月19日举办盛大祭典，期间并施放烟火。柴田氏于祭典完后便返回日本担任栃木县足利市住职兼觉王山日泰寺执事。
- 伊东大器任内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5月，伊东大器奉派至基隆，明治四十年（1907年）升为主任布教师，同年7月《台湾日日新报》记者慎堂探访时仙洞外已建有布教所。
明治四十年（1907年）11月伊东氏向总督府申请将辩才天由右边移至中央，维持经费来源为当地居民发起（互助会）的利息，互助会费用则由基隆仕绅小林伊三郎、石川丰之两人管理，信徒总代为吉川荣三郎、太平诚意、小川伊三郎、三谷助三郎、中根幸太郎等五人。不过由于此时布教所尚未正式成立，故基隆厅将伊东氏之职称改为“辩才天守护者”。
明治四十年（1907年）12月，代明宫第二代堂主张添福与信徒总代五人签订土地使用协约书，并由基隆区街庄长许梓桑作见证。协约中张添福同意将仙洞无偿、无期限借与伊东大器、信徒总代使用，不过也要求辩天需与原先神明合祀、加盖其他建筑需经代明宫同意。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5月20日，仙洞岩曾与基隆另两所佛寺久宝寺、光尊寺共同倡议举办英国君主爱德华七世奉吊会，地点在光尊寺。
大正六年（1917年）伊东氏即似未经代明宫同意便兴建其他建物，大正十二年（1923年）伊东氏更声称获得仙洞土地所有权。
大正十四年（1925年）仕绅黄纯青前往游览，表示洞口装设木墙像商店，中门上贴有书写对联的红纸不够脱俗。大正十五年（1926年）农历六月该寺神明之缘女捐造仙洞石椅。
大正十五年（1926年）伊东氏向总督府申请设置最胜禅寺，并得到临济宗妙心寺派正式称号“灵仙洞最胜寺”。昭和四年（1929年）5月该寺建立基隆西国三十三所灵场第九番观音石像，6月2日伊东氏无疾而终，享寿65岁。昭和十六年（1941年）伊东氏时，署名“仙洞道人”者曾写诗纪念，并表示伊东氏曾于圆寂前七日留下“妙用自由坐脱戈”之预言，后于6月2日坐禅而逝。
- 代理期间及河野义雄任内
伊东氏圆寂后由重谷宜隆、安田文秀暂时代理，昭和四年（1929年）8月后由河野义雄。担任住职至少6年（昭和四－十年（1929－1935年），期间经常巡回演讲及投稿《南瀛佛教》月刊。
- 田洼秀南任内
河野氏返日后由田洼秀南接任住职。昭和十四年（1939年）天台宗斌宗法师自中国求法回台，受到日人怀疑而软禁于基隆港，田洼氏曾受临济宗在台布教监督高林玄宝之派遣，与凌云禅寺沈本圆为其作保，学者叶玉雯也因此事推测其就任时间最晚为昭和十四年（1939年）。
仙洞岩在日治时期曾有“灵仙洞最胜寺”、“灵仙洞最胜禅寺”、“基隆仙洞辨天宫”等等称呼。
战后时期
二战结束后田洼氏家族仍留守在仙洞岩。民国34年（1945年）12月基隆宪兵队欲征用仙洞岩为国语讲习所，田洼氏以寺院及洞窟狭小、且经常举办葬仪法会拒绝，却遭宪兵殴打并毁坏佛像、佛坛。其后宪兵更刑求田洼氏，田洼氏于被迫写谢罪状后才被释放。民国35年（1946年）1月4名宪兵再次前来并强迫田洼氏迁出，田洼氏家族逃至台北市老松町信徒村松垚太郎家中，并向台湾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涉外委员涩谷中佐陈情，其后不知所终。
不久后仙洞岩出售给灵泉禅寺优婆塞吴荣发，后由普缘法师（俗名吴柳莺）、普真法师、修照法师陆续接任住持。
民国45年（1956年）吴自炤、仙足尼师、普缘法师等人买下最胜寺之土地和房子。
民俗学家、美术史家施翠峰于民国63年（1974年）时表示仙洞岩为当时基隆最负盛名的古迹。
民国70年（1981年）最胜寺重建。
民国95年（2006年）7月11日，仙洞岩由基隆市古迹、历史建筑、聚落暨文化景观审议委员会登录为文化景观，为基隆市第一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