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洞巖
仙洞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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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洞巖，舊名靈仙洞最勝寺、靈仙洞最勝禪寺、基隆仙洞辨天宮，簡稱仙洞，是位於臺灣基隆市中山區的海蝕洞佛寺，歷史可追溯至臺灣清治時期，被列為基隆市文化景觀，也是附近地名仙洞庄、仙洞町、仙洞里的命名依據。
目錄
沿革
清治時期
地方耆老相傳此洞於清治時期時是漁民休息場所，後為祈求捕魚平安而供奉神明。戰後在此修行的仙足尼師則於民國63年（1974年）表示過去傳說有仙人於此得道故名為「仙洞」，又相傳同治年間有一位來自中國大陸湖南省的和尚於此修行，為其同學夏獻綸請來，後來被夏氏帶回中國大陸，夏氏也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留有「海外洞天」四字及遊記碑刻。
學者葉玉雯則根據頭城人李逢時〈雞籠八景詩‧仙洞鳴泉〉詩作中「不必飛昇人亦仙」一句，推論清同治五年－八年（1866－1869年）龍華派源齋堂（今代明宮）張賜歡已在此修行。此組詩收錄於《泰階詩稿》，較同治十年（1871年）陳培桂纂修《淡水廳志》記載的雞籠八景略早但有部分差異，其中仙洞之景名為「仙洞聽濤」不過李逢時八景詩至昭和八年（1933年）才被流傳，日治時期的基隆八景詩多半沿襲《淡水廳志》之記載。
日治時期
根據學者李嘉瑜的研究，仙洞為基隆八景中最常出現於日治旅遊手冊和地方文獻者，出現時也都會標明其為八景之一。不過基隆築港後海潮聲已不如從前響亮。
由於仙洞於日治時期的發展與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基隆布教活動密切相關，故下文根據該宗於基隆地區活動的布教使、或該寺住持任職期間進行分節。
- 細野南嶽任內
細野南嶽為妙心寺塔頭隣華院之弟子，於明治三十年（1897年）1月以隨軍布教師身分來臺，其隨乃木希典在基隆、臺北一帶巡視時，便發願未來要於臺北、福建設置臨濟寺院，以臺灣為基地將教務推向中國大陸、建立「鎮南」事業。同年12月細野氏與河尻宗現、高橋醇領等三人在無本山的支助、資源拮据下，於劍潭寺斷食入定，數日後得到該寺臺籍主僧莊信修問安並施予糧食、金錢，此舉亦得到臺日信徒的尊崇，使信徒、供養米金增加。
明治三十二年（1898年）8月細野氏因事由臺返日，同年11月細野氏到東京探訪教內友人住持足利天應來臺，受到臺灣信徒歡迎。細野氏、足利氏、河尻氏三人曾受北投信徒松本龜太郎之邀駐錫於北投山上虞兆庵，虞兆庵倒塌後三人曾暫住松本氏居處，後因認為長住民家不合戒律而回歸劍潭寺，過著在臺北、北投間往返的生活。後細野氏、河尻氏受派前來基隆仙洞時，足利氏亦常至仙洞暫住，並利用時間一邊於小石上抄寫《金光明經》經，一邊持誦《金光明經》的金勝陀羅尼，以祈求佛法昌隆、帝道遐昌、國泰民安。每一粒石上僅寫一字，抄完一部經便累積起七萬餘顆石頭。
日治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由於江島氏的建議，基隆辦務署長七里恭三郎向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申請於仙洞祭祀江之島辯才天，兒玉氏並為仙洞題名為「靈仙洞」，相關事項由七里氏委託細野氏辦理。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5月細野氏前往鎌倉迎請神像，6月抵達基隆，辦務署通令全體市民放假一天以慶祝。神像之鎮座式由七里氏親自朗讀祭文，並請臨濟宗僧侶誦經，伴隨渡船、料理、藝妓遊行等活動，人潮洶湧。大約同時七里氏和市民也在仙洞口建立了安奉《金光明經》經文石的最勝寶塔。
葉玉雯認為此時似乎尚未建立臨濟宗布教所。
- 柴田慈孝任內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11月，七里恭三郎因總督府官制改革被廢官，前往中國吉林開發新事業失敗。隨後其又參與日俄戰爭、擔任川崎造船所（今川崎重工業前身）中國顧問，遂經常往返臺、中、日三地，在艋舺參與宴會或贈送玩物給地方仕紳。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由沈相其起始，後復有十二位仕紳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基隆八景詩作，分別為乃蘭氏（許梓桑）、蔡耀垣、作舟氏、江蘊和、張昭德、許松英、呂致知、許敬杆、林孝松、蔡一靜等人，內容皆提及仙洞。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臺灣日日新報》記者、詩人黃茂清（字植亭）前往探訪時仙洞香火旺盛，有一位老人居住於此，並為文人出遊之地。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七里氏重遊仙洞時發現該地無人看管、已然荒廢，故捐資500圓請臨濟宗基隆布教使柴田慈孝重新整修，並比照鎮座式規模於3月19日舉辦盛大祭典，期間並施放煙火。柴田氏於祭典完後便返回日本擔任栃木縣足利市住職兼覺王山日泰寺執事。
- 伊東大器任內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5月，伊東大器奉派至基隆，明治四十年（1907年）升為主任布教師，同年7月《臺灣日日新報》記者慎堂探訪時仙洞外已建有布教所。
明治四十年（1907年）11月伊東氏向總督府申請將辯才天由右邊移至中央，維持經費來源為當地居民發起（互助會）的利息，互助會費用則由基隆仕紳小林伊三郎、石川豐之兩人管理，信徒總代為吉川榮三郎、太平誠意、小川伊三郎、三谷助三郎、中根幸太郎等五人。不過由於此時布教所尚未正式成立，故基隆廳將伊東氏之職稱改為「辯才天守護者」。
明治四十年（1907年）12月，代明宮第二代堂主張添福與信徒總代五人簽訂土地使用協約書，並由基隆區街庄長許梓桑作見證。協約中張添福同意將仙洞無償、無期限借與伊東大器、信徒總代使用，不過也要求辯天需與原先神明合祀、加蓋其他建築需經代明宮同意。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5月20日，仙洞巖曾與基隆另兩所佛寺久寶寺、光尊寺共同倡議舉辦英國君主愛德華七世奉吊會，地點在光尊寺。
大正六年（1917年）伊東氏即似未經代明宮同意便興建其他建物，大正十二年（1923年）伊東氏更聲稱獲得仙洞土地所有權。
大正十四年（1925年）仕紳黃純青前往遊覽，表示洞口裝設木牆像商店，中門上貼有書寫對聯的紅紙不夠脫俗。大正十五年（1926年）農曆六月該寺神明之緣女捐造仙洞石椅。
大正十五年（1926年）伊東氏向總督府申請設置最勝禪寺，並得到臨濟宗妙心寺派正式稱號「靈仙洞最勝寺」。昭和四年（1929年）5月該寺建立基隆西國三十三所靈場第九番觀音石像，6月2日伊東氏無疾而終，享壽65歲。昭和十六年（1941年）伊東氏時，署名「仙洞道人」者曾寫詩紀念，並表示伊東氏曾於圓寂前七日留下「妙用自由坐脫戈」之預言，後於6月2日坐禪而逝。
- 代理期間及河野義雄任內
伊東氏圓寂後由重谷宜隆、安田文秀暫時代理，昭和四年（1929年）8月後由河野義雄。擔任住職至少6年（昭和四－十年（1929－1935年），期間經常巡迴演講及投稿《南瀛佛教》月刊。
- 田窪秀南任內
河野氏返日後由田窪秀南接任住職。昭和十四年（1939年）天臺宗斌宗法師自中國求法回臺，受到日人懷疑而軟禁於基隆港，田窪氏曾受臨濟宗在臺布教監督高林玄寶之派遣，與凌雲禪寺沈本圓為其作保，學者葉玉雯也因此事推測其就任時間最晚為昭和十四年（1939年）。
仙洞巖在日治時期曾有「靈仙洞最勝寺」、「靈仙洞最勝禪寺」、「基隆仙洞辨天宮」等等稱呼。
戰後時期
二戰結束後田窪氏家族仍留守在仙洞巖。民國34年（1945年）12月基隆憲兵隊欲徵用仙洞巖為國語講習所，田窪氏以寺院及洞窟狹小、且經常舉辦葬儀法會拒絕，卻遭憲兵毆打並毀壞佛像、佛壇。其後憲兵更刑求田窪氏，田窪氏於被迫寫謝罪狀後才被釋放。民國35年（1946年）1月4名憲兵再次前來並強迫田窪氏遷出，田窪氏家族逃至臺北市老松町信徒村松垚太郎家中，並向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涉外委員澁谷中佐陳情，其後不知所終。
不久後仙洞巖出售給靈泉禪寺優婆塞吳榮發，後由普緣法師（俗名吳柳鶯）、普真法師、修照法師陸續接任住持。
民國45年（1956年）吳自炤、仙足尼師、普緣法師等人買下最勝寺之土地和房子。
民俗學家、美術史家施翠峰於民國63年（1974年）時表示仙洞巖為當時基隆最負盛名的古蹟。
民國70年（1981年）最勝寺重建。
民國95年（2006年）7月11日，仙洞巖由基隆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暨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登錄為文化景觀，為基隆市第一處文化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