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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危机
图片来自landofhope.tv

养老金危机（英语：Pensions crisis）是指各国支付企业或政府就业退休养老金的预计产生困难，其基本困难在于制度的维持时间必须远远超过政治规划的期限。

概述

养老金计算，通常由精算师执行使用关于当前和未来人口统计、预期寿命、投资回报、缴款或税收水平以及对受益人的支出等变量的假设。由于储蓄率低、寿命快速增加、养老基金新征税（例如取消对股权股息征收预提税的权利），尤其是投资回报率下降，使得许多养老基金在 21 世纪初陷入困境。

危机来源

政府跳票违背过多承诺

很多社会方面的因素使得养老体系改革是无法避免的，比如预期寿命的上升，劳动力当中妇女人数的增长，工作模式的变化，离婚率的上升，以及财政赤字的扩大。世界银行人类发展网路的首席社会保障专家伊冯.辛（Yvonne Sin）指出，“这场危机是来自于大多数国家对于他们所能提供的承诺得太多”“结果就是，他们基本上会违背其承诺。” 已开发国家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纷纷提高养老金开始给付的年龄及延长老年人的工作时间。

关键术语

养老金规划有几个关键术语：

• 参 与 率：劳动力中的人口比例。
• 固定福利：与雇员工资挂钩的养老金，风险由雇主支付合同金额。
• 固定缴款：取决于缴款金额和相关投资业绩的养老金，其中风险主要落在员工身上。

寿命因素

个人寿命比预期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2年4 月报告称，发达国家可能低估了长寿对其公共和私人养老金计算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如果个人寿命比预期长三年，增量成本可能接近发达经济体 2010 年 GDP 的 50% 和新兴经济体的 25%。在美国，这意味著养老金义务增加了 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包括提高与预期寿命相称的退休年龄。

支持率

届龄领取者比例下降

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工人与养老金领取者的比例正在下降，也就是工作年龄的人数与退休年龄以上的人数之比通称“支持率”。 这是由于两个人口因素：预期寿命增加加上固定退休年龄，以及生育率下降。预期寿命的延长（退休年龄固定）随时都会增加退休人员的数量，因为个人退休的时间更长，而生育率的下降会减少工人的数量。

老龄社会

义大利养老金的可持续性最危险

美国和德国决定将养老金给付年龄提高到67岁，英国也决定提高到68岁。义大利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公务员等11万多人纷纷选择了提前退休。 义大利的公共养老金给付水平是在职时的近8成，大约是日本和德国的2倍。义大利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但却慷慨地批准降低养老金领取年龄。美世谘询日本公司（Mercer Japan）的养老金顾问须藤健次郎认为，“在43个主要国家中，义大利养老金的可持续性最危险”。

规划缺失

第一代员工退休后，通常会提取养老金馀额并花掉。如果假设较高的投资回报，试图维持好于市场的回报也可能导致投资组合经理承担更多风险。如果养老金计划将其投资回报率假设从每年 8% 降低到每年 7%，则每月为其养老金缴款 100 美元的人将需要缴款 110 美元。则要求向系统支付的人的缴款相对较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债券收益率（保证投资的回报）很低，而美国和其他股票市场在 2000 年至 2010 年期间并未持续战胜通货膨胀，这是值得观察的缺失。

许多养老金的年投资回报率假设在 7-8% 范围内，更接近 2000 年前的平均回报。如果这些税率降低 1-2 个百分点，从工资或税收中提取的所需养老金缴款将大幅增加。根据一项估计，每减少 1% 意味著贡献增加 10%。

新加坡强制储蓄年金化

新加坡政府强制将大部分储蓄年金化，其理论是“政府让人民在 55 岁退休时，拿走这笔钱，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钱花光就没有钱可以生活了，当地公积金局的报告显示，90% 的公积金储蓄者在达到退休年龄后的 18 个月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因此，新加坡雇员自动从公积金生活中获得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

改革思路

为求退休养老金的规划完善，有些既定思路需做改革，改革主要分为三类：

1. 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就业政策和移民政策来解决工人与退休人员的比例。
2. 通过从固定福利转向固定缴款养老金类型并减少未来支付金额来减少义务。
3. 通过提高缴费率和提高税收来增加资源以资助养老金。最近，这包括提议和实际没收私人养老金计划并将其合并到政府运行的计划中。

解决方案

继英国在 2012 年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成功引入自动注册之后，工作与养老金部现在提出了新的立法，该立法能够创建风险分担减免解决方案，例如集体固定缴款计划和联合养老保险计划。根据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的说法，后者也受益于行为经济效应。

芬兰国会立法

自 2000 年代初以来，芬兰就如何解决即将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工作年龄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医疗保健服务造成的压力增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平均使用比劳动年龄人口更多的医疗保健服务。

总理马蒂•万哈宁的第一届政府试图通过更好地分配资源、提高社会和医疗保健部门的效率、试图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对系统的压力以及强行联合几个较小的城市来改革整个市政和服务业。

“索特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较大的（由于缺乏资金，他们自己无法负担医疗保健等法律规定的市政服务）。从那时起 Jyrki Katainen (2011-2014)、Alexander Stubb (2014-2015)、Juha Sipilä (2015-2019)、Antti Rinne (2019) 和马林政府 (2019-) 都试图彻底改革社会和医疗保健系统 (Sote -法律），其中包括结构性改革，以及解决人口老龄化对芬兰公共服务日益增加的压力的答案和解决方案，因为它存在宪法问题：政府和市政当局在宪法上有义务为其公民提供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但由于纳税人基础枯竭和人口老龄化，一些较小的城市缺乏资金。马林政府设法通过了“索特法”，试图解决人口老龄化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