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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金危機
圖片來自landofhope.tv

養老金危機（英語：Pensions crisis）是指各國支付企業或政府就業退休養老金的預計產生困難，其基本困難在於制度的維持時間必須遠遠超過政治規劃的期限。

概述

養老金計算，通常由精算師執行使用關於當前和未來人口統計、預期壽命、投資回報、繳款或稅收水平以及對受益人的支出等變量的假設。由於儲蓄率低、壽命快速增加、養老基金新徵稅（例如取消對股權股息徵收預提稅的權利），尤其是投資回報率下降，使得許多養老基金在 21 世紀初陷入困境。

危機來源

政府跳票違背過多承諾

很多社會方面的因素使得養老體系改革是無法避免的，比如預期壽命的上升，勞動力當中婦女人數的增長，工作模式的變化，離婚率的上升，以及財政赤字的擴大。世界銀行人類發展網路的首席社會保障專家伊馮.辛（Yvonne Sin）指出，「這場危機是來自於大多數國家對於他們所能提供的承諾得太多」「結果就是，他們基本上會違背其承諾。」 已開發國家在少子老齡化背景下，紛紛提高養老金開始給付的年齡及延長老年人的工作時間。

關鍵術語

養老金規劃有幾個關鍵術語：

• 參 與 率：勞動力中的人口比例。
• 固定福利：與僱員工資掛鉤的養老金，風險由僱主支付合同金額。
• 固定繳款：取決於繳款金額和相關投資業績的養老金，其中風險主要落在員工身上。

壽命因素

個人壽命比預期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 2012年4 月報告稱，發達國家可能低估了長壽對其公共和私人養老金計算的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如果個人壽命比預期長三年，增量成本可能接近發達經濟體 2010 年 GDP 的 50% 和新興經濟體的 25%。在美國，這意味著養老金義務增加了 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包括提高與預期壽命相稱的退休年齡。

支持率

屆齡領取者比例下降

在大部分發達國家，工人與養老金領取者的比例正在下降，也就是工作年齡的人數與退休年齡以上的人數之比通稱「支持率」。 這是由於兩個人口因素：預期壽命增加加上固定退休年齡，以及生育率下降。預期壽命的延長（退休年齡固定）隨時都會增加退休人員的數量，因為個人退休的時間更長，而生育率的下降會減少工人的數量。

老齡社會

義大利養老金的可持續性最危險

美國和德國決定將養老金給付年齡提高到67歲，英國也決定提高到68歲。義大利反其道而行之，結果公務員等11萬多人紛紛選擇了提前退休。 義大利的公共養老金給付水平是在職時的近8成，大約是日本和德國的2倍。義大利沒有穩定的財政來源，但卻慷慨地批准降低養老金領取年齡。美世諮詢日本公司（Mercer Japan）的養老金顧問須藤健次郎認為，「在43個主要國家中，義大利養老金的可持續性最危險」。

規劃缺失

第一代員工退休後，通常會提取養老金餘額並花掉。如果假設較高的投資回報，試圖維持好於市場的回報也可能導致投資組合經理承擔更多風險。如果養老金計劃將其投資回報率假設從每年 8% 降低到每年 7%，則每月為其養老金繳款 100 美元的人將需要繳款 110 美元。則要求向系統支付的人的繳款相對較低。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債券收益率（保證投資的回報）很低，而美國和其他股票市場在 2000 年至 2010 年期間並未持續戰勝通貨膨脹，這是值得觀察的缺失。

許多養老金的年投資回報率假設在 7-8% 範圍內，更接近 2000 年前的平均回報。如果這些稅率降低 1-2 個百分點，從工資或稅收中提取的所需養老金繳款將大幅增加。根據一項估計，每減少 1% 意味著貢獻增加 10%。

新加坡強制儲蓄年金化

新加坡政府強制將大部分儲蓄年金化，其理論是「政府讓人民在 55 歲退休時，拿走這筆錢，然後過了一段時間，錢花光就沒有錢可以生活了，當地公積金局的報告顯示，90% 的公積金儲蓄者在達到退休年齡後的 18 個月內花光了所有的積蓄。因此，新加坡僱員自動從公積金生活中獲得退休後的養老金收入。

改革思路

為求退休養老金的規劃完善，有些既定思路需做改革，改革主要分為三類：

1. 通過提高退休年齡、就業政策和移民政策來解決工人與退休人員的比例。
2. 通過從固定福利轉向固定繳款養老金類型並減少未來支付金額來減少義務。
3. 通過提高繳費率和提高稅收來增加資源以資助養老金。最近，這包括提議和實際沒收私人養老金計劃並將其合併到政府運行的計劃中。

解決方案

繼英國在 2012 年基於行為經濟學理論成功引入自動註冊之後，工作與養老金部現在提出了新的立法，該立法能夠創建風險分擔減免解決方案，例如集體固定繳款計劃和聯合養老保險計劃。根據亞當斯密在他的著作《國富論》中的說法，後者也受益於行為經濟效應。

芬蘭國會立法

自 2000 年代初以來，芬蘭就如何解決即將出現的人口老齡化、工作年齡人口減少以及人口老齡化對社會和醫療保健服務造成的壓力增加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和辯論，平均使用比勞動年齡人口更多的醫療保健服務。

總理馬蒂•萬哈寧的第一屆政府試圖通過更好地分配資源、提高社會和醫療保健部門的效率、試圖緩解未來人口老齡化對系統的壓力以及強行聯合幾個較小的城市來改革整個市政和服務業。

「索特法」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

較大的（由於缺乏資金，他們自己無法負擔醫療保健等法律規定的市政服務）。從那時起 Jyrki Katainen (2011-2014)、Alexander Stubb (2014-2015)、Juha Sipilä (2015-2019)、Antti Rinne (2019) 和馬林政府 (2019-) 都試圖徹底改革社會和醫療保健系統 (Sote -法律），其中包括結構性改革，以及解決人口老齡化對芬蘭公共服務日益增加的壓力的答案和解決方案，因為它存在憲法問題：政府和市政當局在憲法上有義務為其公民提供醫療保健和社會服務，但由於納稅人基礎枯竭和人口老齡化，一些較小的城市缺乏資金。馬林政府設法通過了「索特法」，試圖解決人口老齡化的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