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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引領盲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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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稱《盲人寓言》 年份 1568年 尺寸 86 cm × 154 cm（34英寸 × 61英寸） 類型 作於亞麻布上的膠畫 典藏 義大利國立卡波堤蒙特博物館 |
《盲人引領盲人》,《盲人》或《盲人寓言》 (荷蘭語：De parabel der blinden)是一幅由荷蘭文藝復興時期畫家老彼得·勃魯蓋爾於1568年完成的畫作。這幅畫在亞麻帆布上用膠畫顏料製成，尺寸為86 cm × 154 cm（34英寸 × 61英寸）。它描繪了《馬太福音》第15章14節「盲人引領盲人」的聖經寓言，並被收藏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國立卡波堤蒙特博物館中。
這幅畫反映了勃魯蓋爾細緻的觀察。每個人物都有不同的眼疾，包括角膜白斑，眼球萎縮和眼球摘除。畫中的男人們抬起頭來更好地利用其他感官。對角線構圖增強了六個人逐漸跌倒的步履蹣跚感。由於其準確的細節描述和創作技巧，它被認為是一項傑作。複製品包括勃魯蓋爾的兒子小彼得·勃魯蓋爾的放大版本，並且該作品啟發了一些文學作品的創作，比如夏爾·波德萊爾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詩歌以及格特·霍夫曼的小說。
勃魯蓋爾在去世前的那一年畫了《盲人》。它有一種苦澀，悲傷的基調，這可能與西屬尼德蘭政府於1567年成立除暴理事會有關。該理事會下令進行大規模的逮捕和處決，以執行西班牙的統治並鎮壓新教。聖安娜教堂在聖安娜彼得村的設立有贊成和反對天主教的兩種聲音，儘管尚不清楚這幅畫是否是一種政治聲明。
簡介
這幅畫描繪了一列由六名失明的、其貌不揚的男人組成的前行隊伍。他們沿着一條以河流為界的道路行進，河的另一側是帶有教堂的村莊。[1] 隊伍的領頭人仰天跌進溝里，因為他們彼此都拉在一起，所以他似乎也要把他的其他同伴拖下去了。[2] 一位放牛郎站在後面背景中。[3]
勃魯蓋爾的作品基於《馬太福音》第15章14節中盲人引領盲人的聖經寓言，在裡面基督指的是法利賽人[4]。 根據藝術評論家瑪格麗特·蘇利文（Margaret Sullivan）的說法，勃魯蓋爾的受眾對古典文學的熟悉程度與聖經一樣。伊拉斯謨（ Erasmus）在勃魯蓋爾（Bruegel）的畫作出版兩年之前發表了他的《阿達吉亞》，其中引用了古羅馬詩人賀拉斯[5]的Caecus caeco dux（「盲人」的盲人領袖）。 勃魯蓋爾將寓言中的兩個瞎子改為六人，他們穿着體面，而不是穿着代表他後期作品的貧農服飾[6]。第一個盲人的臉看不見；第二個盲人跌倒時扭了頭，也許是為了避免面朝地摔倒。第三個人，穿着護脛，臉朝天膝蓋略彎。因與第二個人牽引着，他也正在倒地中。其他人還沒有開始跌跌撞撞，但似乎也預示着同樣的命運。[7]
盲人的臉和身體以及包括教堂在內的背景細節都以極其細緻的細節呈現的。[8] 領隊人的後倒姿態證明了勃魯蓋爾精湛的透視畫法[2]。勃魯蓋爾的畫作背景通常是虛構的,但是《盲人領導盲人》的畫作背景[8]已經確定是聖安娜彼得村[9],而教堂則是聖安娜教堂[10]。
特色
勃魯蓋爾四副保存下來的膠畫中,有一個作品屬於tüchlein，這是光繪的一種，它使用的是顏料與水溶性膠混合製備而成的蛋彩畫。在油畫顏料出現之前，這種方法已廣泛用於繪畫和泥金裝飾手抄本中。不知道勃魯蓋爾從誰那裡學到了它的用法，很多人推測他可能學自他的岳母，手抄本師Mayken Verhulst。或者學自他的老師彼得•考克•范•埃爾斯特; 也有可能他學自畫家兼手抄本師朱利奧·克洛維奧（ Giulio Clovio） ，他與朱利奧一起在意大利生活過，他也幫助了朱利奧畫了許多使用膠畫顏料的袖珍畫[11]。由於亞麻布的高易腐性和生皮膠的溶解性，tüchleins是很難被完好地保存，並且一旦受損很難修復。《盲人引領盲人》被保存的較好，只在例如牧民和中間地帶的一些家禽處遭受了侵蝕[12]。細膩的筆觸下方可見亞麻[7]帆布的紋理。[13]該作品已署名並註明日期BRVEGEL.MDLX.VIII。[14]該畫大小86 cm × 154 cm（34英寸 × 61英寸）[4]，是1568年最大的一幅畫。[7]
樸素的色調是通過大量的灰色，綠色，棕紅色和黑色的配色方案實現的。人體的對角線移動在前景中產生了戲劇性的張力[15]，該張力與風景背景成對角線分布。[16]平坦的鄉村是明顯的佛蘭德特色，與勃魯蓋爾筆下的大多數風景不同，他將將山脈等外來元素引入當地風景。
與先前將盲人描述為神聖天賦的受益者相比，勃魯蓋爾畫中的男人跌跌撞撞[17]，描繪中不帶絲毫同情。那個沒有眼睛的人則被解釋為一個因不法行為或打架而受到懲罰的人。[18]
勃魯蓋爾描繪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經驗客觀性。在較早的繪畫中，通常盲人都是以閉着眼睛的方式描繪的。而勃魯蓋爾給每個人描繪了不同的眼疾，儘管他們仍然存在一些診斷上的分歧，但十分貼近現實，可以讓後來的專家推斷他們的病情[17]。[19]法國解剖病理學家讓·馬丹·沙爾科（Jean-Martin Charcot）和解剖藝術家保羅·里歇爾（ Paul Richer）早期發表了「畸形而病態的藝術」（1889年），緊接着法國病理學家Tony-Michel Torrillhon於1957年對勃魯蓋爾的人物進行了更多研究。[7]第一個人的眼睛是看不見的。第二個人他的眼球被摘除，眼瞼也是：第三個患有角膜白斑;第四個人眼球萎縮;第五個人是要麼沒有光感的盲人，要麼十分畏光；第六位有天皰瘡[7]或大皰性天皰瘡[20]。夏科特和里歇爾指出勃魯蓋爾準確地描繪了盲人，他們並沒有面朝前方而是高高抬起臉頰，因為他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嗅覺和聽覺前進。
背景
十六世紀的歐洲經歷了許多社會變革：新教改革及其對公共宗教藝術的排斥；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及其對經驗主義的重視都以犧牲宗教信仰為代價；在重商主義興起的同時，中產階級也迅速成長。那是學習和知識快速發展的時期，並且是走向經驗科學的時代-即哥白尼日心說理論和谷登堡印刷機的的時代。奧特柳斯（ Ortelius）的地圖學影響了風景畫，維薩留斯（Vesalius）通過直接觀察解剖的身體給解剖學研究帶來了進步，激發了藝術家更多地關注其作品中解剖學的準確性。
藝術品在這個時代可以在公開市場上交易。藝術家試圖通過與傳統貴族，神話和聖經不同的主題來區分自己，並根據經驗觀察發展出新的，現實的技術。古典文學為處理藝術中的「低級」主題提供了先例。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體裁藝術及其對普通百姓和日常生活的描繪。[21]
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以晦澀風格描繪風景和一些奇幻場景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為他贏得了耶羅尼米斯·博斯的藝術繼承人的聲譽。他很快開始效仿另一位大師彼得·阿爾岑（ Pieter Aertsen），這位大師在1550年代以高度寫實的風格描繪日常場景而出名，例如在他的大型畫《屠夫攤位》（1551）中對肉類產品進行了詳細的描繪。勃魯蓋爾的主題也變得更加瑣碎，他的風格變得更具觀察性[21]。他因對貧農詳盡，準確和寫實的描寫而聲名遠揚，他的畫在貧農中廣受歡迎。他在亞麻帆布和橡木板上繪畫，不畫那些華麗的場面和皇親貴族的肖像。[22]勃魯蓋爾最初描繪的農民沒有特色，沒有差異。但隨着他繪畫技術的成熟，他們的相貌變得更加細緻且富有表現力。[8]
是最先繪畫日常生活的。《肉鋪與給予救濟品的神聖家庭》，阿爾岑，1551年]] 1563年，勃魯蓋爾（Bruegel）與他的老師彼得·科克·范·阿斯特（Pieter Coecke van Aelst）的女兒邁肯（Mayken）結婚[23]並搬到了西屬尼德蘭政府所在地布魯塞爾（1556–1714）。1567年，荷蘭總督阿爾巴公爵成立了除暴委員會（俗稱「血腥委員會」），以鎮壓天主教以外的宗教並執行西班牙的統治，這導致了大規模的逮捕和處決[4]。勃魯蓋爾是否支持加爾文主義者或打算在《盲人》中表達政治信息是不明確的，但有證據表明他可能持有批評天主教的觀點。[24]苦澀，悲傷的基調是他後期作品的特點，例如《盲人》和《絞刑架上的喜鵲》[25] 。
在古希臘，盲人被描繪成從眾神那裡得到了恩賜，盲人歌手受到高度重視。歐洲中世紀，盲人被描繪成奇蹟，，如馬可福音第10章第46-52節中在傑里科附近受到治癒的盲人巴底買。宗教改革後，在新教徒地區，關於聖人和奇蹟的繪畫並不受歡迎。[17]在天主教徒的思想中，慈善善舉，例如向盲人和窮人施捨，這樣的善事與信仰結合，有助於施行者救贖。但是，新教徒的因信稱義理論否定了行為在實現救贖上的作用，規定救贖僅取決於信仰（以及上帝對每個人預定宿命論的複雜性）。窮人和弱者的慈善地位降低了，乞丐的處境也惡化了。[26]在當時的流行文學中，盲人被描述為流氓或惡作劇的目標。[18]「盲人引領盲人」的寓言也在勃魯蓋爾《尼德蘭箴言》（1559）中作為插圖諺語之一出現過。{諺語荷蘭原文為 "Als de ene blinde de andere leidt, vallen ze beiden in de gracht." (中文: "當盲人來給其他盲人做引導時，這些人都會掉入溝壑中")
參考文獻
- ↑ Charcot & Richer 1889, p. 74.
- ↑ 2.0 2.1 Delevoy & Skira 1959, p. 124.
- ↑ Silver 2012, p. 52.
- ↑ 4.0 4.1 4.2 Hagen & Hagen 2003, p. 191.
- ↑ Sullivan 1991, p. 463.
- ↑ Lindsay & Huppé 1956, pp. 384-385.
- ↑ 7.0 7.1 7.2 7.3 7.4 Karcioglu 2002, p. 58.
- ↑ 8.0 8.1 8.2 Karcioglu 2002, p. 57.
- ↑ Delevoy & Skira 1959, p. 126.
- ↑ Vries 2007, p. 232.
- ↑ Lobkova 2010, pp. 74-75.
- ↑ Edwards 2013, p. 71.
- ↑ Bordin & D'Ambrosio 2010, p. 30.
- ↑ Grossmann 1966, p. 203.
- ↑ Delevoy & Skira 1959, pp. 125-126.
- ↑ Huxley & Videpoche 1938, p. 52.
- ↑ 17.0 17.1 17.2 Hagen & Hagen 2003, p. 192.
- ↑ 18.0 18.1 Hagen & Hagen 2003, p. 194.
- ↑ Karcioglu 2002, pp. 61-62.
- ↑ Karcioglu 2002, p. 59.
- ↑ 21.0 21.1 Sullivan 2011.
- ↑ Karcioglu 2002, p. 55.
- ↑ Orenstein 2001, p. 7.
- ↑ Hagen & Hagen 2003, pp. 191–192, 194.
- ↑ Orenstein 2001, p. 9.
- ↑ Hagen & Hagen 2003, p. 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