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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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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伋 | |
原文名 | Yammie Nam |
出生 |
前483年 中國春秋時魯國 |
逝世 | 前402年 |
國籍 | 中國 |
別名 | 孔子思 |
知名作品 | 中庸(傳說是孔伋所作) |
孔伋(前483年-前402年),字子思,戰國初期魯國人,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有「述聖」之稱,為孔子的孫子,孔鯉的兒子,曾受業於曾子。出仕於魯穆公,傳說四書之一的《中庸》是他所作,但此說難以證實。而他所著的《子思子》一書已佚。
孟子曾就學於其弟子或門下學者。又,《荀子・非十二子》將子思、孟子二人歸為一類,指其思孟五行說「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故後世又以「思孟」並稱二人,其學派稱為思孟學派。
歷代封贈
宋代,徽宗封孔伋為「沂水侯」。元代,文宗封「沂國述聖公」。明代,世宗封「述聖公」;後人因此稱孔伋為「述聖」,與「復聖」顏回、「宗聖」曾參、「亞聖」孟軻並稱。
人物評價
社會評價
在這裡,《中庸》沒有明文說性善,實際是說性善。這是 《中庸》的理論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論點。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論的創始人,是孟子性善論的先行者。 《中庸》的作者強調素其位而行。他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平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激幸。」這就是說,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處境,作好自己份內的一切活動,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別人。這是順從天命而率性,盡性的為法,也是作者企圖用以消解矛盾的辦法。 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與聞。《中庸》則以言性與天命為重要的內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中庸》則說君子之道「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對於孔子的繼承來說,《中庸》是對於儒學的唯心主義的放大,其間還塗抹了濃厚的神秘色彩。
歷史評價
孔伋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公元1330年(元朝文宗至順元年),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以上資料來源[1])
主要作品
《漢書·藝文志》著錄《子思》二十三篇,已佚。漢唐儒者如鄭玄、孔穎達等認為《小戴禮記》中之《中庸》即為孔伋子思所作,宋儒基本都肯定這一說法(偶有懷疑者,如南宋的葉適在其《習學紀言序目》中就表示懷疑)。程朱一派對《中庸》尤為尊崇,以為「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唐宋開始,「道統」論興起。學者一般認為,子思上承曾參,下啟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中庸》亦為儒家心性理論的主要淵藪之一。
但近世學者對《中庸》是子思所作的傳統說法頗有疑問,認為其中有「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之語,當出自秦漢之際儒者之口而非子思所撰。陳盤在《大學中庸今釋》中,舉隱公元年《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為例,說明「車同軌」這話,在孔子以前就有。至於「書同文」,他也認為華夏的文字都是從六書發展下來,春秋時儘管國別很多,然而朝聘天之,會盟諸侯,文書使節交互往來,不可能彼此之間的文字不通曉,這就是同文了。因此,子思的實際思想究竟是否就是《中庸》的學說,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成就榮譽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論子思、孟軻之學,謂「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韓非子在其《顯學》篇中論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子思之儒」亦為其中一派。他們雖都是從否定的角度來論述子思的,但從中亦可想見子思的學說卓然自成一家。
《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思曾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漢書·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孫,為魯穆公師」。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為《禮記》所收,流傳於世。《孔叢子》記有子思固於宋的細節及子思與魯穆公的問答,都不一定可信。 《中庸》,司馬遷稱其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說「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淺,」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都是秦漢人的口氣,當非出於戰國時人之手。 《中庸》作者認為,人的貧富窮通、國家的治亂興衰,都有天命來決定。人的本性能對天命作出正確的反應,表現為行為的準則,這就是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