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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原（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署長）原圖鏈接

孔原(1906-1990)，原名陳鐵錚，化名田夫、田心，江西萍鄉人。孔原早年就讀於萍鄉中學，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西北工委委員、西南工委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和組織部部長，長期從事地下情報工作，不少萍鄉人笑稱孔原為"特務頭子"。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署長、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國務院外辦主任、解放軍總參謀部顧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等職。1988年7月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90年病逝。

基本信息

中文名稱：孔原

出生日期：1906年

出生地：江西省萍鄉市安源鎮

逝世日期：1990年

原名：陳鐵錚

兒子：孔丹、孔棟

妻子：許明

化名：田夫、田心。

畢業院校：萍鄉中學

人物經歷

孔原，1906年9月6日生於江西萍鄉安源一個手藝人家庭。孔原的父親一生以理髮為業。因家境貧寒，孔原在十一、二歲時便在安源一個雜貨店當學徒，受盡凌辱。又因從小在安源礦當工人的表哥家長大，得以親眼目睹礦工的苦難生活。苦難境遇，使他易於接受進步思想。朝鮮亡國後，一些朝鮮愛國志士來到安源，宣傳民主進步思想，對萍鄉的革命運動有着一定的影響。孔原還從表哥處讀到一些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宣傳品，使他從中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開始接受先進思想，逐漸走上革命道路。

1924年秋，湖南團省委派到安源開展工作的鐘俊傑和安源礦工會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劉義，以團組織的名義派孔原進入萍鄉中學開展學生工作，並根據團組織指示創建了萍鄉青年團的外圍組織——「互助社」，目的在於廣泛吸引、團結和教育青年學生。他們還制定章程，主要內容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反對壓迫、剝削，提倡愛國、民主、互助、團結。「互助社」以萍中為中心，吸收了萍中的進步學生，還有一些手工業工人，由孔原任總幹事。「互助社」的許多成員後來成為堅強的革命戰士。1924年12月，孔原由鍾俊傑和賀近仁介紹加入青年團。1925年春，由於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孔原很快由團轉黨，在萍鄉城郊寶積寺舉行了入黨儀式。從此，他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戰士，自覺地投身於中國革命的大潮之中。

1926年，為了配合國民革命軍北伐，黨團組織動員和帶領群眾支援北伐軍，孔原等人奉命到醴陵與北伐軍聯繫，向他們通報消息。北伐軍尚未進抵萍鄉，軍閥即望風而逃。9月上旬，北伐軍進駐萍鄉後，黨、團組織開始組織工會、農會、教職員協會、商會、學生會等群眾團體，開展廣泛的群眾運動。

不久，孔原受黨組織委託，隨同安源工會領導人袁德生代表萍鄉赴南昌，參加江西省工人代表大會和國民黨代表大會。會議期間，與江西省國民黨部和工會組織建立聯繫，從此改變了萍鄉革命組織只與湖南省有聯繫的封閉局面。此後，孔原回到萍鄉時，這裡的革命已達到高潮，先後成立了縣總工會和縣農民協會，孔原被選為縣總工會糾察部長，並擔任國民黨縣黨部常委兼監察部長。縣總工會在縣內幾個大鎮普遍建立行業工會，有理髮業、縫紉業、土木業、鞋業等工會；建立工人糾察隊；開辦工人子弟學校；興辦消費合作社；開展勞資鬥爭，查封「元豐裕」即是一次較大規模的鬥爭。縣農民協會在各區和鄉村普遍建立了基層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隊組織。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列舉的14件大事，萍鄉農民運動中大體上都涉及到，只是在規模和程度上有所不同。為了鎮壓土豪劣紳的反抗，國民黨縣黨部與各革命團體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萍鄉縣審判土豪劣紳的「特別法庭」，由孔原任庭長。一個不滿20歲的剃頭匠的兒子出任「法庭庭長」，這在當地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特別法庭」審判、處決了一批最大惡極的土豪劣紳，如青溪惡霸地主喻孟甫和臭名昭著的葉紫萍等，從而震懾了反動勢力，推動了農民運動的發展。

1927年春，孔原赴南昌參加由方志敏主持召開的江西省農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他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到武漢兵工廠秘密購槍，槍沒有買成，國民黨就已經叛變革命。長沙馬日事變後，萍鄉國民黨右派於6月5日叛變革命，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鎮壓民主運動。江西省農代會後，組織上決定留孔原在南昌任江西省總工會組織部部長，直到八一南昌起義。起義之前，有十幾個安源礦工人來找孔原，由他介紹參加了起義部隊。還有一些師生來找孔原，他也盡力為他們安排了合適的工作。南昌起義時，孔原先後在革命委員會、農工委員會的勞工科和政治保衛處工作。不久，隨部隊南下，離開江西。

孔原、鄧小平夫婦新婚照片原圖鏈接

1927年11月，孔原到上海，任上海滬西區工會組織委員、上海總工會秘書。1929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通知孔原和錢瑛及另外兩位同志到莫斯科學習。孔原等一行4人數日後到達哈爾濱，幾經周折找到了位於中央大街的黨的秘密聯絡站「東紫陽果品店」，與蘇方接上關係，蘇方很快派人帶他們從滿洲里越境。時值數九寒冬，正趕上下大雪，守衛邊界的奉軍哨兵因避寒躲在哨所里，因而孔原一行得以順利過境。到蘇聯後，孔原開始在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後來又被送去學軍事。1930年秋，周恩來來到莫斯科，當時正值紅軍打下長沙，國內革命形勢有了很大發展，他號召大家回國參加火熱的革命鬥爭。有些在蘇聯滯留了很長時間的學生不願回國，受到大家的鄙夷，孔原等入蘇時間較短的同學雖然非常珍惜在蘇聯學習的難得機會，但考慮到國內革命鬥爭的需要，便毅然響應黨的號召，主動要求回國。1930年10月，孔原奉調回國，到武漢從事兵運工作。不久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幹事、秘書。1932年初調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後調任中共中央組織局組織部部長。1933年3月任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負責恢復和主持北方局工作。他聯繫和領導了中共河北省委、陝北特委，建立了綏遠特委，聯繫了河南、山西、山東等省的個別地方黨的組織。1935年春夏之交，孔原離開北方，在上海中央局短期負責後，作為中共白區黨組織的代表，於同年7月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和國際互濟會擴大會議，被選為國際互濟會主席團委員，後進入列寧學院高級班學習。

抗日戰爭爆發後，孔原主動請求回國參戰。1938年8月，孔原回到闊別三年的祖國，在西路軍餘部組成的新疆督辦公署新兵營任政治主任教員。1939年4月奉召前往延安，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1940年5月孔原隨同周恩來副主席經西安、成都到重慶。中共中央根據當時國統區的形勢，為了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發事變，決定在南方局領導下設立西南工作委員會，管轄中共川東特委、川康特委、雲南省工委、貴州省臨時工委、湘鄂西區黨委，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孔原任書記，由重慶到巴縣木圖鎮轉入地下，建立了秘密機關。不久，孔原被國民黨發現，列入黑名單。11月間，博古、凱豐奉召回延安。為了保護孔原的安全，周恩來決定把他從地下黨調回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接替博古擔任南方局委員、組織部長。在此期間，孔原堅決貫徹執行黨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的工作方針，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對所轄黨組織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1年皖南事變後，為了應付國民黨頑固派的更大迫害，周恩來根據中央的指示，決定南方局、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社除少數人外，分別疏散隱蔽、轉移或撤退。對有條件通過各種社會關係在國民黨統治區找到社會職業、甚至打入國民黨機關工作的，周恩來安排他們以這種方式轉入地下工作。周恩來、鄧穎超、孔原對他們反覆叮囑，告訴他們長期潛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重要意義，要求他們注意「三勤」（勤業、勤學、勤交友），並考慮到他們所處的複雜環境，告戒他們要注意「同流不同污」。同年5月，中共中央接連發出《關於大後方黨組織工作的指示》和《關於隱蔽和撤退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的指示》。南方局接到中央的指示後，立刻召集會議進行研究，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董必武、孔原、錢英、廖志高等。會議研究並部署了所屬各地黨的工作，要求各地黨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實行完全的轉變，各地方黨組與公開機關脫離關係，真正轉入地下。

1943年6月28日，周恩來和林彪、鄧穎超、孔原等100多人，乘卡車離開重慶，南方局的工作交由董必武主持。由於降雨和汽車故障，他們在7月8日才到達寶雞。途中接到延安來電，得悉胡宗南部侵入邊區境內修築工事。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就近同胡宗南交涉。周思來便和林彪、鄧穎超去西安，停留五六天，先後會見胡宗南、熊斌等人。10日晚，拜會鄧寶珊。7月16日，周恩來一行到達延安。

孔原返回延安後，在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在整風期間，孔原被誣為叛徙、特務、「紅旗黨」頭子，受到審查。後來經周恩來、葉劍英同志認真負責地加以澄清，強加在孔原頭上的罪名才得以去掉。1943年9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黨的路線問題，這次會議的特點是時間長，參加的人數多。先後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毛澤東、劉少奇等人，列席的有李富春、楊尚昆、孔原等19人。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屆七次擴大會議在延安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7人，各方面負責同志12人，孔原作為六屆五中全會的候補中央委員出席了這次全會。這次全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全面總結歷史經驗，為「七大」的召開做準備。會議進行了11個月，是我黨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會議，全會期間多次召開大會討論黨的歷史問題和歷史決議案。1945年4月20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進行最後一次會議，主要議題是審議歷史決議案草案第三次稿。這次會議是在楊家嶺召開的，到會的有毛澤東、劉少奇等31人，孔原也參加了會議。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孔原作為大後方代表團的副主任隨同葉劍英（代表團主任）率團出席了這次大會。

抗日戰爭勝利後，我黨派大批幹部和軍隊開赴東北。1945年9月中旬，孔原和陳郁、鍾子云、徐明德等一行人帶着一部電台離開延安。一路上他們風餐露宿，騎馬或步行，經張家口、熱河，於10月中旬到達瀋陽。中共中央東北局的張化東負責接洽，將他們臨時安排在張作霖大帥府。開始，孔原被留在東北局社會部工作。不久，中共瀋陽市委成立，孔原被任命為市委書記仍兼管東北局社會部工作。後來，鄒大鵬、汪金祥先後到東北局社會部做負責工作，孔原就不再兼管。當時瀋陽市委分別受西滿分局書記李富春和遼寧省委書記陶鑄的雙重領導。由於蘇聯和國民黨政府有外交協議，中共駐瀋陽的各機關於同年11月下旬不得不撤離瀋陽。

11月底，瀋陽市委一分為二：一個叫沈南市委、一個叫瀋北市委。孔原和張化東負責瀋北市委，領導的區域有蒲河區、財落堡區、鐵西區、皇姑區、柳相屯區、蘇家屯區、北陵區、城關區。在撤出瀋陽的第二天，瀋北市委在財落堡小學召開了區委書記、區長和公安局長參加的會議，孔原在會上首先講了敵我形勢，接着布置了任務：主要是發動群眾，堅持敵後鬥爭；搞好建黨建政，擴大武裝力量；剿匪反霸，進行三五減租，籌糧籌款，幫助市委和地方機關解決困難。會議作出三項決定：第一、決定在北郊建立四個總區委，既蒲河、平羅堡、財落堡和馬三家子總區委；第二、建立縣區武裝，首要任務是消滅地主武裝和偽蔣特務；第三、在瀋陽市建立城工部，由孔原兼部長。

1945年12月上旬，東北局決定成立遼西一地委、軍分區和專署，鐵嶺中心縣委併入遼西一地委，由孔原兼任地委書記。遼西一地委的轄區有瀋北一帶的財落堡、法庫、鐵嶺、康平、昌圖、開原等地。這時，根據中央「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指示，工作重心開始由城市轉向農村。孔原根據東北局的指示，把工作的重點放在發動群眾，建立武裝方面。市委要求各級黨的組織發動群眾，開展鋤奸反霸鬥爭和減租減息工作，遼西地區的廣大群眾同東北其他地區群眾一樣，由於深受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滿漢奸政權長達十四年的政治壓迫和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加上國民黨的反動宣傳，正統觀念較深，盲目相信國民黨的「中央政府」，對我黨我軍持懷疑態度。市委組織黨員、幹部同苦大仇深的農民嘮家常、交朋友，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和主張，宣傳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群眾經過八年的浴血奮戰，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偉大功績，以及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軍隊和群眾推翻三座大山，人民才能獲得解放的道理。同時要求各地在發動群眾，檢舉壞人的基礎上，對罪大惡極的漢奸、惡霸依法給予懲辦，沒收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對一般地主則按照民主政府頒布的政策法令，清算應退還給農民部分財產等。許多村的偽滿警特骨幹、地主惡霸被民主政府依法處決和關押，為民伸張正義，推動了鋤奸反霸鬥爭的深入開展。遼西一分區的主力是回民支隊和遼河支隊，在各縣區建立了縣大隊、區大隊，在瀋陽市組建了工人縱隊。軍分區的部隊曾參加過秀水河子戰鬥，軍分區還發動群眾支前，源源不斷地向主力部隊輸送兵源。

1946年3月中旬，蘇聯紅軍開始撤兵回國，國民黨軍隊乘機沿中長路向東北各地推進，占領松花江以南大部分地區。同年4月，東北局移駐長春，調孔原任吉遼省委宣傳部長。我軍撤出長春後，吉遼省委遷到吉林市，孔原改任民運部長，由石磊接任宣傳部長。5月28日，吉遼省委和軍區等領導機關撤出吉林市，轉移到延邊地區。7月11日，東北局決定撤消吉遼省委和吉遼軍區，成立吉林省委和吉林軍區，同時把吉東軍區改為吉東軍分區，任命金光俠為司令員、孔原為政委，原吉東警備旅編入野戰序列，各縣設警備大隊。

吉東地區即延邊地區是朝鮮族聚集區，是東滿根據地的大後方。延邊地處中、蘇、朝三國交界的長白山地區，物產豐富、交通便利、群眾基礎好，是聯絡南北滿的戰略要地。早在1945年下半年我黨已在這裡完成了剿匪、反奸清算，建立了基層政權，控制了整個地區。1946年7月，吉林省委在敦化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派出幾百名黨政幹部組成土改工作團，深入各根據地發動群眾，開展反奸清算和土改工作。到1948年初，延邊地區徹底完成土改任務，所屬5縣共有154243戶，708886人分得土地18.2萬公頃，占總人口的81.27%，人均4.8畝。1946年12月16日，經東北局批准，吉林省進行了人事調整，孔原被選為省委委員，兼任省委民運部長。1947年2月，在龍井第二次建立延邊地委、專署和軍分區，隸屬吉林省委，轄延吉、和龍、汪清、琿春4縣，孔原被任命為地委書記。同年9月25日，吉林省委決定撤銷延邊、吉敦兩地委，另組吉東地委，孔原任地委書記。孔原根據省委關於徵兵工作的指示，積極組織各縣參軍參戰，在三年解放戰爭中，延邊地區共有5.2萬餘人參軍，其中朝鮮族占85%，而且還組織了大批擔架隊和運輸隊支援前線。延邊5縣參戰人數達30.2萬多人（次），動員車輛2.9萬多輛（次），有力的支援了全國解放戰爭。1948年4月16日，吉林省委為加強和便利指導民族區域的工作，恢復延邊地委，並仍以孔原為書記兼宣傳部長。

1948年3月，占據吉林市的國民黨六十軍在我黨我軍強大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被迫逃往長春。3月9日，東滿我軍進駐吉林市，使省城吉林市重獲新生。我黨接管吉林市後，堅決執行保護城市的方針，採取穩妥的步驟，接管政權，建立革命秩序，救濟災民，恢復生產，恢復城市的各種基礎設施，大中小學也陸續開學。1948年5月17日，吉林省委決定孔原任吉林市委書記。次日，吉林軍區任命孔原為吉林市警備司令部政委。

孔原來到吉林市後，首先面臨的兩個主要問題就是改造街以下政權和恢復工商業生產。早在1948年4月，吉林市政府在內五區（船營、昌邑、朝陽、德勝、福綏）建立了區政府，同時在外五區也建立了區政府。然而，吉林市的街以下基層政權仍舊保留着過去的保甲制，權力由一些壞人把持着。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嚴重阻礙了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影響了黨群關係，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針對這種情況，孔原主持的吉林市委，於1948年8月發出《關於調查戶口及目前工作的指示》，決定取消保甲制，在調查戶口的基礎上，改造舊的街政權。為了作好這項工作，市委抽調1000名幹部、學生，結合反奸清算，在全市開展調查戶口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查清全市內五區共有48045戶，人口為202406人，大體搞清了人口比例。隨後，改造了街政權，內五區共建立47個街政府，1770個居民小組，民主選舉118名街幹部，其中工人及其他勞動人民111人，占93％，320名居民組長中，工人及其勞動人民占80%以上。數字表明，吉林的基層政權基本上掌握在勞動人民手中。

吉林市解放後，市委、市政府對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工商業採取扶植的政策，市府在20天內連續召開十餘次工商業者會議，向與會者說明了黨的有關政策，深入宣傳和教育；組織工商業界代表團赴哈爾濱參觀、學習、考察；向工商業戶發放了1億元（東北幣）低息工商貸款，提供焦碳、棉紗等生產資料，幫助解決資金和原料短缺問題。市委和市政府先後出台有關保護和促進工商業發展的若干個規定和辦法。如：《暫定吉林市人民救濟金及工商業貸款發放辦法》、《關於保護私營工商業的決定》、《吉林市保護管理工商業暫行辦法》、《吉林市請領營業執照申請書填報辦法》等。

1942年孔原(右)與林彪在紅岩原圖鏈接

1948年8月，孔原和沈越出席了中共中央東北局在哈爾濱召開的城市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明確東北解放後城市工作的重點、方針、政策，為進一步搞好東北城市工作交流經驗。會議指出，城市工作應集中全力發展生產，逐步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以支援全國解放戰爭和解決農民生產和生活需要。孔原等回到吉林市後，根據會議要求，大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組織勞資雙方簽定勞資合同，規定共同恢復生產的條件和義務，各區政府也集中精力來抓這項工作。在工作中，個別企業曾經出現過勞資糾紛，各種糾紛都由區勞動局按協議合同進行調解。由于吉林市黨政領導堅決執行了城市工作會議精神和劉少奇西柏坡講話精神，採取的措施得力，作到勞資兩利，不僅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也受到工商業者的歡迎，使吉林市的經濟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有了較大的變化，初步改變了市場蕭條的狀況，工廠開工、商店開業、市場逐步繁榮。

然而，當時吉林省委的個別領導卻認為，吉林市委在對待私營工商業問題上犯有右傾錯誤。同年12月，吉林省委就這一問題召開一次緊急會議。會後，責令吉林市委寫出書面檢討，正式向省委報告。省委還向東北局報告，說明吉林市委、市府的錯誤。直到第二年春，吉林省委主要領導易人，省委才根據東北局的指示和吉林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做出重新評價。新一屆省委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搞清了事件的原委，召開省、市幹部大會，宣讀東北局的電文，肯定了吉林市委和市政府前一時期的工作，省委領導還做了自我批評。1950年初，《東北日報》記者羅麗韞到吉林市採訪，主要目的就是來了解吉林市保護工商業的做法和經驗。後來，羅麗韞寫了一個長篇記實報道，發表在《東北日報》上。

1949年1月，根據東北局的決定，孔原調到遼寧撫順市，先後任軍管會主任、撫順市委書記兼撫順市衛戍司令部政委。撫順是一座以煤炭為支柱產業的重工業城市，人稱「煤都」，它對建設東北根據地和支援全國的解放戰爭具有重要的作用。孔原到撫順時，由於剛剛獲得解放，面臨的任務多頭而繁重：如肅清敵偽殘餘、保護國家財產及私人工商業、建立人民民主秩序、維護社會治安、統一領導接收和保管工作、儘快恢復生產、發動群眾參軍、參戰等等。不久，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指出：「黨和軍隊的工作重點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孔原帶領市委、市政府的幹部，遵照毛澤東指出的新民主主義時期國民經濟的總目標：「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開展工作，着重抓了煤炭、石油、電力等工業的恢復和發展，提出要恢復工商業。孔原在這裡的工作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遇到和吉林類似的來自「左」的干擾和阻礙。他沒有屈從於這股壓力，始終堅持黨的方針政策，從而調動了各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使撫順的工商業迅速恢復和發展，形成繁榮昌盛的局面。半年後，在新中國誕生前夕，孔原離開撫順去接受一項新的使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海關總署署長，對外貿易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顧問等職。孔原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六、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在中共第十二大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51年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海關法。後歷任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國務院外辦副主任、總參謀部二部政委、總參顧問、解放軍軍人協會副會長。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90年9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家庭背景

故里:江西省萍鄉市安源鎮張家灣村。

妻子:許明(1919-1966)又名朱玉筠，直隸(今河北)滄縣人。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在重慶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子女:孔丹、孔棟。

在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的紀念畫冊上有一張1939年在延安毛澤東窯洞前的照片，上面有兩對新婚夫婦，一對是鄧小平和卓琳，另一對就是孔原和許明。原來鄧小平和卓琳結婚的那天還有孔原跟許明要結婚。當時的延安由於膠捲缺乏，兩對夫婦只好站在一起，拍了同一張結婚合影。

生平經歷

從學徒到革命家

被選為國際互濟會主席團委員，後進入列寧學院高級班學習。抗日戰爭爆發後，孔原主動請求回國參戰，在由西路軍餘部組成的新疆督辦公署新兵營任政治主任教員。1939年4月奉召到延安。

轉戰東北功勳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9月中旬，經過血與火的洗禮，孔原和其他4個黨的重要幹部帶着一部電台離開延安。不久，任中共瀋陽市委書記，兼管東北局社會部工作。1945年12月上旬，孔原兼任地委書記。帶領黨員、幹部同苦大仇深的農民嘮家常、交朋友，用事實做了大量的宣傳教育工作。同時對漢奸、惡霸依法給予懲辦，沒收其土地和財產。1946年12月16日，孔原成為省委委員，兼任省委民運部長，後任地委書記，積極組織各縣參軍參戰、支援前線。在此期間孔原已結婚8年之久，其妻許明才於1947年5月生下長子孔丹。

1948年是中國光明與黑暗進行最後搏鬥的關鍵年月。5月，吉林省委決定孔原任吉林市委書記、警備司令部政委。他面臨的兩項主要工作是改造街以下政權和恢復工商業生產，對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工商業採取扶持的政策。同年8月，孔原出席了中共中央東北局在哈爾濱召開的城市工作會議。孔原等回到吉林市以後，大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組織勞資雙方簽訂勞資合同，規定共同恢復生產的條件和權利義務，堅決執行了城市工作會議精神和劉少奇西柏坡講話精神，使經濟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有了較大的變化。

1949年1月，孔原被調到遼寧省撫順市，先後任軍管會主任、撫順市委書記兼撫順市衛戍司令部政委。不久，孔原帶領市委、市府，按照毛澤東指出的新民主主義時期國民經濟的總目標，着重抓了煤炭、石油、電力等工業的恢復和發展，提出要恢復工商業，但遇到來自"左"的干擾和阻礙。他始終堅持黨的方針政策，使撫順的工商業得到了迅速恢復和發展。

為共和國立新功

主持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試行組織條例》，以及海關總署各職能處(廳)的辦事細則和30多個海關業務規章。

人物事跡

農運動的骨幹

安源黨組織很快發現了這株好苗子。1924年秋天，安源團組織派他進入萍鄉縣立中學，以讀書的公開合法身份，去開展學運、青運等革命工作。 進入萍中後，首先按照團組織指示，在學校成立了一個"互助社"的群眾團體，並親任互助社總幹事。不久改為"策群社"，屬萍鄉團組織的外圍組織，參加者大都是進步的青年學生與教員，還有部分縣城裡的手工業工人。

1925年為發展壯大黨團組織，進一步開展學生運動，萍鄉中學建立了學生會，他曾被推舉為學生會主席。國共合作時期，孔原還擔任了縣黨部常委。縣黨部完全在黨組織掌握之中。1926年北伐軍到萍鄉，動員和帶領群眾張貼標語、散布傳單、舉行集會，大造革命輿論，鼓舞人民群眾，擾亂敵人軍心，向北伐軍通報信息，為他們當嚮導等等，為配合、支援北伐作出了重要貢獻。有聲有色的學運成果，把孔原推到了萍鄉縣總工會糾察部長和縣農協會的委員兼軍訓部長的領導崗位。1926年為鎮壓土豪劣紳，經過國民黨縣黨部與各革命團體的聯繫會議決定，成立了萍鄉縣審判大土豪劣紳的特別法庭，孔原曾任特別法庭庭長，成為萍鄉早期的法官。

1927年5月間，黨組織派孔原到武漢兵工廠去買槍，由於汪精衛叛變革命，革命形勢驟變，槍沒買成。黨組織決定派孔原前往南昌出席省農民代表大會，從此他留在了南昌工作。"八一"南昌起義前夕，安源有一二十個工人和萍鄉中學一些進步學生去南昌找過他，身兼農協糾察部長、省總工會組織部長等職的孔原均給介紹參加了軍隊，後來他們一起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從此，孔原離開了萍鄉，踏上了新的革命歷程。

張國燾之弟平反

1984年9月，萍鄉革命烈士紀念館已陳列就緒，正值領導審查階段。孔原回到萍鄉來到安源館指導工作，聽取萍鄉革命烈士紀念館的陳列大綱和陳列內容的匯報後，他諄諄教誨工作人員。

張國庶同志是省中共早期領導人(曾任江西省委書記)。當時江西省委遭到了破壞，他臨危受命，去恢復黨組織，工作很艱難。他上任不久就被捕，沒過多久又被國民黨殺害，他們夫妻二人為黨為人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事後，孔原為了追求真理，弄清事實，派人到中央檔案館、上海、南京等地查閱相關報刊(《上海申報》)等資料，並複印了相關段落，以證明張國庶同志沒有自首。1985年9月26日在北京首都京西賓館，孔原約見江西省委有關負責同志，鄭重其事地談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提出萍鄉在宣傳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他還反覆講明:"我提的看法不一定準確。要他們(指萍鄉擔負陳列宣傳的相關同志)報告萍鄉市委。市委如有不同意見，報告省委，以省委意見為準。"後來，市委領導指示安源紀念館和黨史辦的同志將有關材料逐級上報業務主管部門。後經省民政廳批准同意，將張國庶同志作為烈士展出和宣傳，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1986年11月孔原回萍鄉參加萍鄉中學80周年校慶。看到烈士館的展出，還了歷史真相，孔原非常高興。時任安源紀念館館長的楊桂香還清楚地記得，在吃飯時，他心情特別好，席間他愛人張紅同志不讓他多喝酒，不讓他吃蹄花肉(因為他患有高血壓病)，他興奮得根本聽不進去，一次一次地站起來頻頻舉杯。

殷殷鄉情

孔原同志長期從事調查、情報等秘密工作，因而他在職期間，很少會見家鄉人，儘管如此，孔原同志還是帶着殷厚鄉情，想方設法接見了一些萍鄉的同志。比如1958年，他在北京接見了由萍鄉縣委組織的農業代表團一行30餘人，他和萍鄉籍的另一位首長吳烈邀請傅開宗、劉忠煥等部分代表到王府井中央領導的招待點吃飯。雖然門口有警衛站崗，顯得有點森嚴，但在進餐過程中，由於孔原等首長特別親切和藹，又是詢問家鄉的生產情況，又是打聽家鄉人的生活情況，又是探問你是萍鄉哪裡人呀……席間相互問候，歡聲笑語，驅走了森嚴拘謹的氣氛，掀起了一股"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的感情波瀾。孔原那種可親可敬的音容笑貌，至今讓我們難以忘懷!

1977年孔原任中顧委委員之後，工作不像以前那麼緊張了，他似乎想把以前失去的鄉情、親情、友情一應補回來。1979年3月，他到中越邊界視察，也特意抽空回鄉，拜會市領導，走訪親朋，還參觀了安源紀念館。他欣然命筆為紀念館題詞，勉勵從事黨史宣傳的同志們搞好黨史宣傳:"要為在當前新的長征中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勇前進。"此後，1984年9月、1986年11月他先後回到家鄉，看望老家的左鄰右舍、校友、同學，接見市委黨史辦和安源紀念館的同志們。萍鄉老鄉到北京有事找他，他總是抽空熱情接待，儘量關照。

1986年11月，孔原回萍鄉時，安源鎮和張家灣村的領導，邀請他再回原來住的老房子去看看，因為原房子已經破舊不堪，村里給維修好了。他應邀前往，到達九里坪孔家屋場時，村民都自發地站在那裡恭候迎接。孔原喜出望外，興奮不已!他跟村民們一一握手問候，還親熱地向年紀大的老人詢問一些老鄰居的名字和情況，聽了他們清晰的回答後，深表謝意，並誠邀他們去北京做客。

接着孔原走進自家的老屋，用高興而感激的口吻對鎮村領導說:"謝謝你們把房子修好了!但你們不要掛牌子。我算不得什麼，參加革命，為黨為人民工作是我的本分，沒有什麼可宣傳的。此房子我也不會再回來住了，就讓家庭有困難的鄰居住吧。"後來，鎮和村裡的領導按照孔原的意見辦了。孔原的房子雖然沒掛牌宣傳，但它卻成了孔原關心老鄉、百姓的高尚品格的見證，將永遠鐫刻在萍鄉安源人民的心中。

媒體報道

孔原:安源走出去的共和國功勳

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我們懷着無比崇敬的心情來到萍鄉安源孔原同志故居，緬懷這位從安源走出去的共和國功勳的光輝業績。

從學徒到職業革命家

丘陵似錦，田園如畫。

江西萍鄉安源區安源鎮張家灣村孔原紀念館原圖鏈接

1906年9月，孔原(原名陳鐵錚)，出生在這棟普普通通的民房--安源張家灣村的一個手藝人家庭。他母親早亡，在安源礦當工人的表哥童水生家度過青少年時代。孔原目睹礦工的苦難生活，很快接受了進步的革命思想。

1924年秋，孔原進入萍鄉中學後，創建了萍鄉青年團的外圍組織--"互助社"，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反對壓迫、剝削，提倡愛國、民主、互助、團結。

1926年，孔原等人受命到醴陵與北伐軍聯絡。不久，隨同安源工會領導人袁德生代表萍鄉赴南昌參加江西省工人代表大會和國民黨代表大會。會後，被選為萍鄉縣總工會糾察部長，並擔任國民黨縣黨部常委兼監察部長，積極開展革命活動，成立行業工會；建立工人糾察隊；開辦工人子弟學校；興辦消費合作社；開展勞資鬥爭。

1927年春，孔原赴南昌參加由方志敏主持召開的江西省農民代表大會。長沙馬日事變後，孔原在南昌任省總工會組織部長，後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不久，他隨部隊南下，後赴上海，任上海滬西區工會組織委員、上海總工會秘書。

1929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通知孔原和錢瑛及另外兩位同志到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

1930年秋，正值紅軍打下長沙，周恩來同志來到莫斯科，號召大家回國參加革命鬥爭。孔原等毅然響應。同年10月，孔原到武漢做兵運工作，後來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幹事、秘書。

1932年初調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後調任中共中央組織局組織部部長。

1933年3月任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負責恢復和主持北方局工作。

1935年春夏之交，孔原作為中共白區黨組織的代表於同年7月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和國際互濟會擴大會議，被選為國際互濟會主席團委員，後進入列寧學院高級班學習。抗日戰爭爆發後，孔原主動請求回國參戰，在由西路軍餘部組成的新疆督辦公署新兵營任政治主任教員。

1939年4月奉召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不久和許明結婚。

1940年5月孔原隨同周恩來副主席經西安、成都到重慶西南工作委員會任書記。不久，孔原被國民黨發現，列入黑名單。為了保護孔原的安全，周恩來決定把他調回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接替博古擔任南方局委員、組織部長。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和林彪、鄧穎超、孔原等100多人，乘卡車離開重慶。孔原返回延安後，在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期間，被誣為叛徒、特務、"紅旗黨"頭子。後經周恩來、葉劍英同志澄清，其名譽得到恢復，並先後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六屆七中全會和黨的七大。

為共和國再立新功

1949年7月，新中國即將誕生，孔原奉調進京。周恩來親自找他談話，指示他負責籌建新中國海關總署。孔原顧不上休息，隻身來到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區接管的第一個大海關--天津海關蹲點，比較詳細地了解了海關的組織形式、機構設置、人員構成、具體業務和接管情況，向中央提出了《關於建立海關總署工作的初步意見》，闡述了對改造舊海關、建立新海關的基本構思。不久，毛澤東主席簽署政府令，孔原為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署長。海關總署的成立，只是海關建設的開始，他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新中國成立後指導海關的第一個重要的政策性文件--《關於關稅政策和海關工作的決定》。

1953年初，海關總署併入對外貿易部。孔原調任對外貿易部副部長，主管海關工作，為發展我國對外貿易事業進行了積極有效的工作。

1957年後，他歷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常務副部長、部長，積極參與制定並組織貫徹執行我黨我軍對敵隱蔽鬥爭的路線、方針、政策，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孔原還曾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1958年兼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積極協助國務院管理外事工作和指導各部門及地方的外事活動。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被關押達7年之久。其妻許明曾任周恩來副主席秘書和國務院辦公室副主任，也被迫害至死。他的兩個兒子孔丹和孔棟也被下放到農村勞動。在逆境中，他與林彪一夥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75年，孔原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某部政治委員。

1980年任總參謀部顧問。

1983年作為國家安全領導小組成員參與了國家安全部的組建工作。

1985年，他主動要求退出領導崗位。離任後，他仍舊關注國家的建設，積極參加力所能及的工作。

孔原同志功勳卓著，1988年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90年9月21日，孔原與世長辭。

孔原故居

孔原故居坐落在安源鎮張家灣村（軍事會議舊址附近），總用地面積604.7平方米，總建築面積296.1平方米。為紀念革命先輩，弘揚安源精神，着力把孔原故居打造成經典紅色旅遊景點，安源鎮去年投入60餘萬元對整個孔原故居按照修舊如舊的原則進行修繕，並對故居外部環境進行了改造，增設孔原事跡簡介及圖片介紹等，免費對外開放。

人物評價

孔原長期從事調查、情報等秘密工作，不少萍鄉人笑稱他為"特務頭子"。他的探親訪友、接待會客均受到約束。他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不畏艱險，不怕犧牲，出生入死，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事業尤其是在黨的情報工作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孔原生性聰明伶俐，記性好，辦事靈活，點子多，膽子大，在私塾讀書時，學習成績優秀，深得老師讚賞。由於他孩提時就常跟着表哥童水生到安源工人俱樂部去玩耍，與工人接觸頻繁，革命的思想早已在他幼小的心靈和腦海中萌發、生長，他表現出來的較高的政治熱情與敏銳性在同齡青年中已嶄露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