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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訓
教育家、慈善家
武訓 照片來自於網絡
國家	中國
姓	武
名	訓
字	義學正
籍貫	山東省堂邑縣（今冠縣柳林鎮）武莊人
出生	山東省堂邑縣
逝世	1896

武訓（1838－1896），行七，原無名，名「訓」是清廷嘉獎他行乞興學時所賜，字蒙正，自號義學症，諡號義學正。山東省堂邑縣（今冠縣柳林鎮）武莊人。武訓先生是中國近代群眾辦學的先驅者，享譽中外的貧民教育家、慈善家，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處義學，教育了無數窮家子弟，是中國歷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載入正史的唯一一人，被譽為「千古奇丐」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武訓（1838－1896），1838年12月5日（道光十八年農曆十月十九日）出生在山東堂邑縣（今屬冠縣）柳林鎮武家莊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原名武七（因在家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亦稱武豆沫，清廷為嘉獎其興辦教育之功，取「垂訓於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訓。

武訓7歲喪父，乞討為生，求學不得。

14歲後，多次離家當傭工，屢屢受欺侮，甚至僱主因其文盲以假帳相欺，謊說3年工錢已支完。武訓爭辯，反被誣為「訛賴」，遭到毒打，氣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語，病倒3日。吃盡文盲苦頭，決心行乞興學，20歲時當了乞丐。

30歲時，在館陶、堂邑、臨清3縣置地300餘畝。

光緒十四年（1888）與楊樹坊在堂邑柳林鎮創辦崇賢義塾，次年與了征和尚在館陶楊二莊創辦義塾，光緒二十二年（1896）又與會門首領施善政在臨清鎮創辦義塾。

山東清廷封其為「義學正」，賜給黃馬褂和「樂善好施」匾額，准予建立牌坊。

興辦籌備

咸豐九年（1859），21歲的武七開始着手實施他的「偉大」計劃，到各地去行乞集資。他頭髮髒亂，面目污黑，爛衣遮體，但卻很快樂，一邊走一邊唱着自己編的歌謠，四處乞討，「邊乞邊傭」。幾年下來，這個苦並快樂着的乞丐，足跡所至，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

每次討得較好的衣物和飯食，他就設法賣掉換錢。而自己則像一個苦行僧一樣，只吃最粗劣的食物，邊吃還邊唱：「吃雜物，能當飯，省錢修個義學院。」他有時還像個江湖雜耍藝人一樣表演錐刺身、刀破頭、扛大鼎等節目，甚至吃毛蟲蛇蠍、吞石頭瓦礫，以取賞錢。他還將自己的辮子剪掉，只在額角上留一小辮，裝扮成戲裡的小丑模樣，以獲得別人的施捨。

武七白天乞討，晚上紡線績麻，邊做活邊唱：「拾線頭，纏線蛋，一心修個義學院；纏線蛋，接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在農忙時還經常給富人打短工，並隨時編出各種歌謠唱給眾人聽。另外，他還為人做媒紅，當信史，以獲謝禮和佣錢。經過多年的辛勞，武七終於積少成多，存了一筆數目可觀的錢。由於他居無定所，錢款無處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戶人家來存放。他打聽到本縣有一位舉人楊樹坊，為人正直，名聲很好。武七覺得這個人值得信賴，於是跑到楊府求見。由於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見，他便在大門口一跪就是兩天，最後終於感動了楊舉人。武七把乞討積錢、興義學之事原原本本敘述一遍，楊舉人大為感嘆。楊舉人不但答應幫他存錢，並且表示要助他辦學。

隨着款項的增多，武七開始典買田地，備作學田。同時他以三分息給他人放貸，以獲得更多的資金。在他49歲時，武七已置田230畝，積資3800餘吊。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的財力了，可是他依然沒有放棄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選擇享受，他繼續過着赤貧的生活。這時他覺得時機已經來臨，決定創建義學，於是他向楊舉人提出建義學之事，楊舉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武七應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

興建義學

光緒十四年（1888），武七花錢4000餘吊，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時間來實現他的理想，在這三十年裡，他受盡苦難，但始終堅定的一步步邁向他的目標。學校建成後他親自到當地有學問的進士、舉人家跪請他們任教，併到貧寒人家跪求他們送子上學。

當年招生約50餘名，依循慣例分為蒙班和經班，學費全免，經費從武七置辦的學田中支出。每逢開學第一天時，武七都要先拜老師，次拜學生，這種儀式持續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師，他都請當地名紳相陪，而自己則站立門外，專候磕頭進菜，待宴罷吃些殘渣剩羹便匆匆而去。

平時，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課的老師，他叩跪感謝；對一時懶惰的老師，他跪求警覺。有一次老師睡午覺睡過了頭，學生在學堂內打鬧，武七徑直來到老師的房前，跪下高聲唱道：「先生睡覺，學生胡鬧，我來跪求，一了百了」。老師十分慚愧，以後再也不敢疏懶。對貪玩、不認真學習的學生，他下跪泣勸：「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就這樣，義塾老師對他十分敬憚，而學生也不敢有絲毫懈怠，大家都嚴守學規，努力上進，學有所成者甚眾。

光緒十六年（1890），武七與寺院合作，在館陶縣楊二莊興辦了第二所義學。光緒二十二年（1896），武七又靠行乞積蓄，並求得臨清官紳資助，用資3000吊在臨清縣御史巷辦起第三所義學。武七一心一意興辦義學，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長親友多次求取資助都被他拒絕，他唱道：「不顧親，不顧故，義學我修好幾處。」

山東巡撫張曜聞知武七義行，特下示召見，並下令免徵義學田錢糧和徭役，另捐銀200兩，並賜名武七為武訓。同時奏請光緒帝頒以「樂善好施」的匾額。武訓的絕世奇行轟動朝野。清廷授以「義學正」名號，賞穿黃馬褂。從此武訓聲名大振。

人物逝世

光緒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訓病逝於御史巷義塾。根據《清史稿》的記載，「（武訓）病革，聞諸生誦讀聲，猶張目而笑」。就這樣，武訓在眾學童朗朗讀書聲中含笑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五十九歲。

出殯當日，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官紳全體執紼送殯，遵照武訓遺囑歸葬於堂邑縣柳林鎮崇賢義塾的東側。各縣鄉民自動參加葬禮達萬人以上，沿途來觀者人山人海，一時師生哭聲震天，鄉民紛紛落淚。

事跡年表

咸豐九年（1859年）

21歲的武訓開始行乞集資。他手使銅勺，肩背褡袋，爛衣遮體，邊走邊唱，四處乞討，其足跡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將討得的較好衣食賣掉換錢，而自己只吃粗劣、發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邊吃邊唱：「吃雜物，能當飯，省錢修個義學院。」在行乞的同時，他還揀收破爛、績麻纏線，邊績麻邊唱道：「拾線頭，纏線蛋，一心修個義學院；纏線蛋，接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他還經常給人打短工，並隨時編出歌謠唱給主人聽。當給人家推磨拉碾時，就學着牲口的叫聲唱道：「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墊磨道。」另外，他還為人做媒紅，當郵差，以獲謝禮；表演豎鼎、打車輪、學蠍子爬、給人做馬騎等，甚至吃蛇蠍、吞磚瓦，以取賞錢；將自己的髮辮剪掉，只在額角上留一小辮，以兌換金錢和招徠施捨。

同治七年（1868年）

武訓將分家所得的3畝地變賣，加上歷年行乞積蓄，共210餘吊，悉交人代存生息，而後置田收租。他唱道：「我積錢，我買田，修個義學為貧寒。」

光緒十二年（1886年）

武訓已置田230畝，積資3800餘吊，決定創建義學。

光緒十四年（1888年）

花錢4000餘吊，在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他親自跪請有學問的進士、舉人任教，跪求貧寒人家送子上學。當年招生50餘名，分蒙班和經班，不收學費，經費從武訓置辦的學田中支出。每逢開學時，武訓先拜教師，次拜學生。置宴招待教師，請當地紳士相陪，而自己站立門外，專候磕頭進菜，待宴罷吃些殘渣剩羹即去。平時，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事的塾師，叩跪感謝；對一時懶惰的塾師，跪求警覺；對貪玩、不認真學習的學生，下跪泣勸：「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在武訓的感召下，義塾師生無不嚴守學規，努力上進。

光緒十六年（1890年）

武訓資助了證和尚230吊錢，又在今屬臨清市的楊二莊興辦了第二所義學。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

武訓又靠行乞積蓄，並求得臨清官紳資助，用資3000吊於臨清御史巷辦起第三所義學，取名「御史巷義塾」（今山東省示範化學校臨清「武訓實驗小學」）。武訓一心一意興辦義學，為免妻室之累，一生不娶妻、不置家。有人勸他娶妻，他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其兄長親友多次求取資助，他毫不理顧，唱道：「不顧親，不顧故，義學我修好幾處。」

山東巡撫張曜聞知武訓義行，特下示召見，並下令免徵義學田錢糧和徭役，另捐銀200兩，同時奏請光緒帝頒以「樂善好施」匾額。清廷授以「義學正」名號，賞穿黃馬褂。其名聲由此大振。

四月二十三日，武訓在朗朗讀書聲中含笑病逝於臨清御史巷義塾，終年59歲。師生哭聲震天，市民聞訊淚下，自動送殯者達萬人，遵遺囑葬於柳林崇賢義塾旁。

逝世後（1896年-）

10年後（1906年），清廷將其業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並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訓的業績受到世人的欽敬，許多名家題詞，全國出現以武訓命名的學校多處，並曾一度將原堂邑縣改稱武訓縣。1945年，冀南行署在柳林創辦武訓師範。

清朝末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一個乞丐，冠縣柳林人武訓靠着乞討斂錢，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三處義學，購置學田三百餘畝，積累辦學資金達萬貫之多，這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事情，所以有人稱頌他是「千古奇丐」（馮玉祥語）。

紀念活動

武訓的精神廣為後人敬仰效仿，死後山東巡撫袁樹勛奏准「宣付國史館立傳」，建忠義專祠。主要建築有武訓祠和武訓墓。

1903年山東巡撫衙門為武訓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訓祠，並立碑為紀。到了民國時期，為紀念清末聞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義學正」武訓，時任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先生撥款重建了武訓祠。何思源還在武訓祠堂立了尊武訓漢白玉雕像，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據解放後當地曾見過武訓的老人們都說這座雕塑像酷似武訓本人，可惜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毀壞。1932年，當時的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為紀念在臨清倡辦義學的武訓，建造了「武公紀念堂」，並在紀念堂兩側建造了兩個「武公紀念廳」。

辛亥革命以後，人們對武訓先生的行動及精神推崇備至，武訓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讚譽，他被譽為普及教育之先導，私人興學之表率，中國教育事業的楷模。蔡元培、黃炎培、鄧初民、李公朴等民主人士，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要人，馮玉祥、張學良、楊虎城、段繩武、張自忠等軍界人物，陶行知、郁達夫、臧克家等文教界人士，或撰文讚頌，或題辭紀念，或為以武訓為名的義學捐款。

1934年，臨清縣武訓小學發起了武訓九十七周年誕辰紀念活動。參加這次紀念活動的人幾乎囊括了當時全國軍政要員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馮玉祥、于右任、郁達夫、陳衡哲、何思源等社會名流紛紛用題詞、詩歌、散文、傳記等多種方式，對武訓的辦學精神給予了頌揚。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慶興起了紀念武訓誕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動。郭沫若、鄧初民、柳亞子等大批教育家、文學藝術家和社會各界愛國人士參加了紀念會。兩次紀念活動前後呼應。對於推廣武訓精神，發展民眾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價飛漲、教育經費緊張的時期，曾在全國提出「跟武訓學」的口號，要求大家做「集體的武訓」，艱苦辦學。

當時武訓的興學事跡被正式列入學校教科書中。全國共有七省三十多處學校以武訓名字命名。特別是「大量辦義學，急務此為最」的馮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間，在山東創辦了十五所武訓小學。後來陶行知創辦育才學校，張伯苓創辦南開學校都與武訓精神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全國甚至出現了武訓出版社、武訓街這樣的名稱。江蘇南通的一所師範學校還將武訓像與孔子像並列。山東民眾甚至稱其為「武聖人」，足見武訓在當時地位之高、影響之廣。

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曾發表過稱讚武訓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華日報》紀念武訓特刊上為武訓題辭：「武訓是中國的裴士托洛齊，中國人民應該到處為他樹銅像」。同月6日，《新華月報》發表黃炎培、鄧初民、李公朴、潘梓年等人紀念武訓的文章。為紀念武訓，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冀魯豫邊區政府曾明令將武訓的故鄉堂邑縣更名為「武訓縣」，柳林鎮更名為「武訓鎮」，並在武訓誕辰紀念日舉行了各種紀念活動。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鎮還創辦了武訓師範。

行為意義

總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即1951年《武訓傳》遭受大批判以前，中國不同社會階段的歷屆政權，對武訓和武訓精神的態度都是一致的。無論是在清王朝時期，還是民國時期，甚至在汪偽政權控制的敵占區里，武訓都是正面的、被讚揚的、受崇敬的形象。

武訓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有一定的影響。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辭典》中，因為他沒有文化，故稱他為「無聲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當時學習武訓精神蔚然成風。人們之所以如此重視武訓，這是因為武訓精神在當時有着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時代背景。舊中國是個有着四萬萬人口的大國，而且是一個窮國，文盲比例非常高。教育能否普及興盛是一件關乎國運的大事。武訓辦學的實質是讓學堂的大門向所有人敞開，這是一次把精英教育轉向平民教育的偉大嘗試。從這個方面來說，武訓是世人皆醉中的獨醒者之一，百年蒙昧中的先覺者之一。儘管他是個文盲加乞丐，他的獨醒和先覺在有知識的人看來，也許過於質樸和簡單。

本質上，武訓走的是教育救國的道路。其興學活動多少反映了下層農民樸素的改良主義意願。儘管任何改良主義在近代中國最終免不了被顛覆被否定的命運，但從深刻而慘痛的歷史教訓來看，改良主義無疑是最優選擇，只可惜中國屢屢與之失之交臂。武訓對社會底層表現出強烈的同情心和博愛精神，體現了中國自古以來「仁者愛人」的傳統。

當時沒有人會把武訓精神狹隘的理解為只有行乞來辦學才是武訓精神的真諦。事實上，人們把當時一切對教育有所助益的義舉和作為都稱讚為具有武訓精神的行為，並把那些竭盡全力推動民族教育的人稱為武訓式的人物。

介紹書籍

有一本書，名為《武訓先生畫傳》，後來直接促成了電影《武訓傳》的誕生。《武訓先生畫傳》最早的版本由段承澤於1938年繪製而成。後由陶行知先生作跋，在1943至1945年間，曾印刊至第六版，並譯成英文對外出版發行。1944年，陶行知先生在重慶北溫泉送給著名導演孫瑜一本《武訓先生畫傳》，希望他有機會能把武訓一生歷盡艱辛創辦義學的事跡拍成電影。孫瑜看了以後深受感動，初步確定了拍攝《武訓傳》的計劃，並決定電影中的武訓將由當時的電影明星趙丹來扮演。

然而，時值兵荒馬亂的國共相爭時期，孫諭始終無法把電影《武訓傳》的拍攝儘快付諸實施。孫瑜沒有在四十年代完成此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如果當時拍成了這部電影，它的內容也許會十分「純淨」而感人，這部電影也許會成為傳世佳作。更為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初的《武訓傳》大批判也不會由它而起，早已作古的武訓也不會捲入政治的漩渦而淪為政治的祭品。不同的時機選擇和把握，有時確實會產生冰火兩重天的不同歷史結局。

武訓祠堂

始建於1903年，僅三間。1937年，為紀念清末聞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義學正」武訓，由時任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撥款重建。1997年5月重修。祠堂為歇山式磚木結構，闊五間，進深三間，飛檐高挑，肅穆莊嚴。1896年4月23日武訓在臨清他所創辦的御史巷義學去世，歿後葬於當時的崇賢義塾東壁外，即今武訓墓在位置。1966年初秋，武訓墓被「紅衛兵」砸毀掘開，遺骨被抬屍遊街，焚屍街頭。後殘骨被武莊武氏後人歸葬武訓祖塋。1995年9月，在祠前建有百米碑廊，碑刻26塊；在祠右前方建有高歌台，又名「嚶鳴台」；在祠左前方建有「武訓魂亭」，亭額由著名學者季羨林題寫。

影視作品

《武訓傳》

1948年7月當時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中制」）正式投拍此片。中國電影製片廠當時經營困難，經費上難以為繼，1948年11月初，在影片拍攝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時候，影片便徹底停拍。1949年2月，崑崙影業公司以低價購得此片的拍攝權和底片、拷貝。孫瑜則加入崑崙公司繼續完成此片的拍攝。在1951年2月影片正式拍成前，這個劇本根據當時的形勢需要經過了數次大的修改。1950年12月，《武訓傳》公映。

《武訓》

基本資料

領銜主演：趙丹

劇情介紹

清朝咸豐八年，天下大亂，貪官污吏瘋狂蛀蝕大清，百姓生活度日如年。在貪官

郎舉人家做工的武七（陶澤如飾）槓了三年活，郎舉人不僅利用他不識字的弱點，一分工錢不給，還勾結衙門對他進行毒打，最後，竟逼得武七的未婚妻投河自盡。武七聞訊悲痛欲絕，昏死過去，千佛寺了證和尚見他命運怪異，勸其出家，但武七醒後發誓「討飯辦義學」。

武七為了洗清自己的冤屈，給未婚妻報仇，痴迷地踏上了行乞求學的漫漫荒路。三十年間，他沿街乞討，經歷了人間的苦難，也經歷了各種感情的考驗：寡婦郎二嫂的痴情，未婚妻桂香的痴心，都沒有改變他的意志，留給他的只是無盡的思念。一次偶然機會，他認識了巡撫大人（王慶祥飾），大人了解他的義舉後，對他大力幫助，終於使他在自己的家鄉辦起了一座學堂，大清皇帝知道此事後，大為感動，下旨對他進行獎賞。

然而，此時家鄉正遇上百年大荒，學堂已沒人上學，窮人的孩子都逃荒離去，年過半百的武七為了幫助孩子早日上學，又踏上了乞討的漫長之路……

清史稿

武訓傳

武訓，山東堂邑人。乞者也，初無名，以其第曰武七。七孤貧，從母乞於市，得錢必市甘旨奉母。母既喪，稍長，且傭且乞。自恨不識字，誓積貲設義學，以所得錢寄富家權子母，積三十人，得田二百三十畝有奇，乞如故。藍縷蔽骭，晝乞而夜織。或勸其娶，七謝之。又數年，設義塾柳林莊，築塾費錢四千餘緡，盡出所積田以資塾。塾為二級，曰蒙學，曰經學。開塾日，七先拜塾師，次遍拜諸生，具盛饌饗師，七屏立門外，俟宴罷，啜其餘。曰：「我乞者，不敢與師抗禮也！」常往來塾中，值師晝寢，默跪榻前，師覺驚起；遇學生遊戲，亦如之：師生相戒勉。於學有不謹者，七聞之，泣且勸。有司旌其勤，名之曰訓。嘗至館陶，僧了證設塾鴉莊，貲不足，出錢數百緡助其成。復積金千餘，建義塾臨清，皆以其姓名名焉。縣有嫠張陳氏，家貧，刲肉以奉姑，訓予田十畝助其養。遇孤寒，輒假以錢，終身不取，亦不以告人。光緒二十二年，歿臨清義塾廡下，年五十九。病革，聞諸生誦讀聲，猶張目而笑。縣人感其義，鐫像於石，歸田四十畝，以其從子奉祀。山東巡撫張曜、袁樹勛先後疏請旌，祀孝義祠。

評價及影響

名垂青史

百年風雨話武訓 秦大路

清朝光緒年間的一天，山東堂邑縣的一個大戶人家的門口來了一位衣衫襤褸、形貌醜陋的年輕乞丐。這個乞丐時而唱着乞討的段子，時而裝扮成豬狗的模樣，時而又學驢叫。由於表演技藝不怎麼嫻熟，引得眾人一陣陣鬨笑。而他絲毫不以為意，用沙啞的嗓子唱道：「我乞討，我積錢，修個義學為貧寒。」旁觀眾人中有識得此丐的，紛紛搖頭，「乞丐還想興修義學，這不是痴人說夢麼?」

這不是武俠小說里的情節，這個乞丐也不是洪七公這樣的世外高人。他的名字叫武訓，他是當時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這個平凡的乞丐，卻以一番最不平凡的作為，名垂青史而為後人稱揚。在中國歷史上，以乞丐身份載入正史的，大概只有武訓先生了。武訓的事跡對中國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響甚巨。而在他死後五十多年後，因他而起的那一場狂卷中國知識界的暴風驟雨，更會令人感嘆歷史風雲的詭譎無常。

社會影響

毛澤東於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在歷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論，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是中國獨有的一種文體，完全不同於現今專欄作家的隨筆，很多時候社論都是以檄文的面目出現的。

社論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文章還說，「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文章最後指出，「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這篇社論不啻是一個旱地驚雷。這是解放後中國第一次發生的以政治手段處理文藝問題的大事件，對新中國文藝和教育的未來走向，這篇社論起到了異乎尋常的重要作用並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同一天的《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短評《共產黨員應該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人民教育》刊物適時發表了社論《展開〈武訓傳〉的討論，打倒武訓精神》與《人民日報》的社論相呼應。

全國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歷史研究等部門迅速地行動起來，召開各種批判會。各界名人被組織起來，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胡繩、黃炎培等革命名流和民主派人士踴躍參加，紛紛發表表態性文章。《武訓傳》的導演孫瑜、主演趙丹專門登報做了檢討。《武訓畫傳》的作者李士釗，以及馬敘倫和端木蕻良等為武訓說過好話的人們紛紛進行自我批判。《大眾電影》等刊物紛紛刊出編輯部的檢討文章。這種批判是規模爆發式的，據統計，從5月2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開始到1951年8月底，全國各類主要報刊上個人署名的批判類文章就多達800餘篇。

重頭戲繼續上映。幾乎私營電影公司出品的所有的影片都受到批判和禁止，私營影業迅速消亡。中央教育部發布了「各地以武訓命名的學校應即更改校名」的通知。一時全國眾多的以武訓為名的學校紛紛改為前進、勝利等在當時非常時髦的名稱。其他以武訓為名的各種機構也紛紛「舊貌換新顏」。悲哉！嘆哉！從此武訓這個名字便只能出現在黑名單上了，「但愁前路無知己，今後誰人能識君？」

很明顯，這是一場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政治行動，而且執行的效果完全符合了決策者的意圖。《武訓傳》只是一部電影而已，並且它在拍攝過程中做出了很多犧牲原著和武訓本人真實經歷的修改，儘管如此，它還是逃脫不了被政治「板磚」迎頭痛擊的命運。

這場政治「大片」的演出實際上才剛剛開始，高潮繼續向前推進着。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組。調查組由周揚負責，主要成員由袁水拍、鍾惦棐和江青等十三人組成。這個調查組，以掘地三尺的功力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韌勁，深入堂邑、臨清、館陶等縣、鎮、區、村這些當年武訓生活過的地方，訪問了大量當地各階層的民眾，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調查，完成了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武訓歷史調查記》。

「文化大革命」中，有報紙的文章吹捧江青說：「領導調查武訓歷史」是江青這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第一次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而上陣，與資產階級、封建主義搏鬥」。

江青到了基層，見到了一些前清的老秀才。縣委早已事先打了招呼，於是便有了這樣的一問一答。

問：「武訓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問：「武訓是經常欺騙鄉親吧？」

答：「是。」

問：「武訓一貫放高利貸吧？」

答：「是。」

被調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當過山東巡撫張曜手下當過兵的老人，叫李漢邦，1951年時已80多歲了。當他聽說北京來人調查武訓，張口便說：「武聖人是個好人啊！他一輩子吃苦耐勞，攢錢為窮人家的孩子辦義學。」他還說：「我親眼見過武訓，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見武訓時，是山東巡撫張曜張大人來臨清的時候……」當地幹部趕緊對他耳語：「武訓挨批判了，說話要注意！」後來調查組再問時，老人便說：「你們在說啥？我耳朵聾，聽不到啊！」

老百姓想不通，他們只是簡單的認為，拍電影的人不知得罪誰了，牽連了武訓，害了他了。

《武訓歷史調查記》的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說他是大流氓是因為他當年要錢時曾做過一些「庸俗」的動作，還「認一個女人做乾媽，並吃過這個女人的奶。」《武訓歷史調查記》將批判武訓這一政治運動推向全國性的高潮，歷時一年之久。

周揚把對《武訓傳》的批判提到了理論的高度：「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歷史，文學上反現實主義。」周揚認為，「因為新中國是革命是武裝鬥爭的成果，如果強調改良主義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當然，就等於質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至此，周揚完全道出了這場批判運動的本質。周揚於1954年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有一個著名的講話《我們必須戰鬥》，他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對資產階級思想批判的運動。」「它宣傳了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和個人苦行主義，實際就是宣傳的對封建統治者卑躬屈節的投降主義，而對人民鬥爭的正確的歷史道路則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誣衊。」

在《武訓傳》大批判中所運用的手法，被大量複製到後來的各種運動中。我們可以從57年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武訓傳》大批判的影子。唯一不同的是，《武訓傳》大批判中，我們看到的只是口誅筆伐，但在後來運動中，口誅筆伐再加上人身迫害成為主要的手段。中國知識分子在建國後的命運，實際上從《武訓傳》大批判開始，就早已經註定了。

十幾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訓的墳墓被掘開，屍骨被焚燒，武訓祠、武訓的漢白玉塑像、「義學正」匾額均被毀。

為其平反

三十年這個數字對武訓來說似乎是個重要的數字。當年武訓用了三十年時間來乞討，才建立起第一所義學。而《武訓傳》自公映之日起，三十年後的一天，才有人提出應該為武訓平反。1980年8月，第一個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來。江蘇無錫公安分局張經濟先生投書《齊魯學刊》，倡議為武訓平反，他指出：「一，武訓始終是一個靠行乞過日子的窮人，雖然後來有了田產，但都是為了辦義學，他本人卻不敢有所私。二，統治階級確實嘉獎過他，但他沒有接受那件黃馬褂，沒有以此欺壓鄉里，窮孩子讀書仍然可以不繳學費。三，他本人沒有反對過農民起義。四，他辦義學確有一定成績。至於義學最後失敗，是社會造成的，絕不能由武訓來挨棍子。」

張經濟的倡議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鼓勵。但這種來自民間的聲音過於微弱，不會產生任何波瀾。直到1985年9月，胡喬木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成立會上的講話中肯定陶行知的歷史功績時順帶提到《武訓傳》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確」。我們可以看出，儘管國家意識形態所提供的權力話語是何等的空洞和蒼白，但畢竟定了一種新的調子。歷史開了一個玩笑，當年的批判，由武訓而波及陶行知先生，到了1985年，則反過來，平反由陶行知而推及武訓。

歷來的平反總是以一種模式重複着。這種平反中，沒有道歉，沒有懺悔，沒有補償，沒有人能站出來承擔責任，平反的方式也只是一紙決議或一個短小的登報聲明而已。再大的罪過，天大的冤屈，似乎都可以被報紙上一個不起眼的小豆腐塊平反文章在瞬間徹底消於無形。而武訓，連這樣的待遇也沒有。也許，由於他已經是歷史人物，只能靠歷史來評判。儘管他一生很貧窮，他也會覺得這種「平反」過於廉價。對他來說，生前的苦難他已經嘗盡，死後的苦難又算得了什麼呢？

民國時期某中學的一次歷史考卷中有這麼一道題目：說出你最崇拜的歷史人物。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學生答武訓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我們用同樣的考題去問中學生，恐怕在三千考生里找不出一位認為武訓是最值得崇拜的人。年輕一代不知武訓為何方神聖，而對閱歷豐富的人來說，提到武訓，大家大概只能想起曾經有那麼一場政治運動與此人有關。過去整個民族曾經以政治酷刑對待了武訓，整個民族則以失憶的方式對待武訓，武訓似乎徹底缺席了。

與武訓幾乎是同時代的一個歐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當時還很貧窮落後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經是一位傳教士。優良的教會傳統，讓他從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誠、善良的心去無私地愛人們。他一生都在教會孤兒院工作，他與武訓一樣，都屬於下層人，他同樣「有一顆偉大的、慈愛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當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級教師，推着一輛只載着一些基本常識的書籍，空蕩蕩的獨輪車，卻意外地投身一項事業，包括創辦一所孤兒院，一所教師學院和一所寄宿學校。做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筆錢，可是即使是這筆錢的十分之一，我也難以弄到。」

這位像乞丐一樣的菲斯泰洛奇，在他畢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終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這個貧窮落後的山地小國，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成為歐洲一流的教育超級大國。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國教育專家和高層政要人士到瑞士學習先進的教育經驗。後來西方稱菲斯泰洛奇為「教聖」，把他為獻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讚譽為「聖心」「聖德」。法國著名教育史學者康彼耶讚譽說：「他是人類教育發展中最早呼籲和力行『愛的教育』之典範」。

同樣是為理想而艱苦跋涉了一生的靈魂，東西方兩個聖人卻有着完全不同的命運。被郭沫若稱為「中國的菲斯泰洛奇」的武訓，現如今卻因為種種原因而有淡出歷史舞台的趨勢。「捧起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或許這才是武訓先生真正期望的。但是，難道這也是我們今人所期望的麼？

正如陶行知先生四十年代的經典文章《把武訓先生解放出來》「無論是主動的把武訓先生畫入我們的小圈子，或是被動的讓大家把武訓先生向我們的小圈子裡推，都是因為我們有了小圈子所以連累了武訓先生也被封鎖。我要聲明：武訓先生不屬於我們的小圈子。他不屬於一黨一派。他是屬於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他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他是屬於四萬萬五千萬人中之每一個人。讓我們把武訓先生從我們的小圈子裡解放出來吧。讓武訓先生從我們的圈子裡飛出去，飛到四萬萬五千萬人每一個人的頭腦里去，使每一個人都自動的去興學，都自動的去好學，都自動的去幫助人好學，以造成一個好學的中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