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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圖片來自itsfun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英語:Mary Wollstonecraft,1759年4月27日-1797年9月10日),18世紀的英國作家、哲學家女權主義者。她在短暫的寫作生涯中,完成了多篇小說和論文、一本旅行書簡、一本法國大革命史、一本conduct book以及一本童書。《女權辯護》(1792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的作品;在這本書裡,她提出:女性並非天生地低賤於男性,只有當她們缺乏足夠的教育時才會顯露出這一點。她認為男性和女性都應被視為有理性的生命,繼而設想了建立基於理性之上的社會秩序。

對普通大眾——特別是女權主義者而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生要比其作品更加引人注目,這主要是由於她另類的生活方式。在與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先驅者威廉·戈德溫結婚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還有過兩段不幸的愛情:其一是與畫家亨利希·菲斯利,其二是和商人吉爾伯特·伊姆利。沃斯通克拉夫特與戈德溫育有一女,即《弗蘭肯斯坦》的作者瑪麗·雪萊。沃斯通克拉夫特38歲時,生下次女瑪麗,不久死於產後併發症,遺留下幾部未完成的手稿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死後,丈夫戈德溫出版了《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8年),其中透露了她另類的生活方式。本為紀念妻子的戈德溫,卻在無意之間將她的名譽破壞長達一個世紀之久。但是,隨着20世紀初女權主義運動的興起,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性別平等的提倡以及對傳統女性特質的批評開始變得日益重要。在現今,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視作是feminist philosophy|女權主義哲學家的鼻祖之一,而女權主義者們也經常會提到她的生活與作品。

生平

早年

1759年4月27日,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於倫敦東區斯畢塔菲爾德。父親是愛德華·約翰·沃斯通克拉夫特(Edward John Wollstonecraft),母親是伊麗莎白·迪克森(Elizabeth Dickson)[1]。她是家中長女,上有一兄,下有三弟兩妹。1763年到1768年,因為父親繼承了一筆遺產,想當紳士農夫不成的關係,故而經常搬家。1774年,父親務農不成,全家搬回了倫敦郊區的霍克斯頓。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年幼時,其家庭收入足以維持舒適的生活。可是,父親卻將家產耗費在了投機生意上,導致整個家庭逐漸地陷入了財政困難。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少女時代是隨着家庭的顛沛流離度過的。最後,他們的財政狀況已發展到了極其危險的地步,以致於她的父親甚至動用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成年後將繼承的遺產。此外,父親還染上了酗酒的惡習,酒醉後便會對妻子拳腳相加。在這種環境下,年少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為了保護母親,經常在母親的臥室門外向父親撒謊。同時,她還對兩個妹妹埃弗里娜(Everina)與伊利莎(Eliza)承擔起了母親的責任,並終身對她們照顧有加。譬如,在1784年,她勸服了可能患上了產後抑鬱症的妹妹伊利莎,讓她離開其丈夫與幼子;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還為伊利莎的逃跑制定出了周密的計劃——這也從一個側面展現出了她敢於挑戰社會準則的勇氣。後來妹妹和妹夫合法分居,妹妹未獲得監護權,不過小孩未滿周歲即逝世。這件事讓伊利莎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除了遭到社會的譴責外,不能再婚的她只能選擇孤苦伶仃地度盡其一生。

兩段友情塑造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年的生活。其一是在貝弗利與簡·阿登(Jane Arden)建立的友情。她們倆經常在一起讀書,並一同傾聽阿登的父親——一位自封的哲學家及科學家——發表的演說。沃斯通克拉夫特十分喜愛阿登家庭的理性氛圍,並珍視她與阿登的友誼,有時甚至還摻雜了一些情感上的占有欲。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給阿登寫的信中,她寫道:「我已經形成了對友情的浪漫觀念……我對自己對愛情和友情的想法感到有點奇怪;我要麼就必須占據第一位,要麼就不要。」這種在寫給阿登的一些信里已展現出的易變而憂鬱的情緒,後來伴隨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1775年,沃斯通克拉夫特認識了摯友范妮·布拉德(Fanny Blood),而這正是她的另一段友情——這段友誼對她而言更為重要。范妮·布拉德是霍克斯頓的克萊爾夫婦(Clares)的女兒,也正是這對夫婦把她介紹給沃斯通克拉夫特;沃斯通克拉夫特視布拉德為打開她心扉的人。在其一生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沒有中斷對布拉德與她的家人的援助: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她曾多次向布拉德的兄弟提供金錢上的幫助。

參考文獻

  1. Flexner, Eleanor. Mary Wollstonecraft.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72: 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