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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雪林
蘇雪林
出生	1897年2月24日 中國浙江省瑞安縣縣丞衙門裡
逝世	1999年4月21日
國籍	中國
別名	蘇梅
職業	作家、學者
知名作品	《蟬蛻集》

蘇雪林（1897年2月24日－1999年4月21日），本名蘇小梅，1919年秋天，將「小」字省去，改名蘇梅；字雪林，以字行，筆名瑞奴、瑞廬、小妹、綠漪、靈芬、老梅等。生於浙江瑞安，祖籍安徽太平，現代著名作家、學者，乃北宋文豪蘇轍之後。天主教徒。1897年生於浙江省瑞安縣縣丞衙門裡，自嘲為半個浙江人，原籍安徽太平縣（今黃山市黃山區）嶺下村。一生跨越兩個世紀，杏壇執教50載，創作生涯70年，出版著作40部。她一生從事教育，先後在滬江大學、安徽大學、武漢大學任教。後到台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任教。她筆耕不輟，被喻為文壇的常青樹。她的作品涵蓋小說、散文、戲劇、文藝批評，

蘇雪林是著名作家和中國文學研究家，與冰心、丁玲、馮沅君和凌叔華一起並稱為三十年代《中國五大女作家》。

人生經歷

蘇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當過縣令，父親受過高等教育，母親出身於士宦之家，素以賢慧著稱，給蘇雪林以較大影響。她幼時富有男性特點，好動、愛玩，凡男孩所愛的一些玩藝兒，掄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風箏、釣魚、捕鳥等她都愛玩，整日和幾個年齡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們廝打在一起，玩得很開心。而同樣年齡女孩子所喜歡的--擦脂抹粉、穿針引線之類的事情，卻毫無興趣，偶爾做一兩件這樣的事也是笨手笨腳，不像樣。人們都說：蘇雪林是一個男性化的女孩，

童年經歷

由於祖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見，蘇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樣讀書，她七歲開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們「名不正、言不順」地在祖父衙署所設的私塾里跟讀，只是不解其意，囫圇吞棗地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女四書》《幼學瓊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讀一二年，男孩子們都紛紛去學校讀書了，她不得不輟學。跟讀輟學後，閒着無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學得的一二千漢字，從叔叔和哥哥那裡借一些通俗小說當作課本自讀。久而久之，她不僅能讀懂《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封神榜》等，也能粗讀文言的《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之類的書，整日埋頭於書海，自得其樂。從此，一顆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託。後來，蘇雪林的叔叔、哥哥們都先後進入上海新式中學或大學，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帶回一些新舊圖書和當時流行的報刊，蘇雪林便藉機有挑選地閱讀起來。《史記》《漢書》，她讀過一些選本；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傳奇，以及歷代名家的專集也都涉獵個大概，連當時流行的譯作《天演論》《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十字軍英雄記》等，也都讀得着迷。這一段童年和少女時代的苦讀史，為她後來的創作及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4年，父親為工作方便而遷居安慶。一位叔叔曾留學日本，思想比較開明，對他父親進行勸說，蘇雪林才得以進入當地一個基督教辦的小學讀書。其間模仿寫作古典詩詞，僅半年，便又隨母親遷回嶺下村，停止學業。不久，安慶省立初級女子師範登報恢復招生，蘇雪林得知消息後，「費了無數眼淚、哭泣、哀求、吵鬧」，終於說服了祖母和鄉里頑固長輩。蘇雪林回憶說：愈遭壓抑，我求學的熱心更熾盛燃燒起來。當燃燒到白熱點時，竟弄得不茶不飯，如醉如痴，獨自跑到一個離家半里，名為「水上」的樹林裡徘徊來去，幾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澗自殺，若非母親因對女兒的慈愛，戰勝了對尊長的服從，攜帶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則我這一條小命也許早已結束於水中了。

女子師範

1915年蘇雪林考入安慶省立初級女子師範。在校期間能詩善畫，很引人注目。1919年畢業後即留在母校附小教書。在這段極短的教書生涯中與廬隱女士相識。蘇雪林不甘於做一輩子小學教師。於是，再一次向家長提出繼續升學的要求，祖母以婚嫁為由進行阻撓，後因蘇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還滿足了她的升學願望。這一年，她與廬隱結伴同行，離開安慶，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在系主任陳鍾凡先生的幫助下，很快從旁聽生轉為正科生。蘇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師範讀書期間，正值「五四」運動發生不久。新文化運動帶來的一股蓬勃、新鮮的空氣，瀰漫北京；加之蘇雪林受教於胡適、李大釗、周作人、陳衡哲等知名教授、學者，同學中又有廬隱、馮沅君、石評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師友的影響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動，發生了很大變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從兒時到現在》（1969年4月15日《國語日報》）中所說：「……我便全盤接受了這個新文化，而變成一個新人了。」同時，對寫作產生濃厚興趣，並開始用白話文寫作，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和《國風日報》副刊「學匯」及《晨報》「副鐫」等處發表政論性文章，參加社會問題的論爭。

國外留學

1921年秋，求知慾十分旺盛的蘇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闖一闖的夢想，前往法國留學，為了順利成行，她瞞着家庭，直到臨行當天的晚上，才告知母親。她考入吳稚暉、李石曾在法國里昂創辦的海外中法學院，先學西方文學，後學繪畫藝術。赴法三年，由於水土不服，經常生病。加之不斷收到家中來信，父親病故，母親生病，婚姻問題也困擾、煎熬着她，只好輟學，於1925年提前回國。蘇雪林在法期間患了一次很嚴重的病，躺在醫院裡，醫院裡一些天主教修女細心照顧，使她的病逐漸好轉並恢復健康，蘇雪林深受感動。在一位外國好友的勸說下，皈依了天主教。回國後，遵照母命，與從未謀面的五金商人的兒子張寶齡完婚。張寶齡原籍江西南昌，肄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赴美留學，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理工課程。婚後不久，母親病故，她便隨丈夫去蘇州安家。其夫在蘇州東吳大學執教，蘇雪林則應蘇州基督會所創辦的景海女師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並由陳鍾凡先生介紹在東吳大學兼授古典詩詞課。蘇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問題上受傳統思想約束，不能自主。在法國期間，她曾和未婚夫通過幾次信，已發覺性情不合，便寫信給父親要求解除婚約，但父親在回信中對她大加申斥，母親在病榻上也托人寫信勸說，甚至哀求女兒，為了父母雙親，她只好「認」了這門親。在法國讀書期間，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膽向她求婚，蘇雪林也為之動情，甚至傾倒，但為了父母親的面子，只好拒絕一切愛與不愛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國封建傳統女性的道德。1927年蘇雪林隨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經人介紹在滬江大學教書，後又和丈夫一起重返東吳大學。蘇雪林婚後不過幾年，兩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劇結束。

愛國情懷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學校長楊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學教授文化史課；同年受聘於武漢大學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漢大學執教期間，主要講授中國文學史，基本國文和新文學研究。在武漢大學，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靜的自然環境和平靜的獨居生活，使她賞心悅目，心廣體胖，事業有成。她勤奮刻苦，一方面以愛心、耐心循循善誘地引導學生學習知識；一方面又在教書之餘，努力著書立說，成為海內外知名的學者。與凌叔華、袁昌英一起被戲稱為「珞珈三劍客」。抗日戰爭爆發後，蘇雪林隨武漢大學師生遷往四川。此時，她雖潛心寫作，但難以控制自己對民族遭難--「國將亡」的憂慮和擔心，她同每一個中華民族子孫一樣，願將自己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去抵禦侵略者的炮火。抗戰一開始，她便將自己多年積蓄的薪金、版稅和稿費拿出來，買了五十兩黃金，獻給危難中的國家。還不斷地拿起筆記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樂山敵機轟炸記》、《敵人暴行故事》等，激發同胞們對侵略者鬥爭的決心。在抗戰後方，人民生活極其艱苦，蘇雪林和其它教授們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飯，維持溫飽；穿的是舊衣、棉布；住的是潮濕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與之做伴；行的是十幾里乃至幾十里也「安步以當之」。艱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邊兩畝左右的空閒土地種菜、栽瓜，自己買了鋤頭、鐮刀、扁擔，肩挑、手搬，挖地、鬆土，播種、施肥、鋤草，終於開出了一片菜園。她種芥菜種類繁多，長勢良好，此外，還種了萵苣、莧菜、蘿蔔、蕃茄和蔥、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燒的抗日烽火，個人的生活環境卻是一派田園風光，蘇雪林也怡然自得。她在《灌園生活的回憶》（收入《歸鴻集》，1955年8月，暢流出版社）中寫道：我本是一個用腦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個一向安坐書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變，覺得別有一番從未嘗過的新鮮滋味，於是興趣大為濃厚。田園生活對她來說，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過後卻又十分悔恨：我那時腦力在一生中為最強，若專心研究學問，也許可以獲得幾種專門知識；若全力來寫作，兩年內也許可以寫出二三十萬字的文章，但因為我的愚妄無知，太受興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陰精力都白費了。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蘇雪林也沉浸在無比歡樂之中，當消息傳到嘉定時，她與袁昌英、凌叔華等人抑制不住激動和興奮，舉着小旗，高呼口號，加入了遊行隊伍的行列。蘇雪林在武漢大學執教歷時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灣，離開了她為之奮鬥半生的土地。離開大陸後，蘇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學會任編輯。1950年第二次赴法國，為的是去海外搜集關於楚辭的研究資料，探討屈賦與世界文化的關係。在巴黎，她依靠從國內帶去的工薪節餘，省吃儉用，但為時不久，便因經濟拮据，身體欠佳，又由於與之朝夕相處的姐姐病重，只好於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灣，應聘為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學任教授，1974年退休。

蘇雪林赴台後，長期患眼疾，視力極差，嚴重時瀕於失明，但她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寫作。1968年是她在大學執教的四十周年，台灣「教育部」向她頒發了獎金。1978年，是蘇雪林執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誕辰，在台的安徽大學、武漢大學、師範大學、成功大學校友代表前來為她祝賀，並出版《慶祝蘇雪林教授寫作五十周年暨八秩華誕紀念專集》。全書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錄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對她生平的記述和浩瀚著作的評價。既有熱誠的祝賀，也有久別重逢的真情。

人物成就

十九歲她寫了一篇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詩，繼又將其寫成短篇小說，名曰：《始惡行》。小說用文言寫出，當她念給家裡人聽時，嬸嬸、姐姐等女人竟為之流下了無數的眼淚。這篇小說1919年刊於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年刊後得到同班好友馮沅君的讚賞，並寄給在美國讀書的哥哥馮友蘭，亦受到好評。二十年代初期，蘇雪林還不時地發表用白話文寫的《人口問題研究》《再論人口問題研究》《新生活里的婦女問題》《沉淪中的婦女》《生育制限運動聲中的感想》《男盜女娼的世界》《相對性原理和哲學史的問題》《時髦男子擇妻之條件》《相對性易解》《世界語者之宣言》《家庭》《民眾藝術論》《對於「五一」的兩大希望》《自由文愛論》《說內外》《說美惡》等五六十篇政論雜文，刊於《民鐸》《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國民日報·學匯》等報刊上。此時她對國家政治、社會諸問題，表現了極大的熱情，以寓言的形式發表對時局、人生的看法，還抽時間翻譯法國作家莫泊桑、都德等作家的作品。

1925年，蘇雪林從法國歸來後，創作欲望更加強烈，速度驚人，出版的文藝創作有散文集《綠天》（1928年，北新書局出版）和自傳體小說《棘心》（1929年，北新書局出版）的這兩部書是蘇雪林文藝創作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綠漪」署名。書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

《綠天》收錄散文《綠天》《鴿兒的通信》《小小銀翅蝴蝶的故事》《我們的秋天》《收穫》《小貓》六篇，該書出版後，於1929年、1930年、19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書中描寫了女主人公的婚後生活，熱烈而甜蜜，表現手法細膩，猶如一幅柔美的工筆畫。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鴿兒的通信》，作家以書簡的形式，描寫並抒發了主人公對旅居海外丈夫的懷念之情，富有詩意。在描寫手法上，既不同於冰心寫意的柔婉，也有別於丁玲火山爆發式的濃烈。

個人作品

蘇雪林是一位勤奮的作家，其執筆時間之長，在中國新文學史上也是少有的。她的作品有小說、散文、劇本、詩詞、現代作家作品研究及多種學術著作。形式多樣、內容廣泛，天文、地理、科學、歷史、風土人情、自然風光、山川河流、月夜星空，全部囊括其中。蘇雪林從少年練習寫作詩詞起，直至古稀之年，辛勤筆耕不輟。蘇雪林十一二歲時，便模仿林琴南的筆調用文言寫了一厚本日記。其內容都是一些家庭瑣細和少女觀察社會的感想，其中蘊藏着無數的快樂、透露出天真爛漫的童心，充溢着荒唐、奇妙的幻想，正如蘇雪林自己所說「可算是開筆，也可算是我踏上寫作生涯的第一步」。

蘇雪林在文學方面的創作還有三幕話劇《鳩那羅的眼睛》。

《青鳥集》（1938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和《屠龍集》（194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寫於抗戰的初期和中期。

《蟬蛻集》（1945年，重慶商務印書館）由幾個短篇歷史小說合集而成，其中多數故事取材於作家的《南明忠烈傳》，成書於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之時，作家以歷史故事，借古寓今，對抗戰中種種醜惡現象，進行無情鞭撻，態度鮮明，筆鋒銳利。

蘇雪林在自己寫作的同時還不斷關注同時代作家的創作情況，寫了《論李金髮的詩》《論聞一多的詩》《論朱湘的詩》《沈從文論》《郁達夫論》《王魯彥與許欽文》《多角戀愛小說家張資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俞平伯和他幾個朋友的散文》《關於廬隱的回憶》《記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華》《胡適的詩》《我論魯迅》《我所認識的女詩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結集為《文壇話舊》（1969年，傳記文學出版）。從中不難看出，活躍在「五四」前後文壇上的許多作家及其作品，蘇雪林都一一進行論述。由於歷史的原因，或褒或貶，不免失之偏頗，一些過火的言辭也時而流露於筆端。

軼事典故

論戰魯迅

蘇雪林性格中常常顯露出「善爭辯」的特點，她曾幾次主動在現代文壇上展開論爭。從三十年代開始，她撰文參與關於李金髮象徵派詩的爭論，與覃子豪先生展開了幾個回合的討論。接着又在《鳩那羅的眼睛》出版後，與向培良先生關於戲劇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問題展開討論，寫了《演劇問題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漢日報》）。這些討論和論爭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評價文藝作品問題上，限制在文藝本身的範圍內，可以說是學術之爭，並且是雙向的，有來有往。而蘇雪林對魯迅的論爭與上述情況則迥然不同，從表面上看似筆墨形式，但內容的實質卻完全脫離學術，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對立狀態，而且是單向的，有來無往。因魯迅已於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蘇雪林對魯迅的敵對態度，卻是在魯迅病逝後的一個月內開始的。蘇雪林反對魯迅的時間之長，發表文章之多，在歷史上是少見的。她對魯迅的看法從讚頌到反對也是眾人皆知、舉世矚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蘇雪林與魯迅並無積怨，1928年她曾與魯迅共同參加過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舉辦的宴會；1929年5月蘇雪林在《寫在（現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稱魯迅是「中國最成功的鄉土文學家」。以後在《周作人先生介紹》中對魯迅及其《阿Q正傳》的評價是：「對中華民族病態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許多脈案和治療之方」。1934年冬，她發表了《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國文周報》11卷14期），對魯迅小說的創作藝術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魯迅的兩本小說集《吶喊》和《彷徨》評價說：「兩本，僅僅的兩本但已經使他在將來中國文學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該文中將魯迅小說的藝術特點概括為三：「第一是用筆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簡潔峭拔……；第三是體裁的新穎獨到……。」直到六十年代後期，蘇雪林寫作的《我對魯迅由欽敬到反對的原因--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收入《文壇話舊》）一文也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她對魯迅的欽佩之情：《阿Q正傳》可真把我們鬧瘋狂了，大家抱着讀這一篇，讀後又互相批評。當時我們歡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與風趣，……我讀了周作人的評價，對《阿Q正傳》始獲得深一層的看法，更覺得這篇小說的價值之高。

批評魯迅

魯迅去世時，蘇雪林對魯迅進行了激烈的攻擊，她寫信阻止蔡元培擔任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稱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於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

欽敬走向反對

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蘇雪林對魯迅突然由欽敬走向反對，乃至敵對的態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說：「什麼時候對他觀感幡然轉變呢？那就是女師大風潮以後。由於蘇雪林與魯迅對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女士在女師大風潮中的所作所為看法截然相悖，繼而牽涉到對支持楊蔭榆的教育部長章士釗的態度也產生分歧。隨着時局的變化，蘇雪林與魯迅在思想上的分歧愈來愈大，其言辭也愈來愈激烈，真可謂「嬉笑怒罵，兵戈相見」。蘇雪林於1936年11月12日寫了《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拉開了她「半生『反魯』的序幕」。第二天她寫了《理水和出關》，對魯迅進行冷嘲熱諷。又過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寫了《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發表於1937年《奔濤》創刊號）。蘇雪林在該文的《自跋》中寫道：「以魯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傳不會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學傳，像這類小人確也不容易尋出。」從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蘇雪林連續寫了多篇文章《說妒》《富貴神仙》《論偶像》《論誣衊》《論是非》《過去文壇病態的檢討》《對（武漢日報）副刊的建議》《論魯迅的雜感文》等，發表於成都《軍中文藝》（署名「野隼」）《武漢日報·鸚鵡洲》《文藝》民族專號、《奔濤》等刊物上，無論從內容及語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較之前兩篇有逐步升級之勢。1949年，蘇雪林到台灣後，國共兩黨處於敵對狀態，蘇雪林對魯迅的態度便可想而知了。從五十年代開始，不停地撰文，繼續她的「『反魯』事業」，寫了《對戰鬥文藝的我見》《琵琶鮑魚之成神者--魯迅》《新文壇四十年》《魯迅傳論》上、下等，於1967年將大部分文章結集出版《我論魯迅》（愛眉出版社）。該書出版時，蘇雪林稱「半生的『反魯』事業，……以後我不高興再理會了」。《我論魯迅》加上附錄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談到了出版此書的目的。我為什麼要在這時出版這本集子？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蘇雪林是反對魯迅的。「反魯」幾乎成了我半生的事業，但為什麼要反？究竟是怎樣反法？則好像是沒有人能知道清楚。……因為這本書代表我個人對魯迅的「觀察」、「感想」、「評價」。也應該寫一點，所以一口氣竟寫了一篇兩萬七千字的《魯迅傳論》和《我對魯迅由欽敬到反對的原因》。但我擔心魯迅偶像又將在台灣豎立起來，魯迅崇拜也將在台灣日益推廣。語言清楚、明白、毫無遮掩，蘇雪林與廣大讀者也算是坦誠相見，從中不難看出她的「勇氣」和「膽量」。

楚辭研究綜述

蘇雪林先生研究《楚辭》，以全部屈賦都蒙有異域文化色彩為立論主軸，她認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國文化亦屬世界文化之一支。她考證西亞文化早在先秦時已兩度來到中國。

第一次早在夏商前，西亞有一支歷史最古、文化最發達的民族叫蘇末，後忽然消失於歷史舞台，其中有一支逃到印度，由印度洋沿海向東航行，再沿海東上，到達中國的山東半島，由登、萊二州登陸，逐漸占據山東全境，建立了一個雛形的西亞國家。他們認為泰山處在大地正中，是為大地之「臍」，去掉左邊的「肉」，即為「齊」，所以山東至今稱「齊」。傳四百年至桀，為殷商民族所滅，遺民逃至東南營建越國，自稱禹的後裔，禹是西亞開闢史詩中的大神馬杜克，越後為楚所滅，遺民逃到閩粵，建立了許多小國，是為百越，再後漸為華族同化。

第二次在馬其頓侵略歐非亞時期，當地學者為了逃避戰亂，紛紛舉家東逃，來到我國燕、齊兩國，止齊者，以稷門一處為盛，其中以鄒衍為巨擘，他大談方圓九州、五德始終、天地混沌、山川陵谷、飛走跋潛之演進，仙草瑤花、凡枝俗蔓之生長，並與弟子合著「鄒子書」，又名《山海經》。屈原奉王命數次使齊，必與稷下諸域外學者交流，得到許多域外文化知識，這些知識後來都融入了他的詩作，如《九歌》即來源於西亞的祭祀，《離騷》中之崑崙、懸圃、帝閽、日東、西海、不周山，《遠遊》中之大地東西南北之四極，與各地大神交遊嬉戲，最後升入目無見、耳無聞的太空境界。《招魂》中之上天下地，東南西北之危險，請靈魂萬勿冒險前往等的描寫，都蒙有異域文化的色彩。《天問》則是「域外文化之總匯」。即使是《九章》，她認為雖乃屈原被貶後個人之牢騷，異域文化色彩比較淡薄，但也多六經以外的話頭。所以她認為屈原全部著作23篇（《漢書·藝文志》載屈賦25篇，她刪去《卜居》、《漁父》兩篇），無不受到西域文化的影響。

蘇雪林先生在《屈原與九歌》一書中指出：《九歌》有如鄭衛之音，寫的是人神戀愛，而人則由人祭而來。古時的人祭往往要殺人以祭，所殺之人或取之於敵國俘虜，或國內死囚。繼之又思送人禮物，以自己所喜愛者為宜，將自己所厭棄者送人為不敬，死囚是人們厭棄者，拿來祭神，實為不敬。於是祭司以為男女信徒，若能自動捐軀以敬神，則男信徒可為女信徒之面首，女信徒可為男信徒之愛侶，本身成神，永在神界享樂，於是產生了人神戀愛。如《湘夫人》中「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就是男信徒說：「聽見女神湘夫人要召我去，我將連人帶馬跳入水中淹死。」她認為以《九歌》氣魄之雄渾，文采之矞皇，意義之深奧，其歌主必是隸屬於同一集團的神明。其源於西亞的祀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星，即七星壇，加上祭壇底之地並為八數，即齊地八神：雲中君為月主（太陰），東君為日主（太陽），國殤為兵主（火星），東皇太一為陽主（木星），湘夫人為明主（金星），湘君為四時主（土星），河伯為天主（水星），大司命為地主（死神、飾），既然大司命為死神，則少司命為生神，西亞七曜演變為九曜，《山鬼》是祭鬼的，《禮魂》乃公用的送神曲，是為《九歌》十一篇。

蘇雪林先生認為《天問》之所以深奧難懂，文理錯綜雜亂，絕非王逸所謂「呵壁」之故，皆因錯簡而致，加之《天問》乃域外文化之總匯，所以難以讀懂。為了糾正錯簡，她利用廢名片，每張寫上《天問》詩文四句，而後排列桌上，玩索語氣，探求文理，終於發現《天問》共分五段，每段文句各有定數：首段關於天文問題共44句，她認為無錯亂。二段關於地理問題，亦44句，錯亂最為嚴重。三段關於神話問題，亦44句。四段關於歷史問題，分夏、商、周三代，每代72句，雖有脫簡，但不算嚴重。五段亂辭，今存23句，脫落一句無疑。亂辭均為七言，因亦道及夏、商、周事，前人遂將之分插入三代中。她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終將錯簡整理妥當，於1973年由台灣文津出版社出版，是為《天問正簡》一書。她認為屈原數度使齊，頻繁接觸鄒衍等域外學者，接受域外文化的洗禮，於域外之天文、地理、神話知識，不僅瞭然胸中，且欲傳之於後人，故采韻文方式，藉發問反跌一己之諸般知識而寫成《天問》。她還推測《天問》體裁可能受《舊約·智慧書·約伯傳》或印度古籍《吠陀頌·曼荼羅》之影響。《天問》的「天」，並非指蒼天，昊天，應該是指廣闊無邊、包羅萬象的境界。「問」字乃向讀者請教，屈原寫《天問》時，是變作高坐堂皇的考官，出題考我們呢。同時她還對全文作了逐字逐句的疏證，許多地方，超越了前人的見解。如「憑翼維象」一語，自王逸以來均解為渾淪或氤氳浮動之象，憑翼即憑憑翼翼，洞洞漏漏，而蘇先生據《詩》「有憑有翼」，《傳》「道可憑依」謂「憑憑」應為「憑依」，「維象」的「象」，應即老子「恍恍」、「無物之象」，而非形象之「象」，「憑憑維象」言宇宙之初所憑依的就是一種恍兮惚兮或無物之象，即老子所謂「先天而生」，代表着古代關於宇宙起源的一種臆說，而這種臆說與古代希臘亞里斯多德所謂「宇宙萬物源於法式，而法式則與質素互為蛻變」的理論相吻合。體現屈原對異域文化之紛紜萬匯，錯難情事，全部瞭然於心。

人物評價

蘇雪林的學術研究，大量的時間花在考據上，多年來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據中，得到了比寫作還大的滿足。她說：「這是一種發現的滿足。」蘇雪林的第一本學術考據著作為《李義山戀愛事跡考》（1927年，北新書局），後改名為《玉溪詩謎》。她考據李義山戀愛事跡的初衷和過程是「我對李義山的詩，素來沒有大研究過。偶然讀到《聖女詞擬意》等篇，疑惑義山有和女道士宮嬪戀愛的事跡，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詩集的興味。陸續考證，不意競積成了一本四萬餘字的小冊子。」接着，她於1938年出版《蠹魚集》（長沙商務印書館）和《試看紅樓夢的真面目》（1967年，文星書店）。屈賦研究是蘇雪林半生的事業，從1943年應朋友衛聚賢之約為《紀念吳稚暉先生八十誕辰學術論文集》寫稿《天問整理的初步》開始，到1973年出版《屈賦新探》（台北廣東出版社），歷時三十餘年，寫作六七十篇文章，成為蘇雪林「屈賦研究」系列。她繼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鑑前人研究方法，從東漢的楚辭研究家王逸到現代的陸侃如、游國恩、聞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論著，她都作為一家之言，細細地讀。蘇雪林對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計劃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第一步從研究《天問》中的神話及與舊約創世紀的關係開始；接着研究《九歌》中十神問題；在此基礎上對世界有關文化與屈原作品的關係進行了更為廣泛的研究。蘇雪林在《我研究屈賦的經過》（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一文中談到她研究屈賦的特點時說：第一，我發現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國文化是世界的一支。第二，我研究屈賦竟得到一個「一以貫之」的方法。用這個方法不但能把中國許多雜亂無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種秩然有序的系統，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個頭緒來。第三，我主張經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決屈賦問題，竟可藉以貫穿我國古書的脈絡。第四，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揉合一處，始可窺見中國文化的全貌。從中，不難看出蘇雪林的屈賦研究方法有其獨特之處，正如糜文開在《屈原研究的新發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國周刊》90號）一文中所說：「蘇女士的屈賦研究，竟從發現一些礦苗，挖出『先秦時代外來文化考』的大礦藏來，而這大礦藏竟又連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說』的更龐大的世界礦藏的。這不可不說是一個驚人的大發掘。」

蘇雪林是一位不辭勞苦、努力探掘的「採礦人」。其它創作及專著尚有短篇小說《天馬集》《雪林自選集》《秀峰夜話》、散文集《三大聖地的巡禮》《歐遊攬勝》《眼淚的海》《人生三部曲》《閒話戰爭》《風雨雞鳴》，專著《論中國舊小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舊詩詞《燈前詩草》及雜文《猶大之吻》等近五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