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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買鐵里事件1857年4月3日(咸豐七年三月初九)在新疆庫車爆發的一次農民起義[1] 。
過程
1855年（咸豐五年）庫車農民邁買鐵里與尼雅孜二人赴伊犁，向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呈控伯克苛斂無度，扎拉芬泰因急於處理塔城貿易圈事件，即將狀紙轉發葉爾羌參贊大臣常清處理。常清致函烏爾清阿，令眾伯克「毋得再有科派"。邁買鐵里獲得「只當五樣官差」，「毋得再有科派」的許諾。但一紙空文禁阻不了伯克們的濫派差徭和巧取豪奪。
邁買鐵里等回到庫車後，聲威漸增。他們又利用宗教進一步在群眾中宣傳。邁買鐵里自稱「海里拜" (即哈里發，政教合一的「王")並推舉伊布拉依木•夏為領導人。他們宣稱如果今後聽從他們的領導，「不但不當雜差，還有好處"。積聚了一定的力量。
1857年初(咸豐六年冬)，署阿奇木四品伊什罕伯克愛莫特，差派都管伯克愛里等前往胡那斯莊催交租糧，被伊布拉伊木•夏和邁買鐵里等率眾捆綁鞭打，遊街示眾後逐回。愛莫特與烏爾清阿密商，派玉孜巴什（百戶長）愛依提吐底等，手持烏爾清阿的札諭前往胡那斯莊，企圖以傳呼為名，將伊、邁二人押解衙門詢辦。伊、邁二人當眾將札諭撕毀，表示決裂。烏爾清阿又令兩阿奇木伯克捉拿，被農民擊敗。烏爾清阿派阿訇前去「開導"。伊布拉伊木•夏宣稱：我們的行動，完全是由於差役無度所逼迫，既然大人們答應不再有非分科派，為什麼仍然盤剝百姓?現在我們要求大人貼出告示，宣布「只當五樣官差"，其餘一概不當。烏爾清阿「出示四張，分貼東西莊及城內外等處，曉諭該回眾等有應當官差，不必抗違；如有不應當差使，勿論何人額外收錢，准其指名控告"。作了暫時的讓步。
1857年2月(咸豐七年一月)，烏爾清阿與庫車、沙雅兩城阿奇木伯克密謀逮捕伊、邁二人，有人把消息泄露給伊布拉伊木•夏，伊、邁二人聚集大批人馬，衝擊阿奇木伯克衙門，「將阿奇木伯克並官人攆打回城"，又捉七品伯克哈底爾作人質。烏爾清阿將阿奇木伯克等摘去頂翎，另派署城守營都司何朝貴前去，對伊布拉伊木•夏等威脅利誘，企圖將起義隊伍解散。邁買鐵里等「各執刀矛，列馬成隊"，以示對抗。何朝貴答應「回明上司與你們辦理"。3月，邁買鐵里和伊布拉伊木•夏等人又解救了被伯克強征修渠的民夫。
烏爾清阿想「派兵征剿"又怕「庫車兵單城弱"，很可能會「寡不敵眾"致滋不虞"，只得「暫為隱忍，設法安撫，另為剿辦"。起義農民積極打造鐵矛，4月3日(三月初九)，邁買鐵里等在排子瓦特莊集合了兩千多農民(約占當時人口的三分之一)，「各執刀矛弓箭木棍，列隊成群"，向被勒令前來的新任阿奇木伯克庫爾濰宣布了五項要求：
- 1「要將伯克、阿訇之缺革退"；
- 2、放回被迫出賣肉體的婦女；
- 3、只當五樣差使，其他一概不當；
- 4、裁撤各衙門的戈什哈(跟役)和燕齊；
- 5、伯克、通事霸占的官地全部退出。
烏爾清阿被迫放回200餘名被奸占的婦女，將愛莫特等摘去頂翎管押，並出示布告，在強蓋、胡那斯二莊張貼。但是，他再次欺騙了人民，不久，他便將被革職的伯克一律官復原職。
邁買鐵里、伊布拉依木•夏組織隊伍，準備糧食、牲畜、馬匹，同時決定派人與喀什噶爾所屬阿圖什銅礦起義群眾聯合，從東西兩面夾攻庫車城。
阿圖什銅礦位於巴爾昌卡倫附近的哈孜地方，是清政府為解決財政困難，命令全國各地卉礦鑄錢的情況下，於1854年(咸豐四年)開發的，1856年即課以銅稅。清政府驅使七百名農奴開採，每人每年交銅十斤。礦區無水無柴，難以融煉，礦夫長途跋涉入山採礦，自帶糧水，將沉重的礦石背到有水有薪處融煉，怨聲載道，最終奮起反抗。預定4月7日(農曆三月十三日)數千農民礦工聯合行動。他們於距庫車城五里許的一棵樹地方，「各執器械，擂鼓吹角，排列馬步隊伍"，準備攻城。不料4月4日至6日，「連夜風雨驟至，塵沙閉目，黑夜難以行走，且寒冷倍常"，因此推遲攻城。烏爾清阿一面向阿克蘇、喀喇沙爾辦事大臣海朴等乞討援兵，一面分化瓦解農民隊伍，令阿奇木伯克備制白布，蓋上官印，填上領取人的名字，令其縫於左肩，算是「良回"，又挑撥東莊農民與起義農民的關係，懸賞逮捕50名起義者，烏爾清阿又藉口庫車沒有監獄，將其中十五人不加審訊即殺害。
邁買鐵里、伊布拉依木•夏等將起義軍領至伊西莊，準備向阿克蘇方向發展。他們打殺了十幾名前來進犯的官兵，三十名起義軍被捕。起義軍在阿克蘇所屬之哈拉塔爾作戰時寡不敵眾，邁買鐵里、伊布拉依木•夏等不幸被俘，為烏爾清阿殺害。
影響
辦事大臣烏爾清阿、回務章京伯興額、阿奇木伯克邁瑪斯底克、伊什罕伯克愛莫特等人被革職。玉素甫和哈底爾二人革去伯克職務，杖一百，流三千里，從重 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何朝貴笞四十，罰俸九個月。牌魯爾官苜蓿地仍歸農民承種，所收苜蓿盡數入官，不得另派回戶呈交官草。西莊應交官糧豁免十分之二，東莊豁免十分之三，所豁免糧石，罰令愛莫特等十員伯克按職分大小均勻攤賠。
但是，封建統治與農民階級對立，特別是各項差役仍然苛重，最終在庫車，因為差派農民修渠1864年爆發同治新疆回變。
背景
1851年(咸豐元年)洪秀全金田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在此直接影響下爆發了庫車等一系列農民起義。
南疆的庫車、沙雅的農民身受封建農奴制度之害。官吏、伯克、阿訇、高利貸者等等盤剝勞動人民。清政府官吏及其家人、差役，各級伯克，巧立名目，敲榨勒索。阿訇也是統治者的幫凶。與此同時，高利貸者也大肆猖獗。正常年景，在鴉片戰爭以前，庫車農民每年必須向清政府交納：正額糧：二千八百八十五石六斗；銅：七百二十九斤二兩；火藥：六百斤；房租錢：十萬四千兩。沙雅農民需繳納：糧：八百七十二石六斗；銅：三百五十八斤十兩五錢；硫磺：一百斤。[2]這僅是清政府規定的最低數字。鴉片戰爭以後，清政財政困難，招民墾荒。據不完全統計，從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至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新疆開墾荒地達一百二十餘萬畝，比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至1840年(道光二十年)新疆墾荒三十九萬畝多了兩倍，也就是說，鴉片戰爭以後不到十年間墾荒地畝為以前二十年中的三倍。其中，到1847年「庫車新墾地十二萬零三百九十三畝二分，自升科後，每畝征糧五升，共征糧六千零十九石六斗六升，每石折銀五錢，共折銀三千零九兩八錢三分，每銀一兩合普爾錢四百文，共合錢一千二百零三串九百三十二文"。對新墾地畝所征糧為舊地的二倍。農奴制下的農民除向國家繳納錢糧外還要向農奴主和各級伯克納貢。
庫爾勒、布古爾、庫車、沙雅、賽里木、拜城、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田等十二個地區統計，清政府設立了257名大小伯克，並以銀錢(只限於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田四地區的伯克)、土地、勞動力作為伯克的「養廉"。總計分給地畝為七千九百二十四帕特瑪(一帕特瑪合京石五石三斗，換算成播種量則為四萬一千蚤九百九十七石二斗，又按當時每畝播籽種一斗計算，則為四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畝)煙昏齊(為伯克種地者，實為家奴)三千二百八十人；錢一萬五千六百十騰格(以五十普爾錢折合一騰格計算)。而當時上述地區總人口約二十四萬，他們所占土地約六十萬畝。0.106%人口(伯克)占地五分之二。庫車、沙雅大小伯克共二十七人，占「養廉"地七百七十帕，特瑪(按上述方法計算，折合四萬零八百十畝)煙齊二百三十七人。庫車、沙雅的人口為一千七百八十五戶，六千五百五十八人，清政府徵收繳納十一稅地畝(即維吾族農民私田)的糧石為三千二百二十八石，則其產量應為三萬二千二百八十石，從理論上推算，需地三萬二千二百八十畝。庫車、沙雅不到千分之四的伯克就占地百分之五十七，若把一八四七年為止開墾的十二萬餘畝土地，其中大部分為伯克利用各種手段攫為已有的情況考慮,伯克所占土地之大驚人。
1846年，庫車的阿奇木伯克（清代新疆回部各伯克中官階最高者，總管一城之穆斯林事務，庫車的阿奇木伯克為四品官）皮魯斯霸占官田與民田達1600餘帕特滿(一帕特滿約合60畝)，比法定允許的150帕特滿高出10倍多。他還私自增加燕齊（近似農奴）戶數，為其種地服役。下級伯克也紛紛效仿。牌魯爾(今稱牌樓)地方的官屬苜蓿地也被伯克、通事(譯員)霸占。他們強迫農民自備農具為他們耕種，收穫則全歸伯克所有。而官地應向政府繳納的糧賦，卻分攤到當地農民頭上，這就進一步增加了他們的負擔。另外，從1851年至1854年，庫車、沙雅兩城的伯克借修補麻扎(墓)、大橋、軍台、卡倫、水磨、渠道、大壩及補繳逃亡人口拖欠的糧、差等費用，向當地高利貸商號借了2800餘串普爾錢。這些錢大都進了伯克的腰包，卻要當地農民分攤償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