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
李濟（1896年7月12日－1979年8月1日），原名順井，字受之，改字濟之，男，湖北省鍾祥縣人。中華民國人類學家。
| 李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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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學家 |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896年7月12日 大清湖北省鍾祥縣 |
| 逝世 |
1979年8月1日（83歲） 臺灣臺北市溫州街 |
| 籍贯 | 湖北省鍾祥縣 |
| 国籍 | 中華民國 |
| 政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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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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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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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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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首次正式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的學者，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所主持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
目录
生平
- 1918年，李濟畢業於清華學堂，後前往美國留學，就讀麻省克拉克大學學習攻讀心理學和社會學碩士學位，1920年進入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受民族學家羅蘭·狄克森與體質人類學家恩斯特·虎頓指導，於1923年完成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從而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並於同年返回中國。
- 1924年開始從事田野考古。
- 1925年任清华学校研究院人类学讲师。
- 1926年，發掘河東道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今山西運城市夏縣尉郭鄉)，成為中國考古學史上首次正式的考古發掘工作。
- 1928年成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組長，並於1929年接手董作賓的職務，領導日後十年的殷墟發掘工作。
- 1945年擔任中央歷史博物館首任館長。
- 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同年底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居台灣，並於隔年創立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並出任首任系主任，先後主持系上工作十二年之久。
- 1955年接任董作賓的遺缺，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直到1972年為止。
- 1979年8月1日病逝於臺北溫州街寓所，前後發表考古學著作約150種。其養子李光周亦為重要的考古學家。
家庭
- 李鳳徵（女兒）
- 李鶴徵（女兒）
- 李光謨（兒子）——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翻譯家。
- 李光周（養子）——國立臺灣大學教授，考古學家。
考古
1926年10月18日，開始發掘河東道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成為中國考古學史上首次正式的考古發掘工作，也是中國人首次獨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西陰村遺址的發掘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遺址西北隔鳴條崗近涑水河，東南隔青龍河依中條山，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面積約三十萬平方公尺。遺址內發現有窖穴、灰坑等多處遺跡，並出土各種陶片、石器、骨器六餘箱，特別是在遺址中發現了半個蠶繭證明了遠在六千年前這一帶就出現了植桑、養蠶業 ，仰韶廟底溝類型文化遺跡有半地穴式圓形或長方形房址及不同形狀的灰坑。出土遺物包括石、骨、蚌、陶等類。主要器型有釜、灶、夾砂罐、尖底瓶、直口或斂口缽、斂口甕、缸、彩陶罐等。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並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掘之一。
著作
- 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清華研究院叢書，1928 。
-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
- 城子崖，與傅斯年、董作賓、梁思永、吳金鼎、郭寶鈞、劉嶼霞合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1，1934 。
- 小屯第三本‧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2，1956 。
-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ee Lectures Illustrated with Finds at Anyang .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1957.
- 殷虛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與萬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一本， 1964 。
- 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與萬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二本， 1966 。
- 殷虛出土青銅斝形器之研究，與萬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三本， 1968 。
- 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與萬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專刊第四本， 1970 。
- 殷虛出土五十三件青銅器之研究，與萬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五本， 1972 。
贡献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梦想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22岁，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45年，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并于隔年创立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接任董作宾的遗缺，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1972年为止。
1979年8月1日，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前后发表考古学著作约150种。其养子李光周亦为台湾重要的考古学家。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张光直，1981)。他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国与台湾考古学的主要领导人物，如夏鼐、尹达、高去寻 、石璋如、尹焕章与赵清芳等都曾接受他与梁思永的指导与训练，并参与殷墟的发掘工作；他在台湾所栽培的学生，如张光直、许倬云等，亦为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界的领导人物。
此外，作为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他个人的研究取向与成就产生深远的影响(张光直，1981，99-100)。他坚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并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根据可定量的有形物品为基础。同时，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诠释考古资料，并不以中国的地理范围限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问题。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张光直，1981，100)
李敖称：“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又称李济是“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
往事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感叹道。
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 的一面。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 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評價
李濟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是持久與多面向的(張光直 1981)。他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殷墟發掘塑造了中國考古學學術體系的雛形。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與臺灣考古學的主要領導人物，如夏鼐、尹達、高去尋、石璋如、尹煥章與趙清芳等都曾接受他與梁思永的指導與訓練，並參與殷墟的發掘工作；他在臺灣所栽培的學生，如張光直、許倬雲等，亦為中國考古學與中國上古史界的領導人物。此外，作為中國第一位考古學家，他個人的研究取向與成就產生深遠的影響(張光直 1981;99-100)。他堅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為立論依據，並主張考古遺物的分類應根據可定量的有形物品為基礎。同時，他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詮釋考古資料，並不以中國的地理範圍限制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問題。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曾說：「就中國考古學而言，我們仍活在李濟的時代。」(張光直 1981;100)
參見
參考書目
張光直 1996〔1981〕 （中國考古學與考古學）。陳星灿譯，收錄於《考古學的歷史·理論·實踐》。鄭洲：中洲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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