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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拟，又有“拟票”、“调帖”、“票旨”、“调旨”、“拟旨”等称。是指明清官员向皇帝上行的题本，要先送内阁（明代由司礼监文书房转发内阁），由内阁大学士代拟旨意，写成纸条贴在题本封面供皇帝参考，之后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红笔）在题本或奏本上批示，叫做“批红”。杨士奇《汉府之变二》云：“凡中外所进章疏，专命公批。未及命，携出条旨，许用小票墨书，帖各疏，面以进。”

明朝在朱元璋洪武十三年罢相后，中央官制不设宰相。永乐帝靖难之役靖难夺位后，召胡广、杨荣、解缙等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此为明代内阁制度确立之始。

清代设军机处后，重要奏章改用奏折，此制遂废。

历史

明朝宣德帝起，官员递入宫内的上行题本，由通政使司递交司礼监文书房，登记交皇帝御览，然后送内阁。由内阁大学士做出初步处理、代拟旨意，写成纸条贴在题本封面供皇帝参考，叫做票拟。明初部分非内阁大学士的亲信大臣也可参预票拟。“宣德中诏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少保太子太傅戸部尚书夏原吉辍部事，朝夕侍左右，赐珊瑚笔，格玉砚条旨，然不与阁职。”“内阁臣职在司内外 —{制}—而已，未有所谓调旨也。自宣德中大学士二杨公与尚书蹇、夏始有调旨之说。”蹇义、夏原吉并未入阁，而处理奏章主要还是召大臣面议为主。故宣德朝实有调旨票拟之事，并无调旨票拟之制。后票拟成为内阁的专职。

明英宗正统初年，“英宗九岁登极，凡事启太后，太后避专，令内阁议行，此内阁票旨之所由始也。”

内阁初无首辅次辅之分，票拟之事则由阁臣同寅协恭，共同商议。“弘、正以后居首者始秉笔，地望与次相悬绝矣。”

嘉靖帝时，严嵩专断，与次辅不相关白，后夏言为首辅“凡所拟旨，行意而已，不复顾问嵩。”万历初，张居正为首辅，“三日不出阁，吏以函捧章奏就第票拟，次相在阁坐候，票进乃出。”可知明中叶，嘉靖、隆庆、万历初三朝（1521年～1582年，61年间），调旨票拟之权尽落首辅之手。张居正死后，调旨票拟之权又回到群辅“协恭”，天启帝时，再由内阁同官“协恭”转换成“分票”，崇祯帝时，因阁臣倾轧角争，内阁作用仅剩“分票”署名票拟，以便追查责任，内阁票拟徒具虚名。

评价

从“票拟”的实质来看，内阁在政务决策的环节中只有议政权而无实际决策权。明代部分握有实权的内阁大学士，也只是在极特殊的时期代为行使部分属于皇帝的权力。因此明朝内阁终究与前朝的宰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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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奏章贴便签，面谈变成笔谈，皇帝的惰性逐渐形成了内阁票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