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化運動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皇民化運動
圖片來自sites

皇民化運動，即日本化運動，指1937年至1945年期間，大日本帝國對其統治下的本國少數民族以及殖民地族群，推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希望讓這些族群認同日本與天皇，同化為完全的日本人，是二戰期間爭議的文化滅絕行動的一部分。主要影響地包括琉球、臺灣、朝鮮、與滿洲等地。發起人主要有日軍軍部、右翼內閣大臣等。

「皇民」語源

漢文傳入日本之前，「皇民」特指中國大陸傳說中三皇時代的先民。例如東漢《申鑒》謂「皇民敦，秦民弊，時也」。日本文獻中，「皇民」則出《續日本紀》第37卷桓武天皇延曆2年（783年）的勅言：「同曰皇民，豈合如此。」

各地舉措

琉球

17世紀初開始琉球遭受薩摩藩的入侵，並長時期受到薩摩干預，變相成為薩摩藩的屬國，雖然琉球同時也自稱大清藩屬。1871年八瑤灣事件中琉球民眾漂流到臺灣，54人遭到「生番」（原住民古稱）出草馘首，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國為日本領土，改稱「琉球藩」，1874年日本發動了牡丹社事件，自稱「保民義舉」，征討臺灣，要脅清國，獲得了對琉球的主控權，二次琉球處分後，1879年明治天皇廢除琉球藩，改為沖繩縣，雖然中國一直試圖抗爭，但1894年的甲午戰爭失利後，琉球最終滅國。亡國後的琉球人被迫改名易姓，原本王族或士族通用漢名（唐名）及琉球式姓名（漢姓+琉球名），只在對日本的文書中使用日本姓名（和名），皇民化後漢名及琉球式姓名失去正式地位，日本姓名成為正式姓名。從明治到昭和中期，日本政府強力推行標準語普及運動，在學校禁止使用琉球語，使用琉球語的學生會被掛上具備羞辱意味的方言札。如同戰後中華民國對台語政策，說台語會被戴上羞辱意味的狗牌。

臺灣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爆發，1895年大清帝國戰敗後，與大日本帝國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其附屬島嶼予日本。日本在接收過程中遭到台灣民眾的強烈抗拒，包括地主、佃農及台灣原住民族等紛紛發起對抗，要求日本當局放棄佔領台灣。台灣官紳丘逢甲等人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末代台灣巡撫唐景崧為台灣民主國大總統，但在日清兩國交接後而日軍尚未進入臺北城之前，丘、唐等人即已逃往中國大陸。

台灣總督府在統治台灣後，將台灣住民（本島人）依據族群關係大致分為三種：在台日本人、台灣漢人及蕃民，社會地位及享受的權利以日本人最優越。台灣總督府除了推動日本語的教育之外，同時尊重台灣文化的方式，容許台灣語（臺語及客家話）以及台灣文化與日本文化並存的政策。

自1936年日本確定南進政策開始，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為止，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邁向了另一個階段，本時期可以稱為「皇民化時期」，是「內地化」的極端形式。該時期因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全國逐漸進入戰時體制，日本內地經濟泥足深陷，國力消耗甚鉅，人力物力羅掘俱窮，需要台灣的協助。然而要台灣人「真誠」、「同心協力」，須由同化政策更進一步，除了取消原來允許的社會運動外，也積極從精神上消除臺人的民族意識，生活上脫離漢民族及臺灣原住民的生活型態與文化，全力推行皇民化運動，大倡臺人全面日本化，並全面動員台人參加其戰時工作。1936年8月，日本確定南進政策，將台灣視為以後「南進政策」的基地，要提升臺灣工業水準、發展軍需工業後，就陸陸續續在1936年底展開了。皇民化運動係分成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通過各種思想宣傳與精神動員，致力於消彌台灣人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第二階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日本人為強化組織功能，成立各種奉公會團體，台灣人民被迫參加，將運動推向社會的最基層。

1936年9月，新任總督小林躋造上任後，發表統治台灣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1936年底展開宗教的「正廳改善運動」，台灣家庭要安置神棚和供奉神宮大麻；1937年四、五月，開始查禁報紙上的漢（中）文欄、廢止漢文書房。

臺灣總督府為推動皇民化運動，開始強烈要求台灣人說國語（日語），限制對原本語言的使用，推動「國語家庭」，「國語家庭」享受特惠；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推動「寺廟整理」，裁併台灣傳統寺廟，放棄台灣民間信仰，建立神道的象徵物神社，改信日本神道並參拜神社、同時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的居所膜拜；發佈基於教育敕語的國家教育；要求一般人民對日之丸國旗的敬愛，並要求齊唱《君之代》國歌。不過，台灣的皇民化政策的強制性遠低於日本在朝鮮執行的皇民化政策。

此外，總督府也在1940年公佈更改姓名法，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連子女在升學競爭上也佔優勢。日本人的配給量比台灣人多，而改成日本姓氏的台灣人，也比一般台灣人得到更多的配給；改日本姓的公務員，較有升遷機會。比如李登輝改名為「岩里政男」、邱創煥家改姓「岡田」。根據資料顯示，1941年底，全台人口中改姓名的約有1%左右，直到1943年底，雖然太平洋戰爭日趨白熱化，全台共有17,526戶改姓名，人數為126,211人，仍僅佔當時人口約2%。然而相較日本殖民朝鮮時期採強制性皇民化政策，台灣則是採申請許可制由個人加以選擇。。在日本放送協會（NHK）製作的「JAPAN Debut」第一回 「亞洲的「一等國」」裡面，受訪曾改名的台灣人說，當時改名有一定規範，比如他姓林，雖然日本人也有「林」的姓氏，但是林姓人士一定要改為「大林」或「小林」等，不能維持原本漢姓。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保留過去漢姓痕跡，臺灣人改姓氏這方面也下了很多功夫。除了利用郡望或堂號直接創造姓氏者（如趙姓改為「天水」，林姓改為「西河」，王姓改為「太原」等），透過田野調查，還有如下的改法：

• • 拆字法：「林」改為「二木」（Futagi）或「双木」（Namigi）；「黃」改為「共田」（Kyota）或「廣內」（Hirouchi）；「洪」改為「共川」（Kyokawa）或「三井」（Mitsui）；「李」改為「木子」（Kishi）或「尾季」（Biki）；「白」改為「上泉」（Kamiizumi）；「石」改為「岩下」（Iwashita）；「呂」改為「宮下」（Miyashita）；「尹」改為「伊東」（Ito）；「洛」改為「落下」（Ochishita）；「丁」改為「河東」（Katou）；「崔」改為「佳山」（Kayama）；「簡」改為「竹間（Chikuma）」；「宋」改為「十穴」（Jiyuuana）；「周」改為「田口」（Taguchi）；「沈」改為「欠川」 （Kakekawa）；「顔」改為「須戶」（Sudo）；「吳」改為「矢口」（Yaguchi）；「許」改為「巳午」（Miuma）等。
  • 同音法（日文同音）：「黃」改為「岸」（Kishi）或「木子」（Kishi）；「蔡」改為「佐井」（Sai）；「謝」改為「四谷」（Shiya，非Yotsuya）；「戴」改為「田井」（Tai）、「張」改為「和利」（Wari）等。
  • 明示法：「謝」改為「與謝野」（Yosano）；「張」改為「張本」（Harimoto）；「丁」改為「丁山」（Jousan）；「曾」改為「曾根」（Sone）；「蘇」改為「蘇我」（Soga）；「葉」改為「葉山」（Hayama）；「江」改為「生江」（Namae）；「胡」改為「大胡」（Ogo）；「紀」改為「紀本」（Kimoto）；「莊」改為「本庄」（Honjo）；「高」改為「高家」（Koya）或「高川」（Takakawa）；「武」改為「武田」（Takeda）等。
  • 暗示法：「高」改為「上端」（Agatsuma或Kamihashi）；「錢」改為「穴方」（Anakata）；「薛」改為「丁山」（Jousan）；「郭」改為「外城」（Sotoshiro）；「陳」改為「東城」（Toujou或Higashihiro）；「楊」改為「小柳」（Koyanagi）；「藍」改為「青本」（Aomoto）；「劉」改為「邦本」（Kunimoto）；「莊」改為「周本」（Shuumoto）；「魯」改為「孔井」（Anai）；「湯」改為「伊佐」（Isa）；「秦」改為「宗政」（Munemasa）；「余」改為「長宗我部」（Chosokabe）等。

最後，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所需兵員越來越多，日本當局也在1942年開始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於1945年全面實施徵兵制。上戰場替軍隊勞動的人，他的家宅可貼上「榮譽之家」字樣。榮譽之家的子弟，升學也會受到特別眷顧。

朝鮮半島

皇民化政策是日本為使朝鮮人成為「皇國的臣民」，即成為忠誠於天皇之日本國民而推進之政策；其目的在於朝鮮人實施戰爭總動員，以參加日本發動之侵略戰爭。朝鮮總督南次郎說：「內鮮一體正是統治的最高指導目標。形態上、心靈上、血液上、肉體上都必須成為一體。」日本雖然已經擴大對華侵略規模，正式推進戰時體制，但單憑日本人之力量來應對戰爭卻是很吃力；因此有必要動員朝鮮人參加戰爭；為盡可能使朝鮮人自發加入戰爭，因而一再強調「內鮮一體」，即日本之「內」與朝鮮之「鮮」成為整體。

每天正午，朝鮮人無論做什麼，都必須面向日本天皇所在之東京方向深深低頭行禮；所有學校學生每天都要在運動場上集合，向日本皇宮所在之東方朝拜，還要背誦《皇國臣民誓詞》，即「宮城遙拜」。

為徹底達到「內鮮一體」之目的，日本殖民當局教育要所有朝鮮人都能使用日語；學校裡不再教授朝鮮語；1942年正式開展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語。

從1940年開始，日本強制要求朝鮮人之姓名都必須改成日本式，即創氏改名。

影響

琉球

相較於台灣，日本對琉球的同化政策更為徹底，皇民化運動後，至今僅剩少數琉球人能流暢使用琉球語。

基於一連串同化政策之成功，因此目前琉球人大多認同日本，儘管有獨立運動的存在，但未受到主流社會的支持。在被日本吞併134年後，如今談及或主張琉球獨立，實際上已非易事。甚至，中國大陸對琉球獨立運動的評論和支持，有可能引來琉球民眾的反感。依據沖繩當地學者所做民調，有89%的沖繩人「對中國（大陸）沒有好印象」。

臺灣

皇民化運動使台語文讀系統衰弱，再加上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長期實行的國語運動，致使許多台灣人於不知如何以台語朗讀漢字書面文、文言文。

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因曾與日本交戰之歷史因素，對皇民化運動持嚴厲的批判態度，並予以醜化，並推行了一系列包括國語運動在內的去日本化運動，希望去除日本文化影響，使台灣人重新中國化。至今「皇民」仍是中國民族主義或統派人士對親日人士的侮辱性詞彙。此外中華民國政府同樣學習日本的皇民化運動一些舉措，例如強迫歸籍戶政的台灣原住民族人民全部改漢姓漢名，以宰制公務機關用人的壓力迫使公務人員加入中國國民黨成為黨員，同樣較有升遷機會等。

然而解嚴後，隨著社會的多元化和台灣本土意識的興起，關於皇民化運動，台灣史學者提出與中國國民黨政府不同的觀點，並重新檢視和評價。比如，學者林呈蓉認為「部份皇奉運動下的社會價值觀，即使在戰後仍以不同的語言、型態繼續被傳承下去，並逐漸內化成台灣精神內涵之一環。例如滅私奉公的社會『道義』、守望相助的『鄰保』精神、台灣社會『賢妻良母』之婦女的形象改造、公益優先的『義勇報國隊』之組成、拉近國民與國家距離之『徵兵制』的施行等，一些近代社會中所具有普世價值之言動，的確也給台灣社會民度的提升，帶來了正面效益。」至今史學界對此時期帶給台灣的正負面影響之爭論仍持續著、依立場的不同評價兩極。在討論有著一定程度的敏感性。

部分台灣史研究學者指出，由於該運動之目標在將台灣本島人同化於日本，又因相較於同時期的中國已具有相當程度的現代化，加上戰後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對台灣進行高壓統治，二二八事件、戒嚴時期及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政府捕殺異議份子的殘酷手段不輸日本，及台籍本省人與自中國大陸來台者之間國家認同和價值觀的落差，導致許多台籍本省人在二次大戰後對日治時期產生相當程度的懷念。此心態不僅保留於許多老一輩台灣人心中，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戰後台灣對國家民族認同、臺灣主體性、族群意識觀念乃至臺灣獨立運動的興起。也被當成沒必要或拒統的原因。復加上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敗退、台灣地位歸屬又受到冷戰影響而未能妥善處理；成為日後台灣內部國家認同及統獨問題對立衝突的遠因之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表示，日本於1937年全面侵略中國，為了防止台灣人的漢人意識的甦醒而導致「裏應外合」，高唱「內台如一」，即台灣人亦屬天皇子民與日本內地人一樣平等。於是在大戰時高唱皇民化運動，希望台灣人改日本姓、說日本語、拜日本神、不得祭拜中國神明等，但實際只有很少的士紳改姓。因此，皇民化運動除說日語較為成功外，其餘的成果相當有限，台灣人被同化為日本人的士紳階級只有百分之一。

朝鮮半島

由於大部份朝鮮人對日治時期反感，日治時期結束後，日本推行的政策絕大部份被廢除，但仍有一些影響，例如自日治時期當地的日本總督府依照明治維新後的做法把端午節（同時為日本的兒童節）改為新曆5月5日。大韓民國建立後雖然恢復依照農曆過端午節，但依然把新曆的5月5日定為兒童節。而一些朝鮮原有的事物亦受到日本文化影響而在名稱和性質上有所改變，如妓生的妓院本稱妓房、教坊，日治時期起改稱料亭，「料亭」一名來自日本，是日本有藝妓陪侍的高級傳統料理餐廳，至今韓國這類有妓生陪侍的高級傳統料理餐廳仍然稱為料亭。

相關研究文獻

（依照作者姓氏英文拼音順序排列）

• 陳小波，1991，1937-1945年台灣皇民化運動論述，見陳孔立編，台灣研究十年，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
• 陳映真，1998，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臺北：人間出版社。
• Ching, Leo T. S. 2001.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周婉窈，1996，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年)，見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頁161-201。臺北：玉山社。
• Chou, Wan-yao. 1991. The Kominka Movement: Taiwan under Wartime Japan, 1937-1945.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 Fix, Douglas Lane. 1993. Taiwa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Late Colonial Context.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何義麟，1986，皇民化政策之研究：日據時代末期日本對台灣之教育政策與教化運動。中國文化大學日研所碩士論文。
• 李文卿，2001，殖民地作家書寫策略研究：以皇民化運動時期《決戰台灣小說集》為中心。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 李文卿，2002，穿越皇民化運動時期的動員表象--<決戰臺灣小說集>編輯結構析探，《臺灣文學學報》3，2002.12，頁169-208。
• 李筱峰，2012，台灣史101問，臺北：玉山社。
• 林呈蓉，2010，《皇民化社會的時代》，台灣書局出版有限公司。
• 林瑞明，1996，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見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頁203-32。臺北：玉山社。
• 盧啟明，2012，皇民化運動時期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信徒之身分認同(1937~1941) 《臺灣學研究》14，2012.12，頁147-170。
• 石婉舜，2008，〈「黑暗時期」顯影：「皇民化運動」下的台灣戲劇（1936.9-1940.11）〉
• 蔡錦堂，2007，再論「皇民化運動」 。《淡江史學》18, 2007.09，頁227-245。
• 曾品滄，2011，困厄與新生：戰爭時期臺灣的酒樓與臺灣料理,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 王景苡，2010，書寫「精神血液」——皇民化時期台灣小說的「民族」再現,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 吳佩珍，2008，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與內台結婚問題──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 《台灣文學學報》12, 45-62。
• 楊建成，1995，台灣士紳皇民化個案研究：日治時期450位台灣士紳改換日本姓氏之個案統計分析。臺北縣板橋市：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