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
东汉(25年-220年)是由刘秀建立的中国古代的一个朝代,与西汉合称两汉。东汉与西汉之间为新朝,后为东汉所取代。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故而得名[1]。东汉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大国家,而前期六十多年的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亦是中国史上的盛世之一。
由于东汉中后期的帝王普遍寿命不长,而且不少是幼年即位,导致汉和帝以后至汉末近百年间,外戚及宦官轮流执政,成为固定的恶性循环,两派互相残杀,把东汉朝廷弄得十分腐败。东汉中平六年(189年),外戚大将军何进遭宦官十常侍所杀,后并州牧[2]董卓引兵到洛阳,诛十常侍,废少帝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长期左右东汉皇室的外戚、宦官一起被消灭,但却引起了各地诸侯群雄割据的局面,汉廷不再握有实权,汉献帝从此成为傀儡,其后被曹操控制,最后汉室被曹魏取代。
东汉在文化、军事等方面亦有显著成就。涌现了蔡伦、张衡、张仲景、华佗等卓越人才;班超出使西域,在西域长驻了三十多年,先后击破了被匈奴控制的西域诸国,不但令西域诸国一一归顺汉朝,并开拓了东西文化的交流。期间他还派出甘英出使西域的大秦国,虽未有成功,但足迹已达今日波斯湾诸国。
另外,东汉在91年灭北匈奴。南匈奴内附汉朝。216年,南匈奴最后一个呼厨泉单于去邺城拜见曹操,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匈奴国不复存在,困扰汉朝数百年的北方外患终告一段落。
同时佛教也在这段期间传入中国。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派人去西域,迎来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佛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
目录
历史
光武中兴(25年-57年)
新朝末年王莽改制失败,并引发内战,其时身为汉朝宗室的汉景帝后裔刘秀乘势而起,在绿林军的协助下推翻新莽而即位,是为光武帝。复国号汉,史称东汉。同时因洛阳为其军事根据地,而西汉旧都长安亦逢多次战乱而日残,所以定都于洛阳,并复名雒阳。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史称光武中兴。
明章之治(57年-88年)
汉光武帝死后,明帝即位,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明帝及其子章帝在位期间,为东汉的黄金时代,史称明章之治。
外戚政治的勃兴(88年-159年)
汉章帝是一个贤明的皇帝,但他却开东汉大力任用外戚之先河。在他死后,刚登基的汉和帝刘肇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由他的养母窦太后执政。窦太后仰仗他的兄长窦宪,窦氏戚族开始掌权。尽管汉和帝后来联合宦官力量消灭了窦氏,但是东汉政治的格局已经无法扭转。
和帝去世后,汉殇帝刘隆年龄更小,只是一个刚满三个月的孩子。政权当然又到了外戚的手中。这一次由邓太后的兄长邓骘为代表的邓氏戚族掌握实际权力。汉殇帝只当了约八个月的皇帝就去世。由他的堂兄刘祜即位,也就是汉安帝。汉安帝本身就是由邓氏戚族拥立的,所以自然也成了傀儡。邓太后死后,安帝才亲政,他消灭了邓氏。然而他却未能阻止其他外戚集团掌握权力,东汉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
汉安帝死后,刘懿在阎氏戚族的支持下登基,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宦官拥立汉顺帝。但是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政。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汉质帝仅仅因为一句怨言就被他毒死,汉桓帝即位。
政治局面的恶化(159年-189年)
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问题是,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这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宦官当然不愿意放弃权力,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政府。汉灵帝即位后,昏庸无道,成天沉迷于女色。汉灵帝比桓帝更信用宦官,他曾指着两个恶名昭著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汉灵帝把朝政全交给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184年,黄巾之乱爆发,东汉政府陷入混乱。党锢终于被解除,但已经太迟了。
名存实亡的朝廷(189年-220年)
189年,汉灵帝去世,汉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官拜大将军,掌控朝廷,他打算铲除宦官势力。但是少帝的母亲何太后反对。此时,士大夫领袖的袁绍提出建议,让拥兵自重的西北军董卓进京,逼迫何太后答应。何进同意了袁绍建议,一场铲除宦官的计划开始了。
然而,事情不幸泄漏。宦官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他们先下手为强,杀掉了何进。时在西园军的袁绍闻讯,立即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屠杀。大宦官张让挟持汉少帝逃走,追兵赶到,张让自杀身亡。可此时董卓的武力已经到达帝都雒邑,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董卓控制了朝廷。
董卓为了树立威望,他首先废掉了汉少帝,立他的弟弟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190年,他又把汉少帝和何太后一起杀掉。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引起了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他们推举历代公卿的世族人士袁绍为代表,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虽然这次战争虎头蛇尾,未能达到目的,但仍使董卓感到不安。董卓于是挟持汉献帝迁都到长安,并且焚烧了雒阳,经营多年的京师雒阳城毁于一旦。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朝廷的威望荡然无存。
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将吕布,合作谋杀了董卓,下令大赦。朝廷的权威一度恢复。然而不久之后,董卓幕府的部将李傕、郭汜卷土重来,王允被杀,朝廷再度陷入混乱。195年,李傕、郭汜发生内斗,汉献帝刘协和群臣逃出长安,回到雒阳。但雒阳已是一片废墟,汉献帝陷入窘迫的处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都(今许昌)。之后,曹操逐渐掌握朝廷权力,汉献帝只能受制于曹操。220年,汉献帝禅让,曹丕篡位,东汉结束。
重要历史事件
东汉王朝是如何建立?
刘秀起兵3年称帝,14年完成大一统
公元6年,权臣王莽趁汉平帝去世的机会,以极力扶持两岁的汉宣帝玄孙刘婴称帝为手段,独掌了西汉帝国大权,自称“假皇帝”。[3]
公元8年,出于对权力的渴望,王莽又迫不及待的选择了“弄假成真”,用武力逼迫刘婴将帝位禅让于自己,建立王莽新朝。
而由于王莽并非刘氏皇族出生,他的登基当即引起刘邦子孙的奋起反击,加上王莽朝廷对南方因水灾而受难的大批无家可归的难民持“无视”态度,而诱发了农民起义,一时间“天下大乱”。
在大乱的格局之中,以农民起义为基点形成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割据势力,其中以刘秀和其大哥刘𬙂最为“耀眼”,公元22年刘秀兄弟眼见好好的西汉帝国,在王莽手中变得支离破碎。
于是作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的他们,在不忍心祖宗基业毁于一旦的使命感召唤之下,毅然在舂陵(今湖北枣阳)起兵反王莽,成为农民起义军中少有的“名门之后”。
公元23年,农民起义军各路诸侯,出于便于控制的需要,推举在军中毫无个人根基的刘秀族兄刘玄为帝,史称“更始帝”。
因称帝代表着起义军跟王莽的新朝再无“收编和谈”的可能,王莽立马抽空所控制的郡县,集结出了约四十二万大军,扑向当时农民起义军的核心区昆阳和宛城一线,著名的“昆阳大战”一触即发。
而在此次大战中刘秀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和胆量,当几乎所有起义军将领都提议弃城而逃之时,他拍着胸脯保证只要大家死守昆阳,他就能找来援军将王莽之兵全歼。
且从历史结果来看,它确实做到了,经过多番的“唇枪舌战”,刘秀成功从临近的定陵县、郾县搬来近2万援军。而因这支部队从未出现在王莽军团的情报之中,当援军到达之时,出于不知来敌多少的考虑,王莽军团一时间不敢进攻。
而此刻的刘秀拿出了“光脚不怕穿鞋”的野性,争先士卒的率部猛冲,用旺盛士气击溃了数倍于自己,却怯战的王莽军团。
但遗憾的是由于刘秀此功劳实在是太大了,几乎“重造”了农民起义军,出于遏制和警告的考虑,一向不满更始帝的刘秀兄长刘𬙂被直接斩杀。
刘秀个人也在“功高盖主”的隐患中,被打发去了当时割据势力最强的河北开荒。依照更始帝的考虑,这次安排的初衷是削弱刘秀。
但不曾想刘秀以联姻为手段,成功将河北上谷、渔阳两郡的豪强收入麾下,并打掉了在邯郸称帝的王朗所部,成为名副其实的河北王。
面对刘秀的日益壮大,更始帝一度以封赏爵位“萧王”为诱饵让刘秀放权。但刘秀并未上当,他与下属斩杀了前来接权的谢躬、韦顺、蔡允等人。
公元25年正月,由于更始帝开始沉迷于酒色之中,所管辖百姓之生活较王莽时期更加“苦不堪言”,一支名为赤眉军的势力借机拥立了西汉末帝刘婴为帝。
六月趁更始帝政权危难之机,刘秀在今河北省柏乡县称帝,10月更始帝向赤眉军投降,刘秀成为更始一脉“合法继承人”。
随后凭着河北带出的精锐,刘秀先是打垮了刚立足关中的赤眉军,然后兵分多路出击,对原西汉帝国属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摸排式进攻。
最终以消灭盘据西蜀的公孙述为结局,在公元36年完成了华夏大地的大一统,建立了我们所熟知的“东汉王朝”,刘秀个人史称“汉光武帝”。[4]
疆域和行政区划
王莽篡汉时期已经仅剩秦朝时的疆域,西域各国因为汉成帝的乱政而逐渐脱离管制。王莽末年中原战乱不断,遂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后放弃。高句丽与林邑两国蚕食东北及南方国土。只有西南地区扩展至大盈江一带[5]。
东汉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疆域政区包括司隶校尉部、十二州刺史部所察各郡、国(王国)、属国和西域长史府辖区,以及当时中国边区各族的分布地[6]。
州作为行政区划,在西汉时期逐步发展,到东汉时期宣告形成。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了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东汉末年,地方多事。中平五年(188年),朝廷选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掌一州军民。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至此,中国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县两级制度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十三个州为:司隶(治洛阳)、徐州(治剡县)、青州(治临淄)、豫州(治谯县)、冀州(治高邑)、并州(治晋阳)、幽州(治蓟县)、兖州(治昌邑)、凉州(治陇县)、益州(治雒县)、荆州(治汉寿)、扬州(治历阳)和交州(治龙编)。兴平元年(194年),又分雍州。则至东汉灭亡,全国有十四州。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 name="疆域和行政区划"/>。
刘秀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刺史固定为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刺史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奏给皇帝,使地方郡县也直接置于皇帝的控制之下[7]。
政治
东汉政权和士族、豪族关系密切,代表了士族、豪族的利益,云台二十八将几乎全部都是豪族出身。士族在东汉社会起著主导作用,光武帝跟士族、豪族取得协调,成为夺取天下的主因。[8]
东汉王朝在政治上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通过各种办法加以控制。让他们享受优厚的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对于朝中诸臣,督责尤严,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 name="政治概况"/>[9]。
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削弱三公权力,另一方面则扩大尚书台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职权。一切政务不再经三公管理。尚书台成为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 name="政治概况"/>。
军事
东汉建立不久,就废除了执掌地方兵权的郡国都尉,以后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实际上取消了地方军队。在和平时期,少量维持地方治安的郡县兵,皆由太守令长兼领,但在某些沿边及民族斗争紧张的地区,则设都尉或属国都尉别领< name="政治概况"/>。
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在田庄内部发展了一种部曲家兵制。这种部曲家兵,承担着镇压农民、维持地方治安的某种职能。正因为有这样一支武装队伍,东汉政府才能裁减、甚至在某些地区取消地方军队< name="政治概况"/>。
与削弱地方兵权的同时,还逐步扩大中央军队,在重要的沿边地区,设有边防军,为中央军队的一部分。东汉政府还经常用赦免和减罪的办法,募集犯罪的人戍守边疆< name="政治概况"/>。
军制
两伍一什,五什一队,两队一屯,两屯一曲,曲由军候率领。部下设曲,部由部校尉和军司马率领。部队分辖若干部,将军下有长史、司马辅助。
经济
农业
农业技术得到较大进步,牛耕技术在东汉已普遍采用。西汉时仅限于少数地方。
水利发展
在东汉时期灌溉工具、水利事业获得改进和发展。在中国各地已知发现的东汉墓葬里,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大大提高了灌溉水平[10]。
许多已堙废的陂塘在东汉时期不仅得到了修复还扩建了,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比如在中国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时被堙废。东汉初,邓晨当地太守时,进行了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后来又不断加以扩建。汉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那里修治渠道,开垦良田三万多顷。又如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 name="水利发展"/>。
东汉前期,中国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东汉时还有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那就是对黄河的治理。公元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由于收到了两堤的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大规模的治理,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 name="水利发展"/>。
生产工具改进
在东汉时生产工具也有改进,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这种工具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期,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还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11]。
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著进步< name="生产工具改进"/>。
牛耕技术
在东汉时牛耕技术也受到了重视。一些地方官吏会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在中国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了在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推广[12]。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中,记载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样的田庄的农业经营,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还通过不同的土壤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name="牛耕技术"/>。
人口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帝永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到5325万多人。这个数字略低于西汉,但如果把东汉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name="牛耕技术"/>。
手工业
冶铁技术的改进
在东汉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需要量也增加,同时也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在南阳地区的冶铁工人发明了鼓风炉(即水排),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炼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13]。
东汉时在铁器铸造方面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中国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根据已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和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 name="冶铁技术的改进"/>。
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中国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 name="冶铁技术的改进"/>。
纺织业
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name="冶铁技术的改进"/>。
文化
东汉时期的书法、绘画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大量产制画像砖及雕刻墓碑,典型的图案为制酒、收割、宴会等。< name="东汉"/>
学术
汉光武帝刘秀十分尊崇儒学,他的功臣集团中儒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军事领袖也“皆有儒者气象”。“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东汉功臣多近儒”的情形。不仅东汉的帝王亲自倡导儒家经典的认真研读,太学和郡国官学都得到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东汉私学也繁盛一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14] 。
汉代童蒙教育的进步,是当时文化成就的突出内容之一。汉代童蒙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得到“圣童”、“奇童”、“神童”的称号。“神”童称谓,最早就是从东汉开始使用的< name="谈东汉师儒兴学的文化风貌"/>。
风气
东汉报仇风气极为盛行,只要有人侮辱父母或师长便可杀之,虽为法律所不许但会被乡里视为维护尊严的义行,故东汉有许多为了报仇杀人跑路但仍受歌颂赞许的记载。
科技
民族
在东汉时期,周边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中国边疆地区,比如南、北匈奴,西域、羌族、乌桓、鲜卑、蛮族等各个民族。
匈奴
西汉以来中央与各少数民族之间保持的臣属关系到了王莽时期也陷于瓦解,匈奴乘机控制了整个西域及东北各族。东汉初期,当光武帝进行国内统一战争时,匈奴的势力有所发展。匈奴单于勾结河北、山西的割据势力,经常深入长城以南,进行骚扰掠夺。当时的东汉政权因无力对付匈奴势力,一直采取以防守为主的策略[16] [17] 。
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贵族为了争夺王位,互相猜忌,出现裂痕。加上匈奴所在的蒙古草原上连年旱蝗灾害不断,“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东汉政府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帛等物资。南匈奴的依附,极大地加强了东汉王朝的北方边防,对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南匈奴入居塞内,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也促进了其本身的发展。南匈奴长期和汉族杂居在一起,逐渐改变了游牧生活,学会了农业生产,文化也深受汉族影响< name="与南匈奴的关系"/>< name="南匈奴 北匈奴"/>。
南匈奴归附东汉后,北匈奴的势力大大削弱,在交战中,数次被南匈奴击败。北单于无奈,从公元51年后,不断向东汉王朝遣使朝贡,要求和亲。东汉政府内部,在对待北匈奴的问题上,有过多次争论。最终采取了礼尚往来,报答使者的办法,以求和好安边[18]< name="南匈奴 北匈奴"/> 。
由于匈奴力量的削弱,原来受匈奴奴役的乌桓、鲜卑,也先后摆脱了北匈奴的控制。南匈奴、乌桓、鲜卑归附东汉后,切断了北匈奴与中原的经济联系,使其最必需的粮食、布匹、食盐等日常生活品出现匮乏。北匈奴不断寇扰东汉的北部的缘边郡县。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东汉王朝大举反击,窦固等分兵四路,取得很大的军事胜利,往北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留屯于伊吾卢城(新疆哈密)。到汉章帝时,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等率领汉军会合南匈奴大举北进,与北单于交战,连战皆捷,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在以后的二年内,北匈奴不断失败,向西迁移。以后,北匈奴的一部分越过中亚、西亚迁往欧洲。从这时起,匈奴东面的鲜卑族逐步西进,占据了匈奴的故地< name="与北匈奴的关系"/>< name="南匈奴 北匈奴"/>。
参考文献
- ↑ 《搜神记》卷一已经提到过东汉一词:“蓟子训,不知所从来。东汉时,到洛阳见公卿,数十处,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水经注卷十六:“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悉在东侧。”《初学记》卷十二又大量出现“东汉”一词。
- ↑ 《三国志》卷六,“拜前将军,封斄乡侯,征为并州牧。”
- ↑ 刘秀起兵3年称帝
- ↑ 东汉地图(高清版). www.yuanzaiyu.com. [2018-11-19] (Chinese (China)).
- ↑ 汉朝疆域与政区 Archive.is的存档,存档日期2013-11-09 中国西南资讯网
- ↑ 东汉时期中国疆域图 Template:Wayback 中华网军事
- ↑ 东汉的政治概况 华夏历史网
- ↑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东汉政权之立与士族大生之关系〉,页285-286。
- ↑ 《后汉书·申屠刚传》:“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
- ↑ 水利发展[失效链接]中华文化信息网
- ↑ 生产工具改进[失效链接]中华文化信息网
- ↑ 当时,. 中华文化信息网. [2014-01-07] (中文).[失效链接]
- ↑ 冶铁技术的改进. 中华文化信息网. [2014-01-07] (中文).[失效链接]
- ↑ 王子今. 谈东汉师儒兴学的文化风貌. 中国民族报网. 2012-07-31 [2014-01-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07) (状物).
- ↑ 艺术与建筑索引典—东汉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1-12-18. 于2011年4月1日查阅
- ↑ 与南匈奴的关系. 中华文化信息网. [2014-01-07] (中文).[失效链接]
- ↑ 东汉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战争和安抚并用. 中国国学网. 2009-02-07 [2014-01-07] (中文).
- ↑ 与北匈奴的关系. 中华文化信息网. [2014-01-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3) (中文).
外部链接
- 《后汉书》全文:(简体)
- 渡边义浩:〈论东汉“儒教国教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