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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

外 文 名  :The Art of War0

作品名稱: 孫子兵法

創作年代 :春秋時期

作       者 :孫武

作品別名: 《孫武兵法》、《吳孫子兵法》、
                   《孫子兵書》《孫武兵書》

《孫子兵法》又稱《孫武兵法》、《吳孫子兵法》、《孫子兵書》、《孫武兵書》等,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兵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軍事著作,早於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約2300年,被譽為「兵學聖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為春秋時祖籍齊國樂安的吳國將軍孫武。

《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贍,邏輯縝密嚴謹,是古代軍事思想精華的集中體現。

《孫子兵法》被奉為兵家經典。誕生至今已有2500年歷史,歷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說「觀諸兵書,無出孫武」[1]。兵法是謀略,謀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戰略、大智慧。《孫子兵法》竹簡1972年出土在臨沂[2]

據統計,全世界有數千種關於《孫子》的刊印本,不少國家的軍校把它列為教材。在1991年海灣戰爭中,交戰雙方都曾研究《孫子兵法》,借鑑其軍事思想以指導戰爭。獨具魅力的《孫子》,正伴隨着網絡和科技的發展,指導實踐並走向未來。

事實證明,在信息化高速發展的今天,《孫子》依然傳播着它的思想,延續着它的影響力。不同之處在於,和平年代,《孫子》用另一種獨特的方式延續着自身的生命力——無數學者和軍事愛好者或撰文或出書來解讀《孫子》,品味其中的軍事謀略思想。

內容簡介

《孫子兵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兵書,歷來備受推崇,研習者輩出。據《漢書·藝文志[3]記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司馬遷《史記》有記載,(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孫子兵法》被譽為「兵學聖典」和「古代第一兵書」[4]。它在我國古代軍事學術和戰爭實踐中,都起過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

以下是《孫子兵法》全部內容的主要歸納:

一、戰略運籌(第一篇至第三篇)

第一篇《始計篇》

講的是廟算,即出兵前在廟堂上比較敵我的各種條件,估算戰事勝負的可能性,並制訂作戰計劃。《始計篇》也簡稱《計篇》,是《孫子兵法》的第一篇,「計」本義是計算、估計,在這裡指戰前的戰略謀劃。作為《孫子兵法》的首篇,在一定程度可以視為孫子卓越軍事思想的高度濃縮和精闢概括,它從宏觀上對決定戰爭勝負的政治、軍事等各項基本條件進行比較、分析和研究,並對戰爭的發展進程和最終結局進行預測,尤其強調用兵前的周密謀劃對戰爭勝負的決定作用。其中,「慎戰」是孫子指導戰爭實踐的基本主張,「五事七計」是他用以預測戰爭勝負的基本要素,「兵者,詭道也」則指出了用兵的要領,運用智謀。「慎戰」、「五事七計」、「詭道十二術」等都是我國古代最早的戰略概念,屬「廟算」的具體內容。

第二篇《作戰篇

講的是廟算後的戰爭動員及取用於敵,勝敵益強。「作」是「製造」「興起」之意。「作戰」這裡不是指戰爭,而是指戰爭前的準備和籌劃,屬於「未戰而廟算」的範疇。本篇繼《計篇》之後,在「慎戰論」思想的指導下,着重分析了戰爭與經濟的關係,戰爭依賴於經濟,但會對經濟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

第三篇《謀攻篇

講的是以智謀攻城,即不專用武力,而是採用各種手段使守敵投降。

二、作戰指揮(第四篇至第六篇)

第四篇《軍形篇

講的是具有客觀、穩定、易見等性質的因素,如戰鬥力的強弱、戰爭的物質準備。

第五篇《兵勢篇

講的是指主觀、易變、帶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氣的勇怯。

第六篇《虛實篇

講的是如何通過分散集結、包圍迂迴,造成預定會戰地點上的我強敵劣,以多勝少。

三、戰場機變(第七篇至第九篇)

第七篇《軍爭篇

講的是如何「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奪取會戰的先機之利。

第八篇《九變篇

講的是將軍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戰略戰術。

第九篇《行軍篇》講的是如何在行軍中宿營和觀察敵情。

四、軍事地理(第十篇至第十一篇)

第十篇《地形篇

講的是六種不同的作戰地形及相應的戰術要求。

第十一篇《九地篇

講的是依「主客」形勢和深入敵方的程度等劃分的九種作戰環境及相應的戰術要求。

五、特殊戰法(第十二篇至第十三篇):

第十二篇《火攻篇

講的是以火助攻與「慎戰」思想。

第十三篇《用間篇

講的是五種間諜的配合使用。

書中的語言敘述簡潔,內容也很有哲理性,後來的很多將領用兵都受到了該書的影響。

孫武傳

成書過程

孫武輾轉到吳國時,適逢公子光政變。吳光即位後,伍子胥聽說其才能,向吳王推薦。孫武帶着這13篇晉見吳王,獲得重用。[5]

漢書·藝文志》記載:「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八十二篇中的十三篇著於見吳王前;見吳王后又着問答多篇。晚至唐代,流傳的孫子兵法共三卷,其中十三篇為上卷,還有中下二卷。注家杜牧認為,曹操將八十二篇孫子兵法刪節為十三篇;但其他注家認為十三篇出自孫子本人,不是曹操刪節的結果,是由孫武草創,後經其弟子整理成書[6]

後世影響

孫子兵法的傳播

《孫子兵法》在國外的流傳,許多著述都認為以日本最早,朝鮮次之。因為這兩個與中國相鄰的國家在歷史上與中國文化交流頻繁,而日本奈良時代多次派遣學生到中國學習,無疑為《孫子兵法》的東傳搭建了便捷的橋樑。據史書記載,在公元734年,也就是處於鼎盛時期的唐朝開元二十二年,在中國留學長達17年之久的日本學生吉備真備歷盡艱辛回到自己的祖國。這位兼修文武的飽學之士,在離開繁華的唐朝都城時並沒有攜帶什麼絲綢珍寶,而是用唐朝廷賞賜給他的錢來買書,將大批記載中國兵學陣法知識的書籍捆載而歸,回到故鄉後傳授給日本的文士武將。而據一部名叫《續日本紀》的日本古書所說,吉備回國後的第26年(公元760年),奈良王朝曾派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中衛舍人土師宿彌關城等6人到太宰府跟隨吉備學習《孫子·九地》、《諸葛亮八陣》以及結營向背等方面的知識。這說明吉備所帶回的這批典籍中確實包括被人們奉為「兵經」的《孫子兵法》。如果這一記載準確無誤的話,那麼《孫子兵法》傳入日本至少有1200多年的歷史了。[7]

日本著名兵法史學者佐藤堅司卻認為,說吉備真備將《孫子兵法》傳入日本,時間過晚。按照他的推斷,中國兵法傳入日本是早在公元663年以前的事兒。這一年,來自朝鮮半島百濟國的幾位兵法家到達日本,在那裡領導修築了幾座城池,並因為精通中國兵法被授予榮譽勛位。佐藤推測很可能是這幾位百濟兵法家把中國兵法(當然包括《孫子兵法》)傳入日本的。他的證據是,在57年之後成書的《日本書紀》中,出現了「倏忽之間,出其不意,則破之必也」這樣的話,這與《孫子兵法·計》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虛實》篇的「趨其所不意」,在文字和意思上是相同的。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巧合,是因為該書的編纂者舍人親王、太安麻呂已熟知《孫子兵法》上的話,所以用這些話來描述神武天王時代的戰法。佐藤的推斷將《孫子兵法》傳入日本的時間向前推了70多年,而且可能由此改寫該書傳入日本的路徑,即:《孫子兵法》不是借扁舟孤帆之力,從中國大陸循海路直達日本,而是先傳入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國鼎立時代的朝鮮半島,然後才由百濟兵法家們傳入日本的。

其實,不管《孫子兵法》是由誰傳入日本的,大家一致公認吉備真備和百濟兵法家們在歷史上都為中日兵學的交流做出了貢獻,特別是吉備真備在日本開創了注釋、研究《孫子兵法》的傳統,也使得同樣具有東方文化背景的日本兵法學界在宏揚《孫子》精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公元10世紀,當年親耳聆聽吉備授課的土師宿彌關成的後世子孫大江匡房對朝廷秘藏的《孫子兵法》加以整理。其後歷代兵家將帥都有人對它情有獨鍾。著名武將武田信玄平時就很尊敬孫武這位無法見面的老師,他的案頭總是放着一部《孫子兵法》,他的軍旗上則繡着「風林火山」4個大字,象徵着《孫子兵法》中「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的戰鬥精神。兵法家北條氏長、山鹿素行、吉田松陰等人,也都有頗具獨特見解的研究著作問世。據統計,從16世紀以來,日本的各種《孫子兵法》注本不下一百六七十種。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對它國的兵法著作有如此長時間的研究熱情,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這也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把《孫子兵法》引向歐洲的人——約瑟夫·J·阿米歐 把《孫子兵法》引向歐洲的第一人是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約瑟夫·J·阿米歐。提起這個名字,清朝乾隆年間北京的官吏文人恐怕大都覺得茫然,但要說起他的中文名字——錢德明(別名錢遵道),知道的人還真不少。原來,這位1718年出生於法國土倫的耶穌會士,1750年奉派來華,第二年就被打算結交幾個西洋朋友的乾隆皇帝召進京城,此後一直受到清朝的禮遇。而這個錢德明在東方古都北京一住就是43年,這期間除了傳教以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國文化上面。他學會了滿文、漢文,把中國的歷史、語言、儒學、音樂、醫藥等各方面的知識介紹到法國去,引起法國乃至歐洲文化界的廣泛關注。其中最有價值的譯介工作是受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時代的大臣M·貝爾東的委託,翻譯的6部中國古代兵書。錢德明靠着自己在滿漢語文上的深厚功底,根據一部《武經七書》的滿文手抄本,並對照漢文兵書開始了翻譯工作。1772年,巴黎的迪多出版社出版了這套名為《中國軍事藝術》的兵學叢書,其中第二部就是《孫子兵法》。這部書的法譯本一問世,就引起法國公眾的重視,《法國精神》等文學刊物紛紛發表評論,有的評論者甚至說,他在《孫子兵法》里看到了西方名將和軍事著作家色諾芬、波利比尤斯和薩克斯筆下所表現的「那一偉大藝術的全部真理」,建議將這一「傑作」作為「那些有志於統領我國軍隊的人和普通軍官的教材」。

大清帝國駐法公使論《(孫子兵法)在法國的歷史》廖世功(1877年~1955年)號敘疇,上海嘉定人,就讀於上海廣方言館,留學於法國政治科學院,獲學士學位,回國後考授法政科舉人,歷任學部主事、北洋洋務局幫辦、歐洲留學生監督、駐法國巴黎總領事、兼駐比利時公使、中國駐國際聯盟首席代表,同時負責德意志在華僑民遣返工作。

有趣的是廖世公所著的《中國為世界文化之源》這部著作中提到,就連咤叱歐洲的法國名將拿破崙也讀過《孫子兵法》。廖氏曾擔任過駐法公使,在法國政界、軍界有許多朋友,他的說法恐怕不會是空穴來風。從拿破崙個人的身世看,他於1779年進入位於香檳的布列納軍校攻讀炮兵專業,1784年進入巴黎皇家軍事學校深造,次年畢業。而18世紀80年代的頭幾年,恰好《孫子兵法》法文譯本多次被刊物刊登,引起公眾的矚目。在拿破崙入巴黎軍校深造的前兩年,尼昂出版公司經法國國王特許,將《孫子兵法》作為一套有關中國的叢書的第七卷再次出版了。照常理推斷,求學期間酷愛讀書,曾大量閱讀過世界各國軍事、歷史和法律書籍的拿破崙受當時巴黎社會上一度盛行的「孫子熱」的影響,瀏覽過《孫子兵法》並不是不可能的。

對《孫子兵法》的重視

《孫子兵法》——是美國西點軍校哈佛商學院高級管理人才培訓必讀教材,影響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井深大一生的書,通用汽車CEO羅傑·史密斯、軟銀總裁孫正義成功的法寶,商界必備實戰手冊啟迪人生權變創新的智慧。 兵法的核心在於挑戰規則,唯一的規則就是沒有規則,兵法是謀略,謀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戰略、大智慧。

《孫子兵法》的思想

《孫子兵法》中的倫理思想,具有明顯的齊文化倫理思想的特點。

齊文化的倫理思想表現於兩個方面:一方面講「仁」、"禮",但又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是重功利。這些,在《管子》一書中體現得很明確。關於前者,是從齊文化與其他地方文化相比較而言的。

魯文化把「仁」與「禮」放在首要地位,而三晉文化,特別是秦文化,是很不重視「仁」與「禮」的。

齊文化上述兩個方面,在《孫子兵法》中也體現得十分清楚。孫武講「仁」,但是並不把「仁」放在首要地位。他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①杜牧注說:「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②杜牧是從軍事學的角度來分析問題的。孫武生活於有尚武精神傳統的齊文化環境中,他在講將領的五德時,把「智」(智慧)放在首要地位,而把「仁」的要求放在次要地位,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他並不是不要「仁」,而是將「仁」用於對士卒的管理和教育方面。《孫子兵法·計篇》說,「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即體現了「仁」的思想。孫武的「仁」,還有更高的原則,即要符合戰勝敵人、維護國家利益的要求。因此,他在《孫子兵法·用間篇》說:「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即兩國交兵,以決勝負,應該想方設法,不惜以爵祿和金錢,從敵方搞到情報,以了解敵情。如果不能這樣,而愛惜爵位和金錢,就是不仁到極點了。這就給了「仁」以新的解釋,更具有齊文化的特色。

《孫子兵法》的影響

一般認為,《孫子兵法》成書於專諸刺吳王僚之後至闔閭三年孫武見吳王之間,也即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512年。全書分為十三篇,是孫武初次見面贈送給吳王的見面禮,事見司馬遷《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有用兵如《孫子》,策謀《三十六計》的說法。

《孫子兵法》成書於春秋末期,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軍事著作,在中國軍事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軍事思想對中國歷代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其已被譯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幾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享有「兵學聖典」的美譽。作為華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璀璨的瑰寶,《孫子兵法》不僅僅是一部兵書,不僅止於中華文化中的重要遺產,她更是華夏智慧與樸素思想的象徵。

《孫子兵法》的意義,不僅僅是一部軍事著作,它更代表着炎黃子孫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幾千年華夏文明的結晶,是中華文明的智慧根基、源泉。

國人尊孫子為「兵聖」,而以色列當代戰略學者Martin van Creveld(克里費德)之言可以代表國外的總評:「所有戰爭研究著作中,《孫子》the best(最佳),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則只能屈居second best(第二)。」

在現代,孫子兵法的作用遠遠不再局限於一本軍事著作的範疇,它還被廣泛運用於政治鬥爭、商業競爭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使我們辦起事來多幾分智慧,少走些彎路。

《孫子兵法》是中國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軍事理論著作,也是中國古籍在世界影響最大、最為廣泛的著作之一。《孫子兵法》曾被譽為「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遺孫子」。它所闡述的謀略思想和哲學思想,被廣泛地運用於軍事、政治、經濟等各領域中。其內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贍,邏輯縝密嚴謹。作者為春秋時期偉大軍事家孫武,大約成書於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軍事理論著作,比歐洲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寫的《戰爭論》(On War)早2300年。

《孫子兵法》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書中探討了與戰爭有關的一系列矛盾的對立和轉化,如敵我、主客、眾寡、強弱、攻守、勝敗、利害等。《孫子兵法》正是在研究這種種矛盾及其轉化條件的基礎上,提出其戰爭的戰略和戰術的。這當中體現的辯證思想,在中國辯證思維發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孫子兵法》談兵論戰,集「韜略」、「詭道」之大成,被歷代軍事家廣為援用,《孫子兵法》縝密的軍事、哲學思想體系,深遠的哲理、變化無窮的戰略戰術,常讀常新的探討韻味,在世界軍事思想領域也擁有廣泛的影響,享有極高的聲譽。

該書被翻譯成英、俄、德、日等20種語言文字,全世界有數千種關於《孫子兵法》的刊印本。不少國家的軍校把它列為教材。據報道,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交戰雙方都曾研究《孫子兵法》,借鑑其軍事思想以指導戰爭。

研究歷史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個時期。

(一)孕育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

學界一般認為,《孫子兵法》產生於我國春秋末期;亦有認為成書於戰國或更後者。關於此書的作者,多認為系孫武親著,又經後人校理。對於孫武的生活時代,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一般認其為春秋末期人,大約與孔子同時。

《孫子兵法》在產生以前,應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孕育過程。其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擇其要者,應有以下幾點:中國遠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如《軍志》、《軍政》、古《司馬法》、令典等,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顛的階石;春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於「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是《孫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另外,中國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系的構築起了指導性作用。這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於中國而不產生於外國,之所以產生於春秋而不產生於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時期——戰國至秦漢

《孫子兵法》十三篇於公元前512年在吳國問世後,並未迅速廣泛傳播開來,究其原因,大致有吳國王廷對「十三篇」秘而不宣,當時傳播媒介落後,社會上重禮輕詐觀會對此書的貶斥,其價值未被時人所發現等幾個方面。至戰國時,此書才開始廣泛傳播,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孫子熱」,所謂「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孫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設伏」、「變詐」取勝為主要內容的軍事理論適應了當時軍事鬥爭、政治鬥爭、外交鬥爭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後世子孫孫臏對《孫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傳和運用,則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孫武后學在這一時期對「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釋、闡發、增益的工作,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吳王》等,均應是他們解釋、闡發、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內。總之,在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擴增。1996年西安「發現」的偽書《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說,孫武先寫成「八十二篇」,後因其「天機陰殺」,就接受其兒子的建議,縮編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虛構,是違反歷史事實的。

到了漢代,官方組織人力,對《孫子兵法》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漢高帝時,時間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間,由張良韓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時,由軍政揚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時,由任宏「論次兵書」,將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孫子兵法》位在「兵權謀」之首。這三次整理對《孫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削繁和注釋時期——魏晉至隋唐

曹操《孫子略解序》中所批評的關於《孫子兵法》的「訓說況文煩富」,應包括《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內。杜牧注孫子序》中說:「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註解之。」這裡的「削」(刪除)其「繁剩」,應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筆(校、注)其精切」,則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稱《孫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廣泛流傳,甚余則因其「煩富」且「未得旨要」而陸續散佚。曹操《孫子略解》的問世,標誌着《孫子兵法》真正進入了註解的時期。曹注重文字訓解,但他本人又是軍事家,更重實際運用,因此,其注理論性、實踐性兼備,對後世有重大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曹注孫子之外,還有東吳沈友撰《孫子兵法》、賈詡《鈔孫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孫子兵法》、張子尚孫武兵經》、《孟氏解說》等。其注文大都比較簡略,偏重文字訓詁,表現了《孫子兵法》早期註解時期的特點。

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注釋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註解《孫子兵法》之書主要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賈林注孫子》、杜佑《通典》中的訓解《孫子》、《杜牧注孫子》、《陳暤注孫子》、《孫鎬注孫子》、《孫燮集注孫子》、五代的《張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輯的《十一家注孫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這一時期的注孫子還具有另闢蹊徑、糾謬補缺、義詳例豐、整體把握等特點。較魏晉南北朝時已有較大進步。如李筌已注意從整體上把握孫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孫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其注縱談橫論,廣徵博引,多有新見。這一時期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實踐方面也卓有成效,人們注意總結新的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孫子兵法》在唐朝時傳入了日本,開始了在國外的傳播。(本文源自《孫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視兵學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詔令司業朱服、武學教授何去非校定《孫子兵法》等七書,號「武經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同時,重辦武學,以「七書」試士。至此,以《孫子兵法》為首的七部兵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後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經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經》本《孫子兵法》成為後世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孫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組織為主。到了後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則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戰亂年代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視。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約成書於兩宋期間的《十家孫子會注》,學界一般認為,此書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孫子》。由於輯者將各家之說輯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史料價值,因而成為後來研究《孫子兵法》者的必讀之書。此書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此後的孫子書,以《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孫子》這兩個版本為底本不斷繁衍,形成了傳世版本的兩大基本系統。《梅聖俞注孫子》、《張預注孫子》、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施子美七書講義》等,代表了這一時期《孫子兵法》註解的新水平,對後世影響較大。尤其是張預注,集諸家之長,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發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風。另外,此時還出現了西夏文《孫子兵法》,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國內少數民族文字譯本。

總之,宋代孫子文獻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較勘、註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面,均有成果傳世。特別是《武經》本《孫子》和《十一家注孫子》的編定刊行,深益後世,功不可沒。但宋人對《孫子兵法》軍事理論體系的系統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進展不大,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實際運用是其薄弱環節。其成就和教訓對後世均有深刻影響。

(五)闡發和考據時期——明清

如果說宋代施子美的《七書講義》開疏解闡發《孫子兵法》之先的話,那麼,明清就是《孫子兵法》疏解、闡發和考據的大豐收時期。劉寅的《孫子直解》、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李贄的《孫子參同》、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朱墉《孫子匯解》、顧福棠《孫子集解》、黃鞏《孫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論闡發上下功夫,而不僅僅是注字訓詞,其講解多有新見,且更注意了系統性,指導性,體例也更趨完備。李贄主張「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為一,以教天下萬世」(《孫子參同序》),王陽明合心學、兵學於一體,戚繼光融兵、儒於一爐,並注重應用理論研究,將《孫子兵法》高深的理論具體化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顧福棠、黃鞏等開始將《孫子兵法》和西方的軍事理論相結合,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明、清兩代的許多將領和學者將《孫子兵法》的理論用之于海防建設、火器戰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觀點,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閃耀着特有的光輝。另外,這一時期以服務於武科應試為目的的武闈孫子研究,重視對《孫子兵法》的義理闡發,具有積極和消極(充當考生進入仕途的敲門磚)的雙重作用。

與偏重講解《孫子兵法》義理研究相對應的,是清代中期有關孫子的考據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孫星衍,畢以珣,章學誠等。他們在關於孫子事跡、《孫子兵法》成書時間、篇數和內容、文字校訂和注釋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特別是孫星衍據華陰《道藏·孫子》為底本、參《通典》、《太平御覽》等書校訂而成的《孫子十家注》,糾正了原書的不少錯誤,刊行後,廣泛流傳,成為《孫子兵法》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變了自宋以來主要靠《武經》本《孫子兵法》流傳的單一格局。但他的這一版本因所見資料不全也出現了新的錯誤。

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襲前朝,在內容上創新不足,特別是在清朝時期,西方軍事理論已有長足發展,清人卻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氣氛沉悶,成果內容呆滯,表現出中國古代孫子研究即將終結的徵兆。

(六)近代中西軍事融合時期——民國

民國時期的孫子研究和古代孫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變化。一是《孫子兵法》與火器條件下的戰爭實踐結合緊密,在戰役戰術乃至戰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發展,和冷兵器時代諸注家闡發的理論相比,已有了質的飛躍;二是《孫子兵法》的理論與西方軍事理論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單是閉關鎖國的近親繁衍,使孫子研究因獲得新生而表現出某種生機勃勃的氣象;三是注重對《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進行系統闡發,而不只是訓字、注詞、解句、講章,已初步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為戰爭問題、戰爭指導、戰略戰術、治軍思想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系統的論述,為現代人更科學地概括《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框架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著作有: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陳啟天《孫子兵法校釋》等。近代雖然時間短暫,但卻是《孫子兵法》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時期,它標誌着中國古代孫子學的終結,孫子研究新時代的開始。

(七)孫子學確立與大發展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在繼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毛澤東劉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輩革命家首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孫子兵法》之端,其後遂成一代新風,出現了一批批閃耀着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光輝的研究《孫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孫子譯註》、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楊丙安《孫子會箋》、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吳九龍《孫子校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等,或譯註信達公允,或版本彌足珍貴,或箋注廣徵精取,或解說深入淺出,或論述多有新義,或校釋集粹於一,或在古文獻研究上獨闢蹊徑: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傳於世。尤其是漢簡本《孫子兵法》版本系統的出現,打破了《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孫子兵法》兩大基本版本系統流傳的格局,影響重大,意義深遠。這一時期的論文更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這些論文大多不拘成說,不但在《孫子兵法》版本流傳、文字校勘、注釋訓解、軍事思想闡發、哲學思想研究等方面頗多建樹,而且開闢了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從系統論入手,有的從決策學着眼,有的從管理學探討,還有的從經濟學、預測學、談判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地理學、數學、醫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孫子兵法》的非軍事運用研究逐步成為《孫子兵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從而使孫子研究逐步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這就是「孫子學」。孫子學的確立,進一步促進並規範了《孫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榮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名家點評

英國空軍元帥約翰·斯萊瑟所言:「孫武的思想有驚人之處———把一些詞句稍加變換,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剛寫出來的。」

美軍總指揮弗蘭克斯評價說:孫武,這位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家的幽靈似乎徘徊在伊拉克沙漠上向前推進的每架戰爭機器的旁邊。

日本松下電器創始人松下幸之助說:「《孫子兵法》是天下第一神靈,我們必須頂禮膜拜,認真背誦,靈活運用,公司才能發達。」

唐朝李世民說「觀諸兵書,無出孫武」

明朝茅元儀認為《孫子兵法》的定位是最準確、講的最好的。

美國尼克松寫的一本書,《1999不戰而勝》,其中就引用了好多有關孫子的語錄。

日本逢屋千村說《孫子兵法》不是打仗的,《孫子兵法》是教人和平的,是和平主義者,是不戰主義。

孫中山曾說過:「 就中國歷史來考究,兩千多年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所以照那十三篇兵書講,是先有戰鬥的事實,然後才成那本兵書。」

毛澤東評價《孫子兵法》:"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說的,包括認識世界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的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輕看這句話。"又說:"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乃至今天仍是科學真理"。

郭泰納夫評價:孫子確實可以算是世界第一流的軍事學家。

著名版本

  • 簡本,1972年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漢初竹簡抄本,是現今為止最早的版本。
  • 十一家注本,1961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年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孫子》。
  • 武經本,如,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 西夏文《孫子兵法》,藏於寧夏檔案館。
  • 法蘭西語翻譯版本
  • 把《孫子兵法》引向歐洲的第一人是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約瑟夫·J·阿米歐——(中文名:錢德明,別名錢遵道),《孫子兵法》翻譯成法文後,又有歐洲各國的學者們把《孫子兵法》翻譯成英文荷蘭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臘文西班牙文等。
  • 曹操的《孫子略解》為《孫子兵法》最早的注釋本。
  • 歐陽修曰:「世所傳孫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

視頻

孫子兵法相關視頻

《孫子兵法》-講解
孫子兵法第1集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