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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叔群 | |
|---|---|
 | |
| 性別 | 男 |
| 出生 |
1902年12月12日 大清福建省閩縣 |
| 逝世 | 1970年5月1日（67歲） |
| 國籍 | 中國 |
鄧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1日），字子牧[1]，幼從外祖母嚴氏姓，名嚴農蓀，福建閩縣人，中國微生物學家。
生平
1923年清華學堂畢業，1928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森林學碩士及植物病理學博士學位[2]，同年回國。歷任嶺南大學、金陵大學、中央大學教授。1932年起擔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從事真菌學研究。1937年起進行中國西南、西北原始林區調查研究，1945年在上海設立森林生態研究室。1949年起歷任瀋陽農學院、東北農學院教育長、副院長， 1955年起擔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院士）[3]。
文革中鄧叔群是科學界最早遭批判的，因其胞弟鄧拓是「三家村」反黨集團主帥。鄧叔群自然受株連，被扣上「三家村黑幫」、「三家村科學顧問」、「學閥」、「惡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盡摧殘凌辱。鄧的家庭和子女無一倖免，家破人亡。鄧叔群本人於1970年5月1日去世，去世時遺體上還留著大面積淤血的印跡。終年68歲。[4]
他在真菌研究方面，曾發現4個新屬、120個新種；在森林研究方面，他制訂一套科學經營管理森林的制度，對黃河上游水土保持和林業保護貢獻卓著[3]。1948年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鄧叔群運用生態學觀點研究中國早期林業史、造林與管理、洪壩森林等問題；對半邊蓮的絲核菌病、水稻黑穗病、棉糧作物主要病害及其它經濟作物病害防治研究均取得成就；尤其專長於真菌學研究，發現新種120個，新屬4個，已為國際上公認，並被列入英國真菌研究所編寫的《真菌學字典》；還對蘑菇識別、食用菌的營養價值、毒蘑類型、中毒症狀、解毒方法有系統的闡述，為粘菌和真菌分類作出了貢獻。
早期為黃河上游水土保持作出的貢獻
早在本世紀30年代初期，鄧叔群就開始注意對生態學的研究。1939年，他利用中央農林部要他負責一部分林業科學研究的機會，組織了西南森林調查團，深入四川、雲南、西康等省的沙坪壩、岷山、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等地區的原始林區，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調查，對中國西南地區的森林分布、生長生態特性以及林木的病害情況進行了較詳細的研究，發表了《洪壩森林的研究》、《中國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一）、《今日中國的林業問題》、《西藏東部高原的森林地理》等論文。
為了在西北黃土高原地區建立一種有利於農林牧業生產的生態系統，以減輕黃河對其下游地區的危害，他於1941年放棄大城市的生活來到了甘肅省的林區。在他任甘肅省水利林牧公司林業部經理的6年期間，先後曾去白龍江中游武都、文縣一帶、天水小隴山、河西走廊、祁連山、秦嶺等林區，親自進行調查研究，採集了大量的標本，分析了大量的樹木生長情況，為科學地營林育林提供了依據；他論證了祁連山、天山等高山林區植被灌木叢對於積雪、保土和調節雪水徑流的重要作用；設計出在蘭州南北山乾旱地區採用「水平溝」造林的方案，為保持水土、保證較高的造林成活率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他建議，在黃土高原荒山造林應選用沙棗、檉柳、白榆等耐寒抗旱的小喬木作先鋒樹種。這一建議在當時雖然沒有被充分採納和利用，但對今天改造黃土高原的工作仍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在這期間，鄧叔群最重要的工作和最大的貢獻，就是他首先提出了生態平衡的觀點，並親自在黃土高原地區以成功的實踐證明了科學經營林業和科學管理森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為後人留下了一個活生生的、科學經營管理森林的典型——洮河林場。
黃河的大支流洮河上游的大片原始森林當時為藏族林主所有，他們常把森林的樹木賣給木材商人，樹木砍光後再放火燒山以長牧草或開闢為耕地，因此水土流失情況日益嚴重，從而給黃河下游帶來的災難也就隨之加重。為了改變這種日趨惡化的生態環境，他利用水利林牧公司的資金，在洮河上游甘肅省卓尼縣買下了一大片藏族林主的森林，創辦了位於卓尼的洮河林場總場和苗圃，以及卓尼地區以外的三個洮河林場分場和一個牧場。他對這些林場中的森林分別進行調查、勘測，繪製了中國較早應用的林型圖，並就各樹種、樹齡以及林木生長、材積、更新和病蟲害等情況進行分類研究，制定出了一整套保證更新量、營造量大於採伐量的科學經營管理制度，使森林長存、採伐不絕。自那時起迄今已有40多年，但至今洮河林場仍在沿用當年他親自製定的這一科學管理制度。幾十年來，黃河上游的多數森林均遭程度不同的破壞，唯洮河林場為黃河上游保留下了寶貴的森林區，為黃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和生態平衡作出了貢獻。
這一期間，鄧叔群在西北黃土高原地區所進行的大量調查結果以及實踐經驗的總結都匯總在他離開甘肅後於1947—1948年發表的諸論文中，如：《甘肅林區及其生態》、《甘肅的造林與管理》、《甘肅林業的基礎》、《甘肅的氣候與樹木年輪》、《中國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二）、《中國森林地理概要》等。
1948年底，他為東北編寫的林科大學教材綱要，其中包括森林生態學、造林學、測林學、森林經營學、森林病理學等，就是他對中國森林的大量調查研究結果和實踐經驗的產物。
載入英國《真菌學辭典》的唯一中國人
鄧叔群對中國真菌學，尤其對粘菌和高等真菌的研究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生前發表的有關真菌的近40篇論文和兩部專著為中國真菌學事業奠定了基礎。他在國際上享有聲譽：蘇聯曾將他1939年出版的專著《中國高等真菌》譯成俄文；蘇聯著名多孔菌專家邦達爾采夫（Бондарцев）、法國著名傘菌專家厄姆（Heim）多次向他函索著作；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與中國交換標本時，指名要他親自鑑定的高等真菌標本；美、英、法、日、蘇、匈、葡、加拿大、瑞典等國學者把自己的著作贈給他，並要求交換著作。
1940年以前他主要是從事真菌分類學的工作，截至1940年，他共發現4個新屬、120個新種、6個新變種、18個新組合體。這些新的發現曾在他1932—1940年發表的30餘篇論文中陸續有所報道，例如，在《中國真菌續志》（二）中共描述了55種子囊菌和一種半知菌，其中就包括他發現的29個新種和兩個新變種；在《中國真菌續志》（五）中共描述了76個屬的172個種，其中就包括他發現的1個新屬、15個新種和1個新組合體；在《中國真菌續志》（八）中共描述了47個屬的102個種，其中就包括他發現的1個新屬、5個新種和7個新組合體；在《中國高等真菌補志》中則報道了他發現的兩個新屬、4個新種和1個新組合體。鄧叔群所發現的新屬和新種得到國際上的公認，並被載入英國真菌研究所編輯的《真菌學辭典》。這是載入這本具有世界權威性的辭典的唯一的由中國人鑑定的新菌種。1939年，他的第一部專著《中國高等真菌》（英文版）出版。這是他回國後10年中對中國高等真菌分類研究的總結，書中包括了上述他的新發現，全書描述了子囊菌10目38科179屬475種；擔子菌9目28科128屬718種；半知菌4目9科80屬198種，總共23目75科387屬1391種。其中每個目、科、屬、種都根據標本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並在每個菌名下列舉了寄主、生長習性和採集地點。
回國近40年來，截至1966年，他親手採集和鑑定的真菌標本數以萬計，他所研究過的真菌種類達3400種以上，占已知全國真菌總數的近50%（據197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真菌學總匯》統計，已知全國真菌約7000種）。1963年出版的100餘萬字的第二部專著《中國的真菌》，是他回國後截至1963年以前的研究總結，亦是1939年出版的《中國高等真菌》的增訂本，書中包括粘菌和全部真菌，以粘菌、高等子囊菌和高等擔子菌為主，還有藻狀菌、半知菌等。全書描述了總共41目119科601屬約2400種和110個新組合。同第一本專著一樣，每個目、科、屬、種都是根據標本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列舉了寄主、生長習性和採集地點。
《中國的真菌》出版後，他又陸續系統地對中國國內的真菌進行仔細研究，截至1966年又研究出1000餘種，原準備在《中國的真菌》第二版時將這1000餘種全部增補進去，但「文化大革命」毀掉了這些手稿。另外，他已擬好提綱準備着手編寫的其它三部專著——《真菌的系統發育》、《真菌的生態》和《真菌學》（上中下三冊）——也同樣被扼殺。
另外一部1966年5月剛剛完稿的40萬字並附600幅彩圖的專著《蘑菇譜——中國的食用菌與毒菌》，這是他積整整八年的心血作為向1966年「七·一」的獻禮書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同遭厄運。這部專著是他在1957—1965年期間跑遍全國各主要林區採集標本、親自鑑定、就地繪圖、深入林區向群眾調查訪問，集德、法、日、英、美各國當時最新研究成果之大成，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而寫成的。該書從1963年起就被科學出版社列為重點出版項目。書中描述了國內600餘種可食用的和有毒的蘑菇，包括食用菇與有毒蘑菇的識別方法，各種食用菇的營養價值及國外的有關分析資料，各種毒菇的毒素類型和結構特性、中毒症狀、解毒方法及國外有關毒理學和解剖學的研究結果。
中國森林病理學的創始人之一
在回國初期任教期間，鄧叔群從事的研究工作曾側重於水稻、小麥和棉花的病害及其防治方面，因為他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主要農作物的大面積病害對廣大農民來說意味着什麼。然而事實是：儘管他發表了10餘篇論文，儘管他在試驗田中試驗成功後親自背上噴霧器跑到附近的農村去指導農民、為他們示範，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他的研究成果不可能為人民所享用。因此，後來當他的研究重點轉向森林學和真菌學方面時，一個新的想法萌發了。
在他進行森林調查時，他很敏感地注意到樹木的病害與真菌之間存在着某種聯繫。因此，在他有機會進行廣泛地森林調查時，他就特別注意調查那些由真菌引起的樹木病害，這項工作從1939年在西南原始森林區進行調查時就開始了。積多年調查研究的結果，他首創地將森林學與真菌學這兩個專業有機地聯繫在一起，提出了森林病理學的概念，使真菌學直接服務於森林學，而這二者的結合又可直接服務於國民經濟。
1948年底他為東北解放區編寫林科大學教材時，就寫出了森林病理學的教材綱要。1960年在國務院的支持下，林業部舉辦了中國首屆森林病理培訓班，來自20多個省市和部委的近50名森林學專業的優秀大學畢業生接受了他的培訓。後來，這一批專業技術人材在全國各地都成為了森林病理學方面的骨幹力量，也都在重要崗位作出了成績。
主要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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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ng S Q．Studies of the Hunba forest．Sinensia，1939，10：249—268．
4 Deng S Q．Studies of Chinese timber trees in reference to forest manage－mentI．Sinensia，1940，11：363—395．
5 Deng S Q．The forest regions of Kansu & their ecological aspects．Bot．Bull．Acad．Sinica，1947，1：187—200．
6 Deng S Q．Silviculture of Kansu trees．Bot．Bull．Acad．Sinica，1947，1：22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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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eng S Q．Forest geography of the east－Tibetan plateau．Bot．Bull．Acad．Sinica，1948，2：62—67．
9 Deng S Q．Propagation of weeping willow from seed，Bot．Bull．Acad．Sinica，1948，2：131—132．
10 Deng S Q．Aprovisional sketch of the forest geography of China．Bot．Bull．Acad．Sinica，1948，2：133—146．
11 Deng S Q．Notes on the genus Metasequoia．Bot．Bull．Acad．Sinica，1948，2：20 4—206．
12 Deng S Q．Tree rings and climate in Kansu．Bot．Bull．Acad．Sinica，1948，2：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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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養
1928年，歷任嶺南大學、金陵大學和中央大學的教授，負責講授植物病理學、真菌學等課程，並從事水稻、小麥、棉花病害的防治研究。
鄧叔群不論是回國早期執教，還是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在東北興辦教育，以及在科研中培養青年一代的過程中，治學嚴謹、言傳身教始終是他突出的特點。他的學生之一沈其益教授這樣回憶說：「我當鄧先生的學生時，他經常啟發我對植物病理學和真菌學的興趣和愛好，使我終於選擇了這個學科作為我終身從事的專業。他熱愛科學、治學嚴謹、誨人不倦的精神始終感染和激勵着我的學習和工作」。
他是位認真而嚴格的老師，授課時對於基本理論總是講授得非常明確、清晰，使學生們能很快領悟實質。他要求每個學生對主要作物病害的病原、病狀及傳染循環、防治方法都要學會記熟，並隨時檢查他們的學習效果，從不含糊遷就。雖然如此，但他對待學生親如家人，督促、鼓勵他們努力學習。他熱切地希望青年一代能掌握他自己所有的知識和經驗，因而他總是親自主持實驗課，手把手地指導操作；親自帶學生們外出採集標本，實地實物現場教學，通過實驗和實踐啟發和培養學生們對該學科的興趣與愛好，加深他們對理論知識的理解，提高他們對實際病害、對繁多的真菌種類物征的識別判斷能力，訓練他們今後獨立搞科研的技能技巧。在執教期間，他對他的學生們是這樣做的，在搞科研期間他對他的學生和助手們也是這樣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東北人民政府在偽滿洲國的破爛攤子基礎上籌建瀋陽農學院時，將他從上海借調去工作。在這期間，他對東北的農業教育做出了重大貢獻，也正是在這期間充分地體現了他的教育風格。由於他清楚地知道教育者對被教育者身負的重任，同時也由於他自己對教學工作極其認真、嚴格而又講求實效，因而當他任教育長以及後來任副院長時，他始終都堅持主張師資隊伍要重質量，寧缺勿濫，絕不可誤人子弟；培養出的學生不但要有高水平的基礎理論知識，還要有動手實踐的能力。
他組織各教研室新老教師鑽研業務，他把日本教材、蘇聯教材和美國教材加以分析貫通，編寫出新的教材為青年教師進修講課。他動員他過去學有專長的學生和同事到瀋陽農學院任教，並根據東北農業發展的需要建立了農業機械化系和森林工業等新專業。
為提高教學質量開展科研工作，他親自製定計劃購置儀器、設備、圖書，並逐項審核、落實。他為畜牧系購求優良種畜、為整頓校區內的水旱試驗田和標本林苗圃、為籌劃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基地都付出了心血。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他提出學院寧可沒有樓房，但要有整潔而有秩序的學習、實驗環境，他主張因陋就簡、利用坍塌的房框子加以修復擴建成校舍及生活設施，並組織全校師生勞動建校，他自己則帶頭參加修路、修剪樹木、培育苗圃等勞動。
他當時的同事這樣回憶說：「他是一位專家學者，同時也是一位具有豐富教育經驗和高度事業心的幹部，他對瀋陽農學院的規劃、改革、充實做出了出色的貢獻。他的特點是：艱苦奮鬥，精心設計，狠抓教育質量。」
社會任職
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林業科學研究院顧問，中國植物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
人物評價
鄧叔群，中國著名真菌學家，植物病理學家，森林學家。在高等真菌分類學上很有成就，編寫了中國最早的一部真菌學專著——《中國高等真菌》，為中國高等真菌研究奠定了基礎，在國際上享有聲譽。早年在森林生態、造林、森林病理等學科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並首先提出了生態平衡理論。
在高等真菌分類學上很有成就，編寫了中國最早的一部真菌學專著——《中國高等真菌》，為中國高等真菌研究奠定了基礎，在國際上享有聲譽。早年在森林生態、造林、森林病理等學科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並首先提出了生態平衡理論。
參考文獻
- ↑ 中央研究院 鄧叔群院士基本資料
- ↑ 中國科學院學部與院士 鄧叔群
- ↑ 3.0 3.1 華夏經緯網站 華夏人物庫 鄧叔群
- ↑ 張東園. 留在大陸的中華民國院士之大結局（二）. 大紀元. 2017-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