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城
臺北城 因為是臺北府所在，又稱為臺北府城，(台灣閩南語：Tâi-pak Siânn／Tâi-pak Siâⁿ)，指臺灣在清治時代後期於臺北大稻埕與艋舺兩地之間所構築、面積達1.4平方公里的城廓，是清朝在臺灣最晚興建的城池。雖然現今臺北城的城廓幾已不存，但原城內之街區仍延續建城當時的行政中心功能，無論是日治時期、還是現今，臺北城內一直都是臺灣許多重要政府機關與公共設施的所在地，今日臺灣的政治中樞博愛特區大部分範圍即落於此區域內。[1]
目录
名稱源由
臺灣建省後，臺灣巡撫衙門、臺灣布政使司衙門等兩大行政機關皆設於此。有別於臺北城外的已開發聚落，城牆內的街區被稱為「城內」或「城中」，是臺北三市街之一；此稱呼也沿用至今，臺北市的「城內次分區」與昔日的城中區即以此取名。
建築構造
這座使用石材紮實建造的城池於光緒5年（1879年）研議規劃、光緒8年（1882年）開工，光緒10年（1884年）竣工。然而這座歷經多任清朝官員主持才建好的城池，真正存在的時間不到30年。進入日治時期後，臺北城開始遭到拆除，至明治37年（1904年）年底時，所有城牆與西門均遭拆卸，僅剩下五大城門中的四座。這四座城門現以「臺北府城—東門、南門、小南門、北門」名稱列為中華民國國定古蹟。2014年，適逢臺北建城130周年，臺北市政府於西門舊址北方、捷運西門站四號出口旁設置鋼構裝置藝術品「西門印象」，以重現昔日西門之意象。
歷史沿革
遠因時期
- 在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大約在西元18世紀中後期）之後，清初之渡臺禁令日漸廢弛，大量自福建泉州渡海而來的移民沿著淡水河靠岸，定居在艋舺（由平埔原住民凱達格蘭族地名轉稱，今日新店溪與大漢溪交會處河口東岸），並與當地人通婚。之後艋舺聚落人口日漸增加，又有延淡水河出海貿易通商之便，因而大為興盛，進而在民間產生“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
- 後來在清咸豐3年（西元1853年）艋舺地區分類械鬥（或稱頂下郊拼）落敗的泉州同安移民後代，不得不將整個宗族連同霞海城隍全部往北遷徙至大稻埕，依託淡水河運輸之便經商，發展成另一個繁榮的港口聚落。此時，以艋舺與大稻埕兩地共同支撐的臺北腹地已經隱然逐漸成形，不過當時艋舺、大稻埕雖人口眾多，仍屬於治所在西南方遠處的淡水廳（在今日之新竹市）所管轄。
- 清同治13年（西元1874年），在與臺北相隔數百公里以外的臺灣南部所發生的牡丹社事件，是促使臺北建城的遠因。因牡丹社事件之故而喪失琉球宗主權的滿清朝廷，終於體會到日本意欲越過東海擴張領土的野心，相對的，滿清朝廷也大幅改變對臺灣戰略地位的觀感，認識到臺灣島是遏止日本和其他列強國侵略中國的前哨。
- 於是想藉由建立臺北府來強化北臺灣防禦的滿清朝廷，於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批准福建巡撫沈葆楨的「臺北擬建一府三縣」奏摺，臺北府宣告成立，所轄區域包含今日之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宜蘭縣、新竹縣及新竹市。
建城過程
- 臺北建府之議經過滿清朝廷欽准不久之後，為因應北臺灣防務之需求，試署知府林達泉於光緒4年（西元1878年）在臺北盆地一帶實地探勘，初步決定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未開墾荒地構築臺北城，將重要之府城官署、祭祀宗廟等建築設立於其中。不料林達泉未俟臺北正式開府，即因積勞成疾而在任上去世。
- 光緒5年（西元1879年），臺北正式開府。首任知府陳星聚與其後（光緒7年、西元1881年）上任的直屬長官福建巡撫岑毓英開始積極籌款興建臺北府城，此時城牆尚未動工，因規劃中之建城用地原為臺北盆地沈積淤泥開墾成之水田，土質過於鬆軟，為防止未來城牆磚石沉陷，陳星聚便下令在城址上種植竹林以讓底土逐漸紮實。光緒8年（西元1882年），臺北城終於委由臺灣兵備道劉璈正式開工興建。陳星聚與劉璈合作建城。劉銘傳1884年7月16日抵臺時尚未完工。
- 在中法戰爭壓力下臺北巨賈被迫捐出資金，於年底完工這座城池，也是歷史上最後一座依照華夏傳統風水堪輿理論而建造的傳統中國式城池。
- 於臺北城完工之際，城內陸續動工的文廟、武廟、聖王廟、城隍廟、天后宮也陸續落成。除此，城內也相繼同時建造了臺灣巡撫衙門（臺灣省最高軍政首長治所）、臺灣布政使司衙門（臺灣省民政首長治所）、臺北府衙門（知府治所）、淡水縣衙門（知縣治所）等各級官署，此時臺北城內儼然正式成為臺灣北部甚至全臺灣的宗教與政治中心。
- 1882年至1884年初建臺北城，臺北知府陳星聚原以子午線為縱軸，規劃城內為南北、東西向垂直之棋盤格局，後經臺灣道劉璈重新規劃，使城廓向東旋轉十六度。劉璈的規劃是依據巒頭派的風水理論，將城廓東旋以後，臺北府城西邊是淡水河，東邊遠處是群山，加重了東方的份量，以求趨吉避凶。然而他的作法也打破陳星聚原本規劃的格局，北門變在西北角門位置、大南門成了東南角門、東門成了東南門，所以又再增設小南門、東便門、北便門。不僅城門位置異變，城廓與原本的街道佈局也未能構成九十度直角，打亂原本工整的棋盤布局。城內官廳的布局，採用中國傳統上常見的官廳、官署集中區的規劃。西方一直要到19世紀時，才發展出這種規劃模式。積極西化的現代日本，也曾試圖在東京運用在德國學到的經驗，規劃官廳集中區，不過最後失敗。因此當日本人統治臺灣時，便嘗試在臺北城規劃新的官廳集中區。 1887年（光緒13年）臺灣建省，臺灣巡撫劉銘傳駐守期間，相當重視省城臺北城的發展。除了大力興建官署機關衙門外，更出現相當現代化、西化的公共設施，像是郵政、電報、衛生、飲水、照明等。以照明為例，除了政府衙門有電燈可使用外，西門街、新起街等也設有街燈，可說是當代全中國電力照明之先例。當時甚至有美國記者大衛森提到，臺北城的現代化高居全中國之冠。
辜顯榮開城門迎日軍
- 清光緒10年（西元1884年）中法戰爭之時，從基隆進軍北臺灣的法軍進軍至暖暖一帶即被清軍擊退。為此趕工完成的臺北城，幸運地免於受戰禍試練。不過在十年後（光緒21年、西元1895年）發生的臺民抗日乙未戰爭之中，臺北城卻也沒發揮原本應有的防禦功能，便被侵臺日軍兵不血刃地輕易進入。
- 侵臺日軍之所以能如此順利進入臺北城，由鹿港來臺北經商的辜顯榮是其中關鍵人物。當時辜顯榮眼見在臺北任職的原清朝官員一一先後離去，為了抵抗日軍侵入，以清朝為宗主國而臨時成立的臺灣民主國又頹圮不成氣候，為避免臺北城內陷入持續騷亂局面，於是決定自行請纓前往基隆向日軍投降，並指引日軍前往臺北。這段過程在臺灣通史中有以下描述：「林維源、林朝棟、丘逢甲相率去，艋舺紳士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等議彈壓而無力可制。往商大稻埕李春生請赴日軍求鎮撫，無敢往者。鹿港辜顯榮在臺北見事急，自赴基隆謁總督請定亂，許之，日兵遂進。十八日，能久親王至。二十一日，總督樺山資紀亦至，遂開府於此，以理軍民之政。」
- 除此之外，臺灣總督府大誌 也有以下記載：「臺北有如活地獄般混亂，士紳們決定派遣商人辜顯榮迎接日軍進城。七日，日軍終於兵不血刃地進入臺北城。」
- 日本明治28年（光緒21年、西元1895年）06月7日，由辜顯榮為前導的日本侵臺軍到達臺北城北門之外，城內老婦人陳法與家眷冒著城內動亂登上北城城牆，放下竹梯打開城門，日軍於是輕易進了臺北城。06月17日，日軍舉行「始政式」，象徵日本正式統治臺灣。
拆城建三線路
- 進入臺北城後，日本殖民政府方面對於原來設計中帶有防備日本性質的臺北城之存在價值，初始也曾有過不同議論。之後於日本明治30年（清朝光緒23年、西元1897年）成立的「臺北市區計畫委員會」開始研議拆除舊有城牆，隨即在明治32年（清朝光緒25年、西元1899年）公告第一次市區改正計畫中，台灣總督府以街地整理與貫通道路為由，將部份城牆連同城內原有清朝時代建築物（如文廟、武廟）等一起予以拆除。
- 於明治33年（清朝光緒26年、西元1900年）臺灣歷史首次正式實施的都市計劃之中，臺灣總督府「臺北城內市區計畫」所進行的市區改正不但將所有護城河填平，將城垣至護城壕間的空地規劃為公園，並以增闢九個城門為由，開始小規模拆除妨礙道路貫通的城牆，西門也就是此時開始被拆除。
- 而真正開始大規模地拆除城牆，約在明治34年（清朝光緒27年、西元1901年）「第二次市區改正計畫」正式公告前後。該計劃重點乃加快原本已在進行中的拆除城牆工事。於該計劃中，臺北城的所有城門本應該全數拆除；不過因為拆除西門後的民間反彈壓力，讓總督府改變原計畫，留下了還沒拆除的北、東、南、及小南門。到了明治37年（清朝光緒30年、西元1904年）底，除了刻意留存的四座城門之外，臺灣總督府幾乎已將臺北城所有城牆拆除。拆除下的石材則大多運往東門附近，建造臺北刑務所（今日之臺北監獄遺跡）與兵營區（之後曾成為陸軍總司令部所在，今日已改建為中正紀念堂）。此段圍牆現為市定古蹟，臺北監獄圍牆遺蹟，也有一部分成為臺北北警察署（現在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南側牆壁之建材、也有一部分作為圍牆（在大同區長安西路336號後方巷子）。
- 明治42年（清朝宣統元年、西元1909年），以舊城牆原有範圍與基石為準而興建，寬度四十公尺的臺北環城道路「三線路」正式完工。之所以被稱為三線路，是因為道路仿照歐洲都市規劃範例，於路中設置兩大綠地作為分隔島，將路面區分為「三塊」之故。日本殖民政府在三線路沿線刻意營建的的仿西洋式建築景觀秀麗，富異國情調，當時曾有「東方小巴黎」之稱。日本昭和初年間（約西元1930年代），臺灣引進西洋風俗，開始興起自由戀愛風氣，三線路一帶成為臺北市區內約會散步的好地方。在膾炙人口的民謠《月夜愁》第一段歌詞中便有以下敘述：「月色照在三線路，風吹微微，等待的人那未來」，充分表達出在三線路焦急地等待戀人的心情。而 臺北小調，也對此三線路有所描述：「獨自無精打采，榕樹成排，連月兒影子，對等待的人都顯得纖細如柴。徬徨的心，也繞三線路徘徊。明知是妳不捨，我不放的情愛。」
城廓特色
- 臺北城實際參與建築者──福建巡撫岑毓英、臺北知府陳星聚與臺灣兵備道劉璈皆頗信風水，所以立城處所及其方位乃按地輿傳統。起初規畫者岑毓英他的風水觀認為該正對北極星，所以一開始建造的街道府前街、西門街等街道即官衙設施為東西南北向，此時城牆尚未興建。而後主事的劉璈風水觀屬「巒頭派」認為岑毓英之規畫「後無祖山可憑，一路空虛，相書屬凶」，遂改變城牆建造的方向，使其北依大屯山與七星山峰為靠，但城內完工建設保留，這是臺北城街道與城牆方向不同之原因。
- 對中國風水獨有見解的德國學者Alfred Schinz對此解讀為：「臺北城基本上以大屯山為背，淡水河為水的風水觀而設計的；因為城廓東北有高山主凶，整座城廓乃向東旋十三度，用以避凶。東、西兩牆延伸線相交於七星山，而城府的中軸，仍不偏不倚的對準玉皇大帝、北極星君。」
- 除了講究風水，建城處所也相當巧妙的立在泉州三邑人、安溪人為主的艋舺與同安人經營的大稻埕之間。這種考量除了可供聯絡兩地之外亦顧及到向兩方士紳籌募建城款項。也因為這種不偏倚的建城地點，讓包含兩地的當時門閥世族，包含板橋林維源、艋舺白其祥、士林潘成清、大龍峒王廷理、大稻埕陳霞林及王玉華、葉逢春、李清琳、陳鴻儀、潘慶清、王天賜、廖春魁、林夢岩、陳受益等等皆捐輸銀兩相助。雖然中間有所募款上的插曲，終究還是順利募得了建城所需的30萬兩白銀。
建造特色
該城是臺灣史上唯一全部用優良石條所建的石城，也是唯一的長方形城池，面積僅次臺南府城，更是清代最後一座風水石城。
建城形制
- 城高：一丈五尺
- 城寬（頂部馬道）：一丈二尺
- 南北：約1.3Km
- 東西：約1Km
- 面積：約1.4K㎡
- 周圍：1506丈
主要建材
城門概況
- 城門共五，分別為北門“承恩門”，南門“麗正門”，小南門“重熙門”，東門“景福門”，西門“寶成門”。
- 相傳臺北城落成初期，只有四座沒有城樓建築的拱形門洞，之後經由地方士紳捐輸經費協助，才得以興建各城樓。這其中以居住在西門方向之外艋舺地區的三邑人所捐款興建的西門最為華麗。至於小南門，則是後來因應新興崛起的枋橋（今新北市板橋區）聚落，而面對通往其地的路徑方向所設。
- 臺北府城以北門為主城門，其正式名稱為「承恩門」，乃取其遙望北京方向，承受皇恩之意。該城門外之道路通往士林、北投、淡水方向，建築樣式為臺灣城郭建築中少見的碉堡型建法，且具備城堞與槍孔。城門前本有引自河溝口的護城河，於建城過程之中，建材經由淡水河再接護城河以水運之方式到達施工處所。
- 承恩門雖在日治時期被拆除了甕城外郭、接官亭等建築物，但仍是臺北城門之中現存最完整者，也是中華民國的國定古蹟。為此臺北市政府還在民國84年（西元1995年）起特地拆除了通往延平南路方向，可能對北門造成破壞的高架橋匝道。另外日治時期當成「總督官邸」（今臺北賓館）玄關腳踏石的原「巖疆鎖鑰」石碑，也已在民國87年（西元1998年）回置北門城畔（之前曾放置於臺北公園（新公園））。北門側並立有「接官亭舊址」石碑以為憑弔。
- 西門亦稱寶成門，城外道路通往艋舺，為臺北城五個城門裡面最華麗的城門。之所以取此名稱，應是該城門所在附近的艋舺三邑籍移民後代，想用雕樑畫棟的城樓代表「寶物成就」的好彩頭，希望藉此維持艋舺商業流通的興旺景象。然而在日本明治33年（清朝光緒26年、西元1900年）起，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在臺北實施市街改正，在計畫拆除臺北城牆的過程中，因為拆除此門後的民意反彈，致使臺灣總督府之後意圖拆除其他四座城門的計劃叫停，也因此，西門成為了臺北城唯一被拆除殆盡的城門。日本昭和10年（民國24年、西元1935年），臺灣總督府依《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將四座城門指定為史蹟加以保存。為紀念此門，於西門圓環處，設有「寶成門舊址」石碑，2014年更以原寶成門為藍圖，設置城門造型藝術品西門印象。
- 另外，五城門中的大南門（麗正門）可通往景尾（臺北景美）、臺北深坑、臺北石碇，是臺北城最大的城門。與大南門同樣位於城池南側的小南門（重熙門），是通往枋橋（臺北板橋）的廊檐式城門。而五門當中居城池東邊，可通往錫口（臺北松山）、基隆方向的東門（景福門）則和北門相似，亦為重視防衛功能的碉堡式城門。這三座城門之上原本皆為南方閩式建築的紅瓦城樓，然而卻在民國55年（西元1966年）被當時的臺北市政府以「整頓市容以符合觀光需要」為由，改建成風貌完全不同的仿中國北方樣式綠琉璃瓦頂亭閣式建築。
行政區劃
- 在清代，臺灣各城不屬於任何堡里。日人於乙未戰爭佔領臺灣之後，除臺南城外，將其餘各城一律編定為街庄層級，併入鄰近堡里。此時臺北城隸屬大加蚋堡，為其下轄的「臺北城內」街庄，與鄰近的艋舺、大稻埕等街庄合稱「臺北三市街」。
- 於日本大正9年（民國9年、西元1920年）10月地方制度改正之時，臺北城內改制為大字，屬臺北州臺北市。大正11年（民國11年、西元1922年）實施町名改正，臺北市區被劃分為64個「町」，其中文武町、書院町、乃木町、榮町、大和町、京町、本町、表町、明石町，均包含原臺北城內的範圍。
-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於民國35年（西元1946年）合併上述之町和北門町、樺山町、幸町、東門町、旭町、末廣町、壽町、築地町、濱町等地，一同編為城中區。民國79年（西元1990年）臺北市行政區劃改訂，原有之城中區與古亭區合併成中正區至今。
建城120週年
- 民國82年（西元1993年），臺北捷運板南線施工時，意外的在忠孝西路地下，發現一千多根約1×1×3米的臺北城基石遺構。石材遺跡挖掘出來之後，臺北市政府特別在挖掘出石材遺跡的站前地下街興建面積約百坪的臺北府城古蹟特區，並使用此石材於中山區遼寧公園建成石牆供參觀旅客緬懷。另外在民國93年（西元2004年），臺北市還更以建城120週年為主題，興起一陣探索古城的熱潮。
- 大略來說，以臺北四面古城牆路線興建的日治時期四條三線路，是最容易探索臺北城的最佳指標。中山南路（東城牆）、愛國西路（南城牆）、中華路（西城牆）、忠孝西路（北城牆）所圍繞成的長方形，即為臺北城的舊址。而這區域現今仍為重要的政經中樞，城內包含了眾多日本統治時期的建築，如總統府、司法院、臺灣銀行總行、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國立臺灣博物館、土地銀行、臺北郵局、中山堂等等。
- 城外附近亦有中正紀念堂、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公賣局等重要建築。
城內重要建築
- 臺灣總督府
- 臺北府城北門
- 臺北府城東門
- 臺北府城西門
- 臺北府城南門
- 臺北府城小南門
- 臺灣巡撫衙門：日人入臺北之前庫房遭亂民搗毀，日人進城後使用一段時間後拆毀，今不存。
- 福建臺灣承宣布政使司衙門：日治時期拆除，今不存。
- 欽差行臺：部分建築存於臺北植物園內。
- 臺北府署：府前兩頭石獅今存於二二八紀念公園內，建築無存。
- 淡水縣署：前有放生池，今不存。
- 協臺衙門（參將衙門）：今不存。
- 軍裝局：今不存。
- 考棚行署：今不存。
- 臺灣通志總局：今不存。
- 明道書院：今不存。
- 登瀛書院：今不存。
- 西學堂：今不存。
- 番學堂：今不存。
- 孔子廟（文廟）及臺北府學：原建物無存。1927年鹿港辜家、陳悅記家族等仕紳獻地，重建臺北孔廟於大龍峒。
- 關帝廟（武廟）：原建物無存。1964年黃玄空倡建臺北關帝廟，即行天宮。
- 府城隍廟（附縣城隍）：原建物無存。民眾迎請府城隍，在今武昌街建臺灣省城隍廟，在松山建了台北府城隍廟。
- 大天后宮：原建物無存。三芝曾石岳、黃見龍等仕紳由總督府迎請天后神像，建造小基隆媽祖廟。另外艋舺新興宮遷徙到西門町，改稱臺北天后宮，認為自己繼承大天后宮餘緒。
- 開漳聖王廟：今不存。
- 節孝祠：今不存。
- 急公好義坊：存於二二八公園內。
- 黃氏貞節牌坊：存於二二八公園內。
- 洪騰雲宅：今不存。
- 陳氏宗祠：遷出城內，原建物今不存。
- 林氏宗祠：遷出城內，原建物今不存。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廳舍」（今日總統府）建於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北興建的官署建築。此建築為歐洲歷史主義（Historicism）下的新文藝復興風格，造型與結構強烈受到歐洲十九世紀歷史主義風格與功能的影響。總督府廳舍位於台北舊城內，座西向東，整座建築是由四條長形長翼圍繞，組成封閉式的矩形結構體，這組矩形建築整體，中央貫穿主軸中翼，將矩形建築圍成兩個中庭，建築物正面主樓中央，有一高達六十公尺的樓塔，與當時當地其他建築比較，是最高與顯著的建築。台灣總督府首要功能是行政機構，但同時也代表殖民統治者的執政權威，尤其建築師嘗試利用西式造型來表現建築物的現代化與高效率外，也同時借用東方建築空間佈置上的中軸理念來突顯執政者的權威形象。
台灣總督府建築的中央級和地方級設計元素
台灣總督府正面設計有西式建築市政廳的面貌與外表，是地方政府規格，但內部空間以中央縱軸線的組成，卻是帝國模式、全國中央級的規格。主要建築師為森山松之助與長野宇平治。森山松之助巧妙地把高塔與穹窿同時設計在一個建築體內，雖然高塔與穹窿、地方與中央是兩種相對立的造型與象徵，但總督府卻同時擁有高塔與穹窿，是地方，也是中央，更具皇族氣派。總督府中央縱軸線上的曲錐穹窿雖然不如其它歐洲穹窿高大，且隱藏在正面樓塔之後，從整棟建築外表看並不非常顯眼，但卻是放在整座建築的中心位置，穹窿下敞廳是整座建築最華麗氣派的部位，以中國建築中軸線分析，它正符合東方尊卑倫理觀念，越在中央越顯建築體地位尊貴，曲錐穹窿因在高塔與四翼之後，所以也有東方宮殿隱密、幽靜深遠與深不可測的肅穆。所以正面外表看是講究行政效率、辦公實用的市政廳官署建築，內在卻隱藏著具有帝國宮殿氣派中央級的穹頂。長野宇平治則開創倒「日」字形平面結構在亞洲的使用先例，一九三六年東京國會議事堂直接仿自台灣總督府，也沿用了此倒「日」的平面設計，借助森山松之助的巧妙修正，使總督府同時具備地方政府與帝王宮殿的雙重性格與特徵。在兩位優秀建築師的精心創作下，台灣總督府成為當代稀少的建築融合體，它把當時藝術、文化、政治的衝突，恰當的化解開來，且把地方精神與中央精神融為一體，反應了整個台日接觸的時代精神內涵。
台灣總督府建築對台北現代城市面貌的影響
台灣總督府新廳舍位於台北城的正中心點，符合東方建築中心軸線思想的理論，它與清末一樣，仍是政治權力的中心，但另一方面建築本身採東西橫軸向，破除了傳統坐南朝北的縱軸線佈局與風水觀，符合當時日治政府提倡向東，面向陽光，較明亮、採光佳，較現代衛生、空氣流通的原則。早在總督府廳舍設計競圖比賽公佈（1906年）之前，新廳舍敷地（預定地）的地點、位置、面積及方向都已確定，由一九○五的「台北市區改正計畫圖」中可看出未來總督府新廳舍正門朝東，位於原來清代的文武街上，正面大門面對東門街（今凱達格蘭大道），直通東城門，在此新的市區規劃中，東城門城牆已拆除，且利用圓環及五條放射星狀道路規劃，使東城門成為新的重要交通聯繫點，未來總督府便面向此交通要點；長野宇平治與森山松之助為台灣總督府所設計的中軸線正好連接上東城門延伸出來的東西軸線，除了總督府建築本身外，中軸線正借東西軸道與東側新市區相連接，由一九○五年十月公告第一九九號公布「台北市區改正計畫」中，可預知城東側新市區東向幹道將成為市區街道之主軸，總督府中軸線正是這條新主軸幹道（今凱達格蘭大道與仁愛路）的起點。總督府的東西向中軸線與面朝東向的規劃，預告了未來台北新城向東擴展的趨勢，由一九三二年「台北市區計畫街路及公園圖」中分析，總督府中軸線的東西走向，的確調和了清末以來單重南北縱向發展的缺失，使縱橫軸線交錯的棋盤道路網更為周全密集。不管舊城區或新市區的規劃，也因加入更多數學理性造型，如圓形、橢圓、半圓、錐形、三角形等西式造型，像圖環、放射星狀道路、廣場等建築元素，使方格佈局與幾何佈置結合，原本封閉的城市格局慢慢轉變為向四周開放的城市格局，以多元取代單一，台北城市面貌因此更現代化、更進步。
外部連結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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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人市區改正計劃
視頻
參考文獻
- ↑ 【專文】短命的台北城 蓋好21年就被拆了，民報，2016-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