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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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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学家 |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896年7月12日 大清湖北省锺祥县 |
| 逝世 |
1979年8月1日（83岁） 台湾台北市温州街 |
| 籍贯 | 湖北省锺祥县 |
| 国籍 | 中华民国 |
| 政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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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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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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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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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1896年7月12日－1979年8月1日），原名顺井，字受之，改字济之，男，湖北省锺祥县人。中华民国人类学家。
是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正式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学者，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所主持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
生平
- 1918年，李济毕业于清华学堂，后前往美国留学，就读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年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受民族学家罗兰·狄克森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虎顿指导，于1923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从而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返回中国。
- 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
- 1925年任清华学校研究院人类学讲师。
- 1926年，发掘河东道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今山西运城市夏县尉郭乡)，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
- 1928年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并于1929年接手董作宾的职务，领导日后十年的殷墟发掘工作。
- 1945年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
-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并于隔年创立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并出任首任系主任，先后主持系上工作十二年之久。
- 1955年接任董作宾的遗缺，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1972年为止。
- 1979年8月1日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前后发表考古学著作约150种。其养子李光周亦为重要的考古学家。
家庭
- 李凤征（女儿）
- 李鹤征（女儿）
- 李光谟（儿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翻译家。
- 李光周（养子）——国立台湾大学教授，考古学家。
考古
1926年10月18日，开始发掘河东道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也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遗址西北隔鸣条岗近涑水河，东南隔青龙河依中条山，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三十万平方公尺。遗址内发现有窖穴、灰坑等多处遗迹，并出土各种陶片、石器、骨器六馀箱，特别是在遗址中发现了半个蚕茧证明了远在六千年前这一带就出现了植桑、养蚕业 ，仰韶庙底沟类型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圆形或长方形房址及不同形状的灰坑。出土遗物包括石、骨、蚌、陶等类。主要器型有釜、灶、夹砂罐、尖底瓶、直口或敛口钵、敛口瓮、缸、彩陶罐等。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著作
-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研究院丛书，1928 。
-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
- 城子崖，与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合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1，1934 。
- 小屯第三本‧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2，1956 。
-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ee Lectures Illustrated with Finds at Anyang .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1957.
- 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
- 殷虚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二本， 1966 。
- 殷虚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三本， 1968 。
- 殷虚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四本， 1970 。
- 殷虚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 1972 。
贡献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梦想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22岁，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45年，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并于隔年创立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接任董作宾的遗缺，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1972年为止。
1979年8月1日，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前后发表考古学著作约150种。其养子李光周亦为台湾重要的考古学家。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张光直，1981)。他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国与台湾考古学的主要领导人物，如夏鼐、尹达、高去寻 、石璋如、尹焕章与赵清芳等都曾接受他与梁思永的指导与训练，并参与殷墟的发掘工作；他在台湾所栽培的学生，如张光直、许倬云等，亦为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界的领导人物。
此外，作为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他个人的研究取向与成就产生深远的影响(张光直，1981，99-100)。他坚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并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根据可定量的有形物品为基础。同时，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诠释考古资料，并不以中国的地理范围限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问题。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张光直，1981，100)
李敖称：“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又称李济是“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
往事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感叹道。
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 的一面。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 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评价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张光直 1981)。他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与台湾考古学的主要领导人物，如夏鼐、尹达、高去寻、石璋如、尹焕章与赵清芳等都曾接受他与梁思永的指导与训练，并参与殷墟的发掘工作；他在台湾所栽培的学生，如张光直、许倬云等，亦为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界的领导人物。此外，作为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他个人的研究取向与成就产生深远的影响(张光直 1981;99-100)。他坚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并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根据可定量的有形物品为基础。同时，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诠释考古资料，并不以中国的地理范围限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问题。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张光直 1981;100)
参见
参考书目
张光直 1996〔1981〕 （中国考古学与考古学）。陈星灿译，收录于《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郑洲：中洲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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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连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