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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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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學家 |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出生 |
1896年7月12日 大清湖北省鍾祥縣 |
| 逝世 |
1979年8月1日（83歲） 臺灣臺北市溫州街 |
| 籍貫 | 湖北省鍾祥縣 |
| 國籍 | 中華民國 |
| 政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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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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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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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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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1896年7月12日－1979年8月1日），原名順井，字受之，改字濟之，男，湖北省鍾祥縣人。中華民國人類學家。
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首次正式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的學者，被認為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所主持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
生平
- 1918年，李濟畢業於清華學堂，後前往美國留學，就讀麻省克拉克大學學習攻讀心理學和社會學碩士學位，1920年進入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受民族學家羅蘭·狄克森與體質人類學家恩斯特·虎頓指導，於1923年完成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從而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並於同年返回中國。
- 1924年開始從事田野考古。
- 1925年任清華學校研究院人類學講師。
- 1926年，發掘河東道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今山西運城市夏縣尉郭鄉)，成為中國考古學史上首次正式的考古發掘工作。
- 1928年成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組長，並於1929年接手董作賓的職務，領導日後十年的殷墟發掘工作。
- 1945年擔任中央歷史博物館首任館長。
- 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同年底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居台灣，並於隔年創立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並出任首任系主任，先後主持系上工作十二年之久。
- 1955年接任董作賓的遺缺，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直到1972年為止。
- 1979年8月1日病逝於臺北溫州街寓所，前後發表考古學著作約150種。其養子李光周亦為重要的考古學家。
家庭
- 李鳳徵（女兒）
- 李鶴徵（女兒）
- 李光謨（兒子）——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翻譯家。
- 李光周（養子）——國立臺灣大學教授，考古學家。
考古
1926年10月18日，開始發掘河東道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成為中國考古學史上首次正式的考古發掘工作，也是中國人首次獨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西陰村遺址的發掘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遺址西北隔鳴條崗近涑水河，東南隔青龍河依中條山，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面積約三十萬平方公尺。遺址內發現有窖穴、灰坑等多處遺跡，並出土各種陶片、石器、骨器六餘箱，特別是在遺址中發現了半個蠶繭證明了遠在六千年前這一帶就出現了植桑、養蠶業 ，仰韶廟底溝類型文化遺跡有半地穴式圓形或長方形房址及不同形狀的灰坑。出土遺物包括石、骨、蚌、陶等類。主要器型有釜、灶、夾砂罐、尖底瓶、直口或斂口缽、斂口甕、缸、彩陶罐等。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並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掘之一。
著作
- 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清華研究院叢書，1928 。
-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
- 城子崖，與傅斯年、董作賓、梁思永、吳金鼎、郭寶鈞、劉嶼霞合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1，1934 。
- 小屯第三本‧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2，1956 。
-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ee Lectures Illustrated with Finds at Anyang .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1957.
- 殷虛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與萬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一本， 1964 。
- 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與萬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二本， 1966 。
- 殷虛出土青銅斝形器之研究，與萬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三本， 1968 。
- 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與萬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專刊第四本， 1970 。
- 殷虛出土五十三件青銅器之研究，與萬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五本， 1972 。
貢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並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掘之一。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名字———李濟。
我們關於商代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濟給我們劃定的。他領導的安陽發掘，對20世紀整個下半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包括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夏鼐、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高去尋在內的中國考古學界領袖人物，都是在安陽接受的考古學訓練。
已故的考古人類學大家張光直以台灣中研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的權威身份，曾對自己的導師李濟做過評價：近60年的歲月里，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隨後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展中占據支配地位。 如果不將張光直所說的「中國學界」縮小為台灣學界，那麼他的判斷顯然過於樂觀了。李濟在1948年年底隨史語所遷台，這一選擇很難以優劣論，但其所造成的尷尬局面卻是顯而易見的。
夢想
這個年輕的中國學生在「自撰簡歷」的最後寫道：「要是有機會，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蹟，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
22歲，去哈佛攻讀人類學。後來，他果真去「刨墳掘墓尋古蹟」了，只不過並沒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東。
1926年，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掘，他成為第一位挖掘考古遺址的中國學者。1930年主持濟南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發掘，他讓龍山文化呈現於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已成為中國遠古歷史的標誌性術語，許多對考古學一竅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詳。只不過，大多數人對他卻是聞所未聞。
1945年，擔任中央歷史博物館首任館長。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同年底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居台灣，並於隔年創立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1955年，接任董作賓的遺缺，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直到1972年為止。
1979年8月1日，病逝於台北溫州街寓所，前後發表考古學著作約150種。其養子李光周亦為台灣重要的考古學家。
李濟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是持久與多面向的(張光直，1981)。他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殷墟發掘塑造了中國考古學學術體系的雛形。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國與台灣考古學的主要領導人物，如夏鼐、尹達、高去尋 、石璋如、尹煥章與趙清芳等都曾接受他與梁思永的指導與訓練，並參與殷墟的發掘工作；他在台灣所栽培的學生，如張光直、許倬雲等，亦為中國考古學與中國上古史界的領導人物。
此外，作為中國第一位考古學家，他個人的研究取向與成就產生深遠的影響(張光直，1981，99-100)。他堅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為立論依據，並主張考古遺物的分類應根據可定量的有形物品為基礎。同時，他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詮釋考古資料，並不以中國的地理範圍限制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問題。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曾說：「就中國考古學而言，我們仍活在李濟的時代。」(張光直，1981，100)
李敖稱：「李濟三十一歲起就做學閥，八十四歲才在武俠小說中死去。他壟斷學術，自己不研究也不給別人機會，『安陽發掘報告』有始無終，『中國上古史』計劃拖延不做」，又稱李濟是「最後一個迷人的學閥」。
往事
1959年，以《考古》雜誌為代表的大陸考古學界對李濟發起了猛烈的「圍剿」。李濟的兒子李光謨甚至還收藏了當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濟。此後，和許多政治上選擇錯誤的著名學者一樣，這個名字逐漸消逝在我們的閱讀視野中。
不知道李濟對於此種「圍剿」的反應如何，但他曾對1949年後大陸的考古發掘報告提出過嚴厲的批評，認為其中缺乏實際材料，充滿了政治術語，對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內容居然都號稱「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貫的標準，這些根本都夠不上考古學。」李光謨感嘆道。
直到後來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報告出來以後，李濟對大陸考古學的印象才有所改變，他自己的文章中也開始引用大陸學界的資料。
李濟去世後，人們回憶：「他是一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但他對待真心為學的人則給予最大的幫助。」其實豈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簡直就是可惡。台灣名人李敖就曾寫過文章，稱李濟為「最後一個迷人的學閥」。李濟因固執而獲罪為「學閥」，但饒是刻薄如李敖，也從不否認他身上「迷人」 的一面。
李濟人生最輝煌的一頁是在殷墟，此後，考古學家和他發掘的遺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陸的李濟，晚年心中是否牽掛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樣一番滋味？ 這些問題，由於長期的兩岸阻隔，甚至連李光謨也無法回答，但他說：「1977年，李濟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是《安陽》，可見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評價
李濟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是持久與多面向的(張光直 1981)。他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殷墟發掘塑造了中國考古學學術體系的雛形。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與臺灣考古學的主要領導人物，如夏鼐、尹達、高去尋、石璋如、尹煥章與趙清芳等都曾接受他與梁思永的指導與訓練，並參與殷墟的發掘工作；他在臺灣所栽培的學生，如張光直、許倬雲等，亦為中國考古學與中國上古史界的領導人物。此外，作為中國第一位考古學家，他個人的研究取向與成就產生深遠的影響(張光直 1981;99-100)。他堅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為立論依據，並主張考古遺物的分類應根據可定量的有形物品為基礎。同時，他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詮釋考古資料，並不以中國的地理範圍限制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問題。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曾說：「就中國考古學而言，我們仍活在李濟的時代。」(張光直 1981;100)
參見
參考書目
張光直 1996〔1981〕 （中國考古學與考古學）。陳星燦譯，收錄於《考古學的歷史·理論·實踐》。鄭洲：中洲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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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