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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学生来源最初是驻校轮训中国工农红军的各级部队干部，后来大量招收培训从陕甘宁边区外奔向延安的抗日知识青年。
历史
1931年，苏维埃政府创建了红军学校，校址设在瑞金县沙洲坝乡大埠村的大窝。为了纪念郝西史（苏共党员、苏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广州起义中被杀害），一度将“红军学校”改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学校”。一共办了五期。学校分军事队和政治队，政治队侧重于政治课，主要学习法律、条例，如《土地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把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为红军大学、第一彭杨步兵学校（陈赓任校长、刘希平任政治委员）、第二公略步兵学校（林野任校长，陈铁生、张际春先后任政治委员）、红军通信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培养工兵、炮兵等）、红军卫生学校、红军供给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1933年10月17日在瑞金西郊六公里处两座小山之间的一块大坪上——沙洲坝大窝村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徐梦秋，教育长周昆，训练部长钟伟剑，训练部副部长卢寿椿，校务部长杨至诚。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宣传科长洪水。下设：高级指挥科（科长彭雪枫）、上级指挥科（科长卢寿椿）、上级政治科（科长李天柱）、上级参谋科（科长苏进）、防空科（科长王智涛），还有一个测绘队。学制为六个月。全校专职教员只有12人，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涛、何涤宙、陈时骥、萧劲光、张如心、李翔梧、吴亮平等；另聘请了许多高水平的兼职“教授”，主要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革军委总部的负责人，以及从前线因事到瑞金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1934年2月，何长工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周昆代理校长、徐梦秋代理政治委员。不久，张宗逊任校长兼政治委员。1932年1月，刘伯承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接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红大”缺乏教材，刘伯承从俄文翻译出“我军最初的战斗条令”，我军的各种军语和名词，也由刘伯承结合我军实际加以审定。刘伯承还把“军官”称呼改为指挥员，“士兵”称为战斗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改为饲养员，“挑夫”改为运输员。至红军长征，红大已招生三期，培训学员近千人。1934年8月15日，第四期招收上级军事科学员60人，于9月1日前报到。
红军长征前夕，1934年10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与红军第一彭杨步兵学校、红军第二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合并为红军学校。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后，红军学校改称红一方面军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钟伟剑（旋由毕士悌）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方强任党总支书记，辖三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一个上级干部队，共1480余人。原彭杨步兵学校编为第一步兵营；原公略步兵学校编为第二步兵营；第三政治营；原特科学校编为第四特科营；原红军大学编为上级干部队；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
1935年8月上旬，沙窝会议决议，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倪志亮任校长（未到职），何畏任政治委员，李特任教育长，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莫文骅任党总支部书记，编有上级指挥科（科长张宗逊）、上级政治科（科长李井泉）、特科团（为原红一方面军干部团，韦国清代理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毕士悌任参谋长，编有骑兵科、工兵科、炮兵科、机枪科，培养基层干部战士），随右路军行动过草地。
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为1933年7月恢复设立的红四方面军彭杨学校。1934年11月改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设高级班、初级班、政治班、特科班、教导队。校长倪志亮，副校长李特。
1935年9月上旬，由于“草地密电”事件，红大特科团中原来中央红军人员跟随中共中央及红一、红三军团北上继续长征。红大余下的人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改组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委何畏。
在甘肃哈达铺镇，中央红军干部团与红一军团教导营合并为西北红军陕甘支队随营学校，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陈奇涵任校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韩振纪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
1935年11月，陕甘支队随营学校长征结束后，在永平镇与陕甘宁晋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为西北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吴岱峰任副校长，郭化若任训练处处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
陕甘宁晋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前身是1931年l0月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反帝抗日同盟军政干部训练班。1932年2月，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军政干部训练班成为军政干部训练队。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军政干部训练队改组为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1934年l0月，在甘肃华池南梁地区创办了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吴岱峰任副校长。1935年7月，在陕西延川永坪镇，成立陕甘宁晋红军军政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郭洪涛。1935年10月，学校又由永坪迁至瓦窑堡。
1936年2月，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西北工农红军学校扩编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对外公开招生。
1936年4月1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正式开学，招生600余名，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吴岱峰任副校长，郭化若任训练处处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设军事指挥科、政治工作科、游击战争科、特科。
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等在东征归途于黄河西岸延长县交口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办红军学校问题：“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根据会议决策，决定创办红军大学，为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培养干部。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中梁山闾家大院建立，主要干部由毛泽东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当时红二、红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校长林彪，政委毛泽东（兼任）、校党总支书记莫文骅、教育长罗瑞卿，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至成。一期共有1038名学员，来自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分为三个科：高级科、上级科、普通科，也称一、二、三科。高级科、上级科学制8个月，普通科学制6个月。其中一科学员是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干部，共有1个队38名学员，包括：罗荣桓（兼一科政委）、罗瑞卿、陈光（兼一科科长）、彭雪枫、陈士榘、谭政、苏振华、杨成武、莫文骅、赵尔陆、刘亚楼、杨立三、张爱萍、王平、彭加伦、耿飙、肖文玖、贺晋年、谭冠三、李涛、周文龙、符竹庭、刘鹏、周建屏、刘惠农、杜理卿（即许建国）、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郭述申（一科党支部书记）、黄永胜、张纯清（即张文彬）、邓富连（即邓飞）、吴富善、罗保连（后任359旅717团政治处主任）、童小鹏，以及朝鲜的武亭、越南的洪水等。二科设2个队，训练红军营、连干部，共225人，科长周士第；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成立三科设6个队，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共800人，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1936年6月21日，高双成部第八十六师的一部突然袭击瓦窑堡，1936年7月红军大学一期的一科、二科随中央机关迁往保安县。保安校舍是学员自己动手挖的窑洞。三科迁驻甘肃环县木钵寺，改为“红大步兵学校”。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后，1936年11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的高级科、上级科到达保安县并入了红大的一科、二科；其他随营学校人员到达环县并入了红大三科。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任会师后的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937年2月调任援西军司令员，并没有到职抗大。这时，红大一科、二科也称红大一分校；三科称红大二分校或红大二校。为适应野战需要，1936年11月26日红大二校改编为“红军教导师”，校长周昆任师长，政委袁国平任师政委，郭化若任教育长，罗贵波任政治部主任。11月27日，教导师北上环县参加山城堡战役担任阻敌任务。12月1日夜，教导师与陕甘宁边区独立师、尚未编入红大二校的第二方面军随营学校一同夜袭曲子镇及周边之敌。12月6日，召开军人大会，红大二校此时有2000余人编为2个团。12月下旬，步校移驻庆阳县城。
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成立于1936年9月，由红二军团教导营与红六军团教导营合并组建，校长刘伯承、副校长陈伯钧、教育长陈外欧、政治部主任李干辉，设上级指挥科及第一、第二、第三营。
红大第一期学员称为红大一期。一期尚未毕业，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东北军于1936年12月15日让出了延安城。1937年1月21日红大一期迁入延安。1937年1月20日，红大第二期在延安开学。从二期开始，对社会青年公开招生。二期设四个大队，学员1362人，另驻甘肃庆阳的抗大步校1400余人编为4个营13个队，共2700余人。二期的一大队设1队、2队为红军的军师团级干部，学员有陈赓、罗炳辉、杨得志、张际春、胡耀邦、何长工、周子昆、赖传珠、姬鹏飞、曾希圣、康克清、邵式平、陈奇涵、陈克寒、王诤、刘希平、刘型、刘转连、王集成、王宗槐、乐少华、李干辉、王尚荣、谭友林、戴季英、黄春圃、谢翰文、姚喆、张罕涛、伍云甫、倪志亮、方正平、王赤军、余秋里、汤平、张震、张国华、马文波、谢振华、梁兴初、萧望东、胡立教、贺庆积、李宗贵、赖毅、王维舟、周纯全、黄志勇、李中权、陈宗尧、谭政文、王波、谭家述、曹里怀、姚继鸣等。二、三大队设3至8队是红军的连、营干部队，共753人。9至14队为青年学生，共609人，编为四大队，大队长聂荣臻、政委董必武。另外还成立一个女生区队，共五十九人，其中有贺子珍、康克清等长征干部。1937年1月，驻甘肃环县的红大三科迁到甘肃庆阳城内，改称抗大步兵学校，又称庆阳步兵学校、对外称“红军教导师”。1937年4月，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红大二期改称抗大二期，增设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未到任），刘亚楼任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任政治部副主任。
抗大一期和抗大二期的学制只经过半年就分别因西安事变、抗战形势高涨而提前毕业，这些毕业生很快就成为新组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骨干。1937年8月底，抗大步兵学校已有两期学员毕业分配，未及毕业的学员及一部分工作人员在云阳镇改编为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政委陈明（1941年在沂蒙山反扫荡中牺牲），教育长阎捷三，政治处主任张正光，开往山西前线，平型关战斗后，随营学校与八路军总司令部转移到汾阳。共编学员队七个，全校共约千余人。1938年2月22日，随营学校由山西洪洞县白石村开往陕北洛川，第四队留延安，其余改称抗大六大队，大队长韦国清、政委陈明，下设第一队至第六队学员700人属于抗大第四期。
第三期就于1937年8月1日正式开学。开学以后，仍有不少新同学前来，学校决定随到随编队。第三期共收学员一千三百七十二人，编为三个大队：一大队是军事队，辖一至三队；二大队是政治队，辖四至六队，四队是军、师一级的高干队，五队队长兼政治教员李志民。一至六队为红军干部，大多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共六百一十六人。其中有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王建安、王宏坤、曾传六、曹祥仁、丁国钰、罗舜初、李寿轩等。三大队辖七至九队为青年学生，共三百六十六人。另外还有一个训练老干部的军事队，一百一十二人，一个训练新干部的军事队一百一十人，一个游击训练队六十七人。
第四期于1938年4月16日正式开学，同年8月至12月分批毕业。仅五至八月份，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到延安的就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本期共收学员五千五百六十二人，编为八个大队，四十三个队。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七个队，九百零七人；训练知识分子的三十一个队，四千六百五十五人，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其中女生六百五十四人，编为第八大队，张琴秋任大队长。延安原来的校舍已容纳不下。因此除在延安驻四个大队外，还在瓦窑堡、蟠龙、甘肃的庆阳等地分驻了四个大队。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要求做到“革命青年，来者不拒”。中共对投奔抗大的青年实行“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也一律欢迎不加一点限制。作家何其芳回忆：“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各地青年赴延安，或者通过各地党组织、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或进步团体、新闻媒介和社会名流如邹韬奋的个人介绍；或者参加延安的各学校在在各地的报刊上刊登招生简章并在当地的招生考试。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对延安没有进行封锁，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畅通无阻。但到了1938年秋天，情况发生变化，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路上分段设卡，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处关卡，盘查行人，很多青年被抓走送入陕西的青年感化营，在咸阳北门外设立“干四团特训总队”。1938年至1939年，青年投奔延安抗大的潮流进入高峰，据统计当时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抗大招生名额满了以后，从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上贴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还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来，仍然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被安排到陕北公学、安吴堡青训班、鲁迅艺术学院等校，没有一个人因无入学名额而被拒绝。
抗大学习内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和军事常识等，还有国内外形势教育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教育。教学方法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军事、政治、文化并重，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员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
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指出：六中全会以后，全中国都要有个整个的布置，教育工作也要有整个的布置，我们决定有组织有系统地把抗大分散到各地方去。随即，抗大总校分出干部和学员，创办了第一、第二分校，并开赴晋东南和晋察冀，抗大总校则改为培养八路军比较高级干部的学校。1938年12月，抗大召开“关于学校改变建制”干部动员大会，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增加力量来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最基本的推动全盘工作的正确方针是培植干部，去领导千百万群众进行抗日战争。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抗大陕公本校等迁到晋东南的决定》，决定抗大总校东渡黄河迁往晋东南敌后办学，同时决定以抗大总校部分教职学员为基础在延安建立抗大第三分校，负责培养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的干部及接受附近省、区来校就学的青年。1939年7月，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5000人在副校长罗瑞卿带领下迁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太行根据地）。留下四个学员队在延安组建抗大三分校。1939年7月的抗大五期，学员数量达到一万三千三百多人（含第一、二、三分校学员数），其中知识青年约占学员总数百分之八十左右。总校领导机关率第五期大部分教职学员与“华北联合大学”的教职学员共五千多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挺进敌后。当时因日军对晋东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总校临时改变行军路线，转道晋察冀根据地，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休整两个月后，才继续向晋东南根据地挺进，于1940年2月抵达晋东南地区的武乡县洪水、蟠龙一带继续办学。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办学三年，从1940年4月至1943年1月，先后开办了第六、七、八期，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培养了大批干部。仅校部就大转移过两次：一次从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一带转移到黎城县霞庄一带；一次从黎城县又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一带。一面学习，一面战斗，坚持教学。在此期间，先后取得了1940年10月的洪岭战斗、1942年5月的反“扫荡”战斗和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各个大的根据地组建了14所抗大分校，一般由根据地负责人兼任校长。这种做法隐含了和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大搞分校建设进行对垒的意味，国共双方都在积极扩充军校，准备军事干部。
1941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抗战形势和部队发展需要，特别指示抗大总校及各分校：训练干部前后方要有个分工，前方训练步兵干部，后方则主要培养特种兵干部。
1943年1月，为在日军的大扫荡中“保存骨干、培养骨干、迎接伟大的新时期到来”，党中央决定抗大总校率第八期部分教职学员返回陕甘宁边区，在环境比较安定的绥德地区继续办学。总校奉命除留下部分教职学员在太行山区重新组建第六分校，提前毕业部分学员就地分配工作，继续坚持敌后斗争外，率一千多名教职学员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行程一千多公里，于1943年3月上旬抵达绥德，与原抗大第三分校（1941年改称延安军事学院）和第二、七分校上干队合并，进行教育训练并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大反攻和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后开创新局面的需要，第八期学员六千多人全部毕业，大部分学员当即分赴各个抗日战场，参加对日本侵略军的最后一战。1945年9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历时九年多的抗大总校完成了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1945年10月，抗大总校在副校长何长工带领下迁往东北，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各个分校则组建了华北、华东、西南等军政大学。
学校
学校（或称学院） 是一种为教师及学生提供教学环境的机构，并通过特定的教育方式增进对学生的知识和价值体系。现时，大部分国家设有正式的教育制度，有时更为国民提供义务教育。在正式的教育制度下，学生需在不同类型的学校接受教育。这些学校的分类因文化和制度而异，但可以总括为小学、中学和大学。小学一般为儿童而设，提供基本教育。学生在完成小学教育后，通常会就读中学。最后，提供高等教育的学校可成为“大学”或“专科学校”。
在这些主要学校类型外，在某些国家的学生可能会在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前后在其他学校接受教育。幼儿园和幼稚园为年幼儿童而设，在小学教育前就读。在完成中学教育后，中学生可选择就读大学、职业学校、专科学院或神学院。某些学生可以选择就读另类学校，接受有别于主流教学方法和课程的另类教育。[1]
学校也可分为政府营运和私人营运的学校。私立学校通常在政府教育未能够提供某种教育方法或课程时设立。某些私立学校有宗教背景，在政府未能提供宗教教育时，作出额外教育，如基督教学校、伊斯兰学校、佛教学校等。为成人而设的学校更提供专门教育，如军事学校、商学院，等。另类学校更包括在家学校和线上学校等，使教学可以脱离传统校舍。
历史
位于英国东南部的坎特伯雷，建立于公元597年的国王学校，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学校之一.[2]；而中国最早的学校，据估计是在周朝。清朝后逐渐出现太学之类官方办的学校。
学校教育的目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周朝，学校辟雍是统治阶级培养下一代品格、礼乐、读写和军事技巧的场所。
但如果学校实行填鸭式教育制度，只会令学生无法吸收知识，违背学校令学生学习不同知识的理念。
常见的分级
欧洲的一些地区，高级中学（英语：Gymnasium）是中学的一种，入学的学生一般成绩较突出。在德国，十三年级之后（一些地区是十二年级），将完成高级中学学习并参加德国大学入学考试（Abitur）（在奥地利和瑞士称为Matura考试）。
在英国，学校要是指高等教育阶段前的教育机构，大致上可以被分为小学（有时进一步区分为幼稚园和小学）和中学。而这些学校是由女王教育检查员（Her Majesty's Inspectorate of Education）这个机构来管理的。
在北美，学校是指所有级别的教育机构，包含以下所有机构：幼稚园、小学、中学（即初级中学，英文称middle school、intermediate school或junior high school，根据招生的学生年龄及地区而定）、高中、学院、大学及研究生院。在美国，从幼稚园到高中的所有学校都是由各州的教育局来监督的。许多早期的美国公立学校都是单间学校，一位老师在一间教室里面教7个年级的学生。20世纪20年代起，单间学校被整理为多教室的学校，越来越多学校提供了校车运送学生。
常见的分类
在英国及北美，学校可以是部分或完全自主运作管理的机构，不一定是公立义务教育学校系统的一部份。学校可以专精于某一个领域，例如：经济学院（如伦敦经济学院）、舞蹈学校或记者学校。也可能基于某类学生而设立，如特殊学校、聋哑人士学校等。
批评与替代
在整个20世纪，传统的学校受到广泛的批评。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在他的著述《差别：对品味评价的社会批判》中说明了学校的阶级结构再制机制。
学校（尤其是威权体制教育的学校）被指责对孩子的学习有更多的抑制作用而不是激励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它使孩子产生恐惧。一些人更喜欢学生有充份自由的民主学校或其他另类教育，其他人喜欢在家自学，或参与非学校教育机构，而不去上学。
动物学校
动物学校是训练动物的机构，有些学校训练一般的生活常规，有些则教导专业的导盲技术。
现代学校
在现代，学校仍然是传授知识及技能的重要场所，但因为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使部分的学生为了文凭而打混摸鱼。加上部分教师认为只需把他所了解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就足够，而忽略教导伦理道德，及正确的价值观给学生。
校园设施
参见
等级分类
学校分类
学校组成
参考文献
- ↑ Leseferdighet og skolevesen 1740–1830 (PDF). Open Digital Archive. [15 May 2014].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04-14）.
- ↑ History of the School [校史]. The King's School, Canterbury. [2019-07-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7-27） （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