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

朝鲜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王室本贯为全州李氏，历经27代君主共五百馀年，国土大体上涵盖整个朝鲜半岛。

朝鲜王朝（朝鲜语：조선왕조／朝鲜王朝 ^{Joseon Wangjo ?}，1392年－1897年），又称朝鲜国或大朝鲜国（朝鲜语：조선국／朝鲜国 ^{Joseon Gug ?}），在日本以及中华圈史学界的早期也被称为李氏朝鲜，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王室本贯为全州李氏，历经27代君主共五百馀年，国土大体上涵盖整个朝鲜半岛。

1388年，受高丽禑王之命进攻辽东的右军都统使李成桂发动政变威化岛回军，并废黜王禑而立其子王昌为王，控制高丽王朝军政大权。1392年，李成桂废黜恭让王，在松京（后改名开京，今开城）寿昌宫自立为王，并由明太祖定国号为“朝鲜”（朝鲜语：조선／朝鲜 ^Joseon ?）。1395年迁都于汉阳（今首尔），将国都更名为汉城。1398年，第一次王子之乱后再度迁都开京；1400年，第二次王子之乱后最终定都汉城。

朝鲜以儒教治国，儒家思想取代佛教成为国家统治理念。世宗大王时期，朝鲜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方面都得到长足发展。谚文的发明也为朝鲜平民的文化普及提供条件。朝鲜为明朝的不征国之一。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朝鲜由于遭到后金和日本的攻击而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19世纪开始，朝鲜的内部纷争使国家日益衰落。甲午战争后，高宗于1897年称帝登基，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结束了与清朝的宗藩关系。1910年，大日本帝国侵吞朝鲜半岛，实行日韩合并，大韩帝国灭亡，李家王朝告终。

李成桂（1335年－1408年），朝鲜王朝的开国君主（1392年—1398年在位）。本贯全州李氏，出生于元朝双城总管府（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一带）。初字仲洁，后改君晋，号松轩，即位后更名李旦，死后庙号太祖，明朝赐谥号“康献”，故又称“朝鲜太祖”或“康献大王”。

目录

国号及学术界称谓

“朝鲜”一词本为东方古国的国名，高丽时开始将本国与“朝鲜”挂钩，并成为其别称。如高丽后期李承休所作《帝王韵纪》中如此介绍本国：“辽东别有一乾坤，斗与中朝区以分。洪涛万顷围三面，于北有陵连如线。中方千里是朝鲜，江山形胜名敷天。耕田凿井礼义家，华人题作小中华。”明太祖朱元璋赐高丽的诏书中写道：“咨尔高丽国王王颛，世守朝鲜'……”。李成桂在篡夺高丽王位后自称为“高丽王”，即位后即对明朝称“权知高丽国事”，并遣使赴明，权知高丽国事的地位被中国认可。伴随著王朝更替，李成桂也受到更变国号的请求，在与重臣们共同商讨国号变更事宜后拟定两个国号——“朝鲜”（古朝鲜国名）和“和宁”（李成桂之父李子春就仕之地）奏请明太祖朱元璋裁定，朱元璋圈定朝鲜二字，下圣旨称：“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在有些场合下，朝鲜也会在国号前冠以上国名号，最常见的是“有明朝鲜国”，此外还有“皇明朝鲜国”、“大明朝鲜国”等称谓（但未见冠以大清国号的例子）。

近代开港以后，开始对欧美日本使用“大朝鲜国”的国号，此称呼最早出现于1876年的《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通过铸造“大朝鲜国大君主宝”而固定化。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在西方学术界，皆以“Joseon”来称呼这个朝代，并无争议。然而，在今日东亚的学术界，由于政治因素，对该朝代存在著多种称谓。在朝鲜日治时期，朝鲜总督府将该朝代称为“李氏朝鲜”，简称李朝；古代存在的使用朝鲜为国号的国家则被称为“古朝鲜”，以示区别。历代大王实录则被定名为《李朝实录》。

大韩民国成立后，南韩人认为日占时期使用的“李氏朝鲜”有殖民色彩，所以将这一历史时期改名为“朝鲜王朝”（朝鲜语：조선왕조／朝鲜王朝），简称“朝鲜”（朝鲜语：조선／朝鲜）；并把《李朝实录》更名为《朝鲜王朝实录》。。但中国、日本学术界仍然长期沿用“李氏朝鲜”这一称呼。近年来，日本和中国逐渐开始有学者使用“朝鲜王朝”这个称呼。日本的文部科学省在2002年的教科书检定时表示关于“李氏朝鲜”的称呼为“不恰当的表记”。发表该意见的理由为，反映日本的学术研究的成果的说明，需要与朝鲜史学界保持称呼上的一致。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方使用“李王朝”、“李氏王朝”或“朝鲜封建王朝”的称谓，在主体史学被认为是第五个国家主体和第二个统一的国家。由于政治上的忌讳，朝鲜从未使用“朝鲜王朝”这一称谓，在“朝鲜”和“王朝”中间必须加“封建”二字。朝鲜仍称历代大王实录为《李朝实录》。在历史教育的场合，对封建统治者进行批判时使用“李朝封建国家”等称呼。

历史

前期历史

朝鲜建国

14世纪末，由于长年战乱和蒙古帝国的入侵，高丽王朝已经岌岌可危。1388年，明朝派特使要求高丽归还开元路；高丽重臣崔莹借此淮备与明开战，并派李成桂出兵攻打辽东半岛。李成桂的军队在威化岛遭遇大水，士兵不愿远征，多有逃亡者。李成桂多次请求撤军回国，但都遭到崔莹拒绝，最终导致李成桂发动兵变推翻高丽禑王的统治，并立王禑之子王昌为王。李成桂发现王昌复辟的企图后，将王禑和王昌处死，并立王瑶为王。

1392年，李成桂清除高丽宫廷反对派的首领郑梦周，并在流放王瑶到原州之后，自立为王，结束高丽王朝近500年的历史。十一月，李成桂颁诏定都汉阳，建宗庙社稷、宫室城池，同时由郑道传等人制订《朝鲜经国典》。李成桂推行崇儒抑佛的国策，寺院土地多被没收，贵族庄园里的奴婢都被释放，并且实行开恳农地与改良农具谷种等劝农政策。李成桂还通过招抚、武力征服朝鲜半岛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的管辖，使其疆域达到图们江。

王子之乱

随着朝鲜新王位的产生和巩固，王位继承人开始成为朝鲜的一个问题。李成桂的五子李芳远在帮助李成桂登基中贡献是最大的。但在郑道传等重臣的游说下，于1392年李成桂立八子李芳硕为世子。李芳硕在建立国家意识形态、法制、法规基础方面贡献卓著，他希望朝鲜是一个由国王任命的大臣们管理的国家，而李芳远则希望朝鲜成为君主独权的国家。在李成桂的支持下，李芳硕开始禁止王子们参政，并企图解散王子们的私兵。双方矛盾一触即发。1398年，李芳硕生母康氏突然去世后，李芳远趁李成桂丧妻之时冲进王宫杀死郑道传及其同僚以及康氏的两个儿子，包括世子李芳硕，史称“第一次王子之乱”。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朝鲜发生“戊寅靖社”，李成桂决定立即引退并将王位让给二子李芳果，就是朝鲜定宗。定宗即位后便迁都回开京。建文二年（1400年），又发生“庚辰靖社”，李芳远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和四兄李芳干在开京街头展开激烈的巷战，战败方李芳干被流放，史称“第二次王子之乱”。第二次王子之乱后，定宗让位给李芳远。同年李芳远登基成为朝鲜第三位国王，就是朝鲜太宗。李成桂于是移居咸兴，建文四年（1402年），又被李芳远挟持回京（见咸兴差使），幽居在昌德宫内。永乐六年（1408年）五月廿四日，薨于昌德宫广延楼下别殿。

太宗巩固王权

太宗即位之初，李成桂拒绝将象征王权的国玺传给太宗。于是太宗开始发布法令巩固其王权统治。太宗的第一条措施就是废除王子和贵族的私兵制度。私兵制度的废除有效预防可能的反叛，并增加国家军队中的士兵人数。太宗第二条措施是修改土地税法，普查人口。随著新发现土地的增加，国家收入增加一倍。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与李芳硕的改革方案一致。

与李芳硕的改革方案不同的是，太宗发布法律要求议政府的任何决定必须经朝鲜国王同意后方可生效，结束高丽以往由宫中大臣通过商议决策的传统，使王权得到巩固。

太宗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太宗为夺王位杀死诸多异己和亲属，另一方面太宗治国有方，使人民生活得到提高，国防得到加强，为其王位继承者世宗的统治打下良好基础。

世宗时期

1418年8月，世宗在其父太宗退位前两个月登基。1419年5月世宗在太宗的建议和指导下己亥东征清除对马岛的倭寇。1419年9月，对马岛大名被活捉带回朝鲜宫中。1443年癸亥条约签订。对马岛大名被授权每年与朝鲜进行50船的贸易，向朝鲜朝廷进贡并负责防止倭寇对朝鲜海港的侵扰。

在北部边疆，世宗下令修建四郡六镇以加强边防。世宗还制定诸多巩固国防的法规并倡导新武器的发明和发展。在世宗的带领下，朝鲜研制出许多火箭及火炮，如对神机箭的改造。1433年，世宗派金宗瑞击败女真兀狄哈部落，巩固对朝鲜半岛东北部咸镜道等地方的统治。目前朝鲜半岛的领土基本上与世宗时期相符。

在世宗统治期间，朝鲜的科技、文化等方面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世宗大力倡导朝鲜臣民学习文学。世宗在景福宫建立集贤殿，亲自选拔人才进行各种的学术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训民正音》的编辑和朝鲜谚文书写系统的发明。朝鲜谚文的发明大大提高朝鲜平民的文化普及，并为朝鲜民族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书写文字。由于世宗的功绩，被韩国人尊称为“世宗大王”。

世祖、成宗时期

1450年世宗去世，其长子文宗即位。文宗基本上继续世宗的政策，不过即位仅两年就因病去世。文宗年仅12岁的儿子端宗即位。端宗的叔父首阳大君李瑈用韩明会、郑麟趾等人之计，在1453年发动政变，史称癸酉靖难，李瑈以死士将2位辅助端宗的重臣皇甫仁和金宗瑞杀死而掌握实权。1455年端宗被迫内禅予李瑈，就是朝鲜世祖。后来成三问、朴彭年等六位大臣密谋使端宗复辟，事败，被世祖杀害，史称“死六臣事件”。世祖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也赐死端宗。

虽然世祖王位来自于篡位，世祖却像太宗一样治国有方。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世祖加强王权，使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得到近一步的加强。朝鲜王朝的基本法典《经国大典》亦在世祖时期开始编纂，被誉为“国家的立国磐石”。

世祖之后，其子睿宗成为朝鲜第八任君主。但体弱多病的睿宗即位不到两年就因病去世。1469年，睿宗的侄子成宗即位。成宗统治期间，国家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成宗邀请士林派来到宫中参与政治，在宫中建立弘文馆，并成立由儒学家组成的智囊团为治理国家献言献策，完善包括司宪府、司谏院和弘文馆的朝鲜三司制度。成宗时期是续世宗后，朝鲜又一个文化发展黄金时期，大量书籍在这一时期发表问世。

四大士祸

成宗的儿子燕山君被认为是朝鲜的昏君。在他统治期间，朝鲜发生戊午士祸和甲子士祸，大批知识分子被屠杀。燕山君在得知生母不是贞显王后而是废妃尹氏后，行为开始变得异常。尹氏因被指控出于妒嫉毒害成宗妃子而被成宗赐毒酒而死。在得知此事后，燕山君杀死指控尹氏的严、郑两贵人和支持赐死尹氏的官员及其家眷。对世祖篡位有偏词的士林派学者也遭到燕山君杀害。燕山君还搜掠千名美女为其作乐，把成均馆当成花天酒地的地方。由于有民众使用谚文书写传单痛斥燕山君，燕山君还下令禁止谚文的使用。燕山君统治仅维持12年。1506年中宗反正后，燕山君遭成希颜、朴元宗等朝臣废黜，被流放至江华岛，两个月后病死，得年30岁。因以暴君身分被废，因而无庙号、尊号、谥号、陵名等。

中宗是个平庸之人，只是因所处的历史时期而被推上王位。不过在中宗时期，中宗的大臣士林派首领赵光祖开展许多大规模的改革。赵光祖建立乡约以加强地方的管理，并通过土地改革降低贫富差距。赵光祖还通过发行简易本的儒学在大众中传播儒家思想，并致力于精简国家机构。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由于赵光祖的严厉监督，在这一时期朝鲜的官员无人敢收受贿赂或滥用职权。赵光祖的激进改革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但遭到帮助中宗登上王位的勋旧派的强烈反对，并密谋陷害赵光祖。中宗后宫熙嫔洪氏（勋旧派洪景舟之女）在王宫后山通过涂蜂蜜和虫子咬制造上有“走肖为王”字样的树叶。使中宗相信老天在告诉他赵光祖要谋反。1519年，赵光祖被赐死，史称“己卯士祸”。在随后的50年中，朝鲜朝廷党派纷争，腐败盛行。

中期历史

朝鲜王朝中期党派纷争夺越演越烈，国力削弱，倭寇与后金入侵使国家几尽毁灭。

党派纷争

士林派在燕山君、中宗和明宗统治期间势力一直被削弱。宣祖统治时期，士林派重新掌权但很快分裂成为东人党和西人党两派。东人党又分裂为南人党与北人党。西人党又分为老论派和少论派。随着权力在这些党派间的更迭，随之而来的是血腥的清剿和相互不断的报复。

1589年的己丑狱事就是其中一例。东人党的郑汝立有个抗击倭寇的组织，成员们进行军事训练。这个组织宣扬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其性质和目的受到人们的质疑。西人党的首领郑澈负责调查此事。郑澈指控郑汝立密谋造反，并借此事清剿与郑汝立团体有任何牵连的东人党。最终有千名东人党人被处死或流放。

壬辰倭乱

历史上朝鲜经常遭到倭寇的侵扰。当时掌握日本政权的丰臣秀吉蓄谋以朝鲜为踏板攻打中国。朝鲜建立海军的目的就是抗击倭寇保护海上贸易。朝鲜海军使用神机箭，一种火箭推进式弓箭火车来驱赶倭寇。

丰臣秀吉于1590年统一日本后，于1592年带领装备有葡萄牙火枪鸟铳的军队入侵朝鲜。面对日军的大举侵略，朝鲜各地的有力乡士自立组织义军。朝鲜宫廷中的党派纷争、对日本军事能力的低估以及外交调解的失利使得朝鲜迎战淮备不足。装备有西方武器的日本军队，几个月内就占领大部朝鲜半岛，包括今天的首尔和平壤。朝鲜节节溃败，并向宗主国明朝求救。随即明朝派兵支援朝鲜。这场战争波及到朝鲜全境。不过李舜臣领导的朝鲜海军在海上有效地摧毁日本军舰，掐断后方供给。朝鲜民间的游击组织对入侵的日本军队抵御也遏制倭寇的攻势。1593年，明朝派出大规模军队到朝鲜，与朝鲜一道共同击退入侵的日本军。日本因海战失利补给无法送至，加上朝鲜破坏过度，造成瘟疫流行，当地征发粮食不易，以及急于保全占据朝鲜南部四道的战果，遂至北京议和。1597年2月（明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对朝战争。这次来势更加汹汹，淮备更加充足。明神宗得讯后，令邢玠以兵部尚书出任总督，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再次出兵援朝。最后由于丰臣秀吉的病逝，日本军队于1598年全部从朝鲜撤退。日本占领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明朝的行动最终失败。

战争期间，朝鲜发明反击日本的龟船。虽然朝鲜与明朝击败日本，但损失惨重。事后朝鲜与日本断交，直到1609年德川幕府掌权后才恢复外交关系。

后金入侵

壬辰倭乱使朝鲜国力锐减。此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正在中国东北统一女真族。1618年，努尔哈赤公布对明的《七大恨》后，开始攻打明。后金和明朝都想联合朝鲜，使光海君处在进退两难之地。光海君打算中立，但由于明朝帮朝鲜击退倭寇，朝鲜的大臣们大多数都支持帮助明朝打女真。 1619年，朝鲜就曾在萨尔浒之战中派兵支援明朝。1623年，仁祖反正，光海君被废。仁祖即位后，开始执行更公开的助明朝打后金的策略。不过1624年，李适造反使得朝鲜军中大乱。 李适造反被平定后，仁祖仍需在汉阳部署重兵以维护首都稳定，从而导致防卫北部边疆的军力不足。

1627年，清太宗皇太极派遣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带领3万后金部队侵入朝鲜，史称“丁卯胡乱”。 双方最后议和订立“兄弟国的盟约”。朝鲜停止使用明朝天启年号并遣王子李觉赴后金为人质。后金、朝鲜互不侵犯对方的领土。朝鲜大臣认为明朝派兵助朝鲜击退入侵的日军，对朝鲜有再造之恩，君臣之义，朝鲜理当与明朝交好抗击后金。因此朝鲜拒绝废除明朝年号，并依旧保持与明朝的关系。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当时朝鲜的春信使罗德宪、回答使李廓正在盛京参加登基大典。二人坚决拒绝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使皇太极非常愤怒。这最终导致1636年腊月初二日，派济尔哈朗守盛京（今沉阳），阿济格、阿巴泰守辽河入海口以遏明军，皇太极亲自率领清军十二万入侵朝鲜。仁祖得知清军攻打的消息，派人将宫眷、神主、王族迁往江华岛，自己则退往南汉山城。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初一，皇太极趁江面结冰之际渡江攻汉阳，沉器远弃城退驻光陵。此时多铎部也已攻破平壤，与皇太极会师。一月三十日仁祖与王世子李溰率侍从五十余人，穿青衣亲自出城。朝鲜仁祖出城时，英俄尔岱和马福塔已率军在城外迎接。仁祖随清军来到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史称“丁丑下城”。迫使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史称“丙子胡乱”。此后朝鲜的国王均受到清朝皇帝的册封，奉行满清的年号。

仁祖之后的孝宗，孝宗在三藩之乱时曾经试图联合日本江户幕府、南明势力反对清朝。但北伐计划最终因财政困难而计划搁浅。随着清朝逐渐控制中国全部。清朝统治者非常清楚朝鲜内部变化，为了取得朝鲜信任，多尔衮和顺治帝相继送还被扣作人质的朝鲜王子，还继承了明朝的对外政策，把朝鲜列第一属国。另外清朝还两次邀请朝鲜与八旗军队结联军北上讨伐侵扰中国东北边境的沙俄军队，史称“罗禅征伐”。由于朝鲜火枪手在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赢得清政府的褒奖。随着清朝越来越强大，当进入18世纪时，清朝已排除各种危机，成为相当强盛的帝国，开创显赫的“康乾盛世”。这使朝鲜使臣对清朝的态度明显改变。朝鲜人对清朝经过由憎到爱的转变过程，朝鲜使臣还公开倡导向清人学习。另外，朝鲜开始闭关锁国，与外界仅进行少量交往。

晚期历史

短暂复兴

在日本和后金入侵朝鲜之后的200年里，朝鲜半岛一直没有战争发生。实学在朝鲜开始兴起。早期的朝鲜实学者主张一系列包括科举、税收、科技和农业技术的改革，旨在复兴被倭与女真损毁的国家。在显宗统治时期，实学者金堉的改革不仅使朝鲜税收增加，也使农民受益。

肃宗死后，世子李昀继位，即景宗。景宗二年因为立储问题发生辛壬士祸。由于景宗成婚多年始终无子，于是在景宗元年册立李昑为王世弟。然而当时朝廷的党争激烈，因此李昑的储位并不稳固，不过景宗友爱弟弟，再加上嫡母仁元王后的庇护，终究安然无恙。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景宗病逝，王世弟即位。由于景宗壮年早逝，因此坊间也有新王弑兄的传言出现。英祖四年（1728年），少论派人李麟佐、郑希亮等起兵，以宗室密丰君（昭显世子曾孙）李坦为君，但以失败告终，史称戊申政变。

英祖十五年（1739年）为中宗元配废妃慎氏复位，追尊为端敬王后。二十二年（1746年）复金宗瑞、皇甫仁（端宗朝大臣）等人官职，二十三年（1747年）又恢复安平大君李瑢（世宗嫡三子）的官职。英祖三十三年王妃徐氏病逝，英祖在两年后册立大臣金汉耇之女为新任王妃，他和两任妻子之间都没有任何子嗣，虽然他有两子十二女，不过都是由后宫所出。其中长子李緈早夭，次子李愃虽然顺利长大成人，然而因为某些因素，导致英祖被迫将李愃关进米柜饿死。王位后来则由世孙李算（李愃之次子）继承。英祖五十二年三月五日，英祖升遐于庆熙宫集庆堂。朝鲜肃宗和英祖统治时期，为了防止党派的争夺，朝鲜君主采取对党派一视同仁的政策。朝鲜官员的任命与其所处的党派分离。

正祖被后世认为是极为仁孝的君王，因为朝鲜的礼法制度，他没有办法尊母亲惠庆宫洪氏为王大妃，但对其相当的孝顺，为其屡上尊号，最终追尊为献敬王后。正祖在十一岁那年目睹父亲庄献世子的惨死，即位后除了追尊宗法父亲孝章世子为真宗外，对亲生父亲的追慕活动也无休无止，先是将垂恩墓升格为永右园，祠堂垂恩庙升格为景慕宫，并为其屡次加上尊号。正祖十三年，决定将永右园迁至风水吉地京畿道水原郡华山脚下，仿照世祖的光陵加以扩建，并更名为显隆园。正祖十八年在水原八达山麓开工建设水原华城和水原行宫。正祖计划将华城修建为农、工、商兼备的城市，从南方拱卫汉城。1800年庚申（嘉庆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正祖去世于昌庆宫迎春轩。在位二十四年，终年四十九岁。葬于杨州健陵。

朝鲜英祖和正祖统治时期，朝鲜开始出现复兴。正祖统治时期开展更为开放的社会改革政策，得到实学者的广泛支持。朝鲜的社会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

衰退

1800年，英正时代结束后，继位者多半年幼加上无嗣，而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外戚势力逐渐掘起，权倾朝野，家族内曾有三位女性成为王后，并有多人曾出任领议政，称为“势道政治”，王权旁落。 直到1863年，高宗即位，其父兴宣大院君摄政时逐渐削弱外戚势力，王权在朝政上的影响力才又有效巩固。

1860年代中期，兴宣大院君统治闭关锁国，迫害国内外的基督徒。最终导致1866年8月法国派舰队攻打江华岛，法国战败，史称“丙寅洋扰”。兴宣大院君摄政初期的大部分精力主要是修复景福宫。1868年，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在平壤靠岸，试图与朝鲜开展商贸外交，但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部份船员被杀害。1871年，美国派兵到江华岛，要求朝鲜就“舍门将军号事件”道歉，但遭到朝鲜拒绝。外交斡旋发展成为武装冲突。美国的进攻导致朝鲜的伤亡，但外交上仍是无果，最后撤兵，史称“辛未洋扰”。

1873年，兴宣大院君引退，高宗名义上正式掌权，但实权被高宗王后闵妃（明成皇后）掌握。朝鲜宫中的高官都是闵妃的亲属。明治维新后的日本，1876年依靠西方先进武器迫使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日本取得自由勘测朝鲜海口、领事裁判权、贸易等权利。

外强的入侵和朝鲜腐败统治使民众不满。1894年1月11日，全琫淮在全罗北道发起东学党起义，提出“辅国安民，斥倭斥洋，尽灭权贵”。高宗恐慌，向清朝政府告急。清朝派出3,000军队与起义军达成停火。1894年6月8日日本得知清朝派兵到朝鲜后，派出8,000军队占领景福宫，并成立亲日政府。此次事件最终升级成为甲午战争 (1894年–1895年)。1895年4月17日，清军战败，《马关条约》签署，朝鲜不再是清朝的藩属国。

为了遏制日本，明成皇后试图拉拢俄国成为日本的绊脚石。1895年，明成皇后在景福宫玉壶楼被日本右翼暗杀并焚尸，史称“乙未事变”。 日本驻朝鲜全权公使三浦梧楼被认为是乙未事变的主导者。

大韩帝国成立与日韩合并

1897年，高宗在朝鲜国内外支持独立的政治压力下，从朝鲜驻俄国公使馆回到德寿宫登基称帝，宣布大韩帝国的成立，并开展光武改革。

1905年，日本在旅顺会战战胜沙俄，双方签署《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结束。1905年11月17日，日本与朝鲜签订《乙巳条约》，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伊藤博文成为日本在朝鲜的第一任统监。1909年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民族主义者安重根刺杀身亡。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

行政区划

朝鲜王朝历代都把全国分为汉城府、四都（广州府、开城府、江华府、水原府）和八道，八道俗称朝鲜八道。朝鲜时代的八道行政区域如下：

八道之下设五府、五大都护府、二十牧、六十五都护府、七十七郡、二十六县（令）、一百三十二县（监）。1896年的乙未改革将庆尚、全罗、忠清、黄海、京畿五道分左右两道；永安道（咸镜道）分南北两道；平安道分东西两道；江原道分岭东、岭西两部。

除了行政划分以外，古代朝鲜还按传统习惯将全国划为六个大区：关北（咸镜道、平安道）；关西（黄海道，平安道南部，以及江原道西部）；关东（江原道太白山以东的部分，又称岭东）；畿湖（京畿道全部和忠清道的一部）；湖南（忠清道一部分加上全罗道）；岭南（庆尚道）。

高宗时期，曾实行过两次行政改革，一道把朝鲜八道分为23府，但后来又再改成13道，即把平安、庆尚、咸镜、全罗、忠清五道划分为南北两道，成为十三道。

政治

朝鲜王朝的政治结构采用中央集权制。1469年完成的《经国大典》确立新的政治制度。以后虽然官职的名称存废有一定的变动，但是整个朝鲜王朝时期的官职制度总体上都遵循《经国大典》的规定。

朝鲜王朝的官职和官衔称为两班，等级效仿明朝，由正一品到从九品，共计九品十八级。其中，正三品分正三品堂上和正三品堂下。正一品至正三品堂上称为堂上官。正三品堂下到正七品称为堂下官或参上官。正七品以下为参下官。1896年以后，修改职官制度，敕任官为正一品至从二品，奏任官为正三品至从六品，判任官为正七品至从九品。武将制度，大将为一品，副将、参将从二品，正领、副领、参领、正尉从三品，副尉、参尉从六品，正校、副校、参校另外决定。

在国王下面，有辅佐机关——议政府，其首领为“领议政”，俗称“领相”，相当于北宋时期的正宰相和明朝时期的内阁首辅。领议政之下为左右议政，俗称“左相”和“右相”，与领议政同为正一品。再下为从一品左右赞成、正二品左右参赞。再下有正四品舍人、正五品检详、正八品司录。

议政府之下有六曹(吏、户、礼、兵、刑、工)，相当于同时期明朝的六部。其长官称判书（正二品），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副职称为参判（从二品），相当于中国的侍郎，往下有六曹参议（正三品堂上）、六曹参知（正三品堂上）、六曹正郎（正五品）、六曹佐郎（正六品）。监察谏议机构为司宪府和司谏院，合称两司，长官为大司宪（从二品）和大司谏（正三品堂上），下设有司宪府执义（从三品）、司宪府掌令（正四品）、司宪府持平（正五品）、司宪府监察（正六品）、司谏院司谏（从三品）、司谏院献纳（正五品）、司谏院正言（正六品）。此外还有义禁府（相当于中国的大理寺）及承政院，下设都承旨、左右承旨、左右副承旨、同副承旨（均为正三品堂上），为国王起草旨意。

宗亲、忠勋衙门有宗亲府、忠勋府、仪宾府（相当于驸马）、敦宁府等。国学为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其他机构有奎章阁、经筵厅、弘文馆、艺文馆等。史馆称春秋馆。内廷供奉机构有内医院、尚衣院、司仆寺、内资寺、内赡寺、礼宾寺、济用监、内侍府等。此外还有宗庙署、社稷署、长兴库、义盈库、冰库、平市署、图画署、惠民署、造纸署、瓦署、归厚署、典狱署、典牲署、掌苑署、司圃署、养贤库等衙门。

西班属衙门有五卫都摠府（中卫：义兴卫、左卫：龙骧卫、右卫：虎贲卫、前卫：忠佐卫、后卫：忠武卫）、五军营（训炼都监、御营厅、禁卫营、摠戎厅、守御厅）、内三厅（内禁卫、兼司仆、羽林卫）、扈卫厅、捕盗厅、镇抚营、管理营、龙虎营、摠理营、世子翊卫司、世孙卫従司。长官称都摠管（正二品）；训炼都监：都提调（正一品）、提调（正二品）、训练大将（从二品）；御营厅：都提调（正一品）、提调（正二品）、御营大将（从二品）；禁卫营：都提调（正一品）、提调（正二品）、禁卫大将（从二品）；摠戎使（从二品）；守御使（正二品）；内禁卫将（从二品）；兼司仆将（从二品）；羽林卫将（从二品）；扈卫大将（正一品）；捕盗大将（从二品）；镇抚使（从二品）；管理使（正二品）；禁军别将（从二品）；摠理使（正二品）。

地方行政分八道，道下为大都护府、牧、都护府、郡、县。汉城府判尹为正二品，下设左右尹（从二品）。四都（开城府、江华府、水原府、广州府）长官称留守，水原府和广州府留守为正二品、开城府和江华府留守为从二品。汉城府判尹、左尹、右尹和四都留守属东班京官职。东班外官职为从二品诸道观察使、从二品府尹、正三品堂下大都护府使、正三品堂下牧使、从三品都护府使、从四品郡守、从五品都事、从五品判官、从五品县令、从六品察访、从六品县监、从六品教授、从九品训导、从九品审药、从九品检律、从九品驿丞、从九品渡丞。中央外派官职有道观察黜陟使、都巡安使、按廉使。

朝鲜王朝实行文人治军和兵将分离制度，无定将、无定卒，类似轮流服役的预备役军队，而非常备军。西班外官职包括兵马节度使、兵马防御使、水军统御使、水军防御使、水军中军、（下三道：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三道水军统御使、三道水军统制使（均为从二品）；兵马节制使、水军节度使、巡营中军、镇营将（均为正三品堂上）；兵马佥节制使、水军佥节制使、兵马虞侯（均为从三品）；水军虞侯（正四品）；兵马同佥节制使、兵马万户、水军同佥节制使、水军万户（均为从四品）、兵马评事（正六品）、兵马节制都尉、监牧官（均为从六品）、别将、权管别将（从九品）。

朝鲜王朝早期效仿明太祖直接管理六部的方法，实行六曹直启制，六曹直接对国王负责，世宗后改行议政府署事制，六曹归议政府管辖。

经济

朝鲜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在1876年，朝鲜全国人口为1688万，其中80%以上是农业人口（当时日本和欧洲的农业人口在65%左右）。伴随着农业的发达，朝鲜出现一定程度的商业和手工业，但是商人和工匠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以工匠来说，他们和明朝的“匠户”一样，从身份上来说是官府的奴婢，按照户籍被编为固定的“京工匠”和“外工匠”，一旦官府有令，工匠就要无报酬地为其制作各种物品。

朝鲜时期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农业税收。税收以贡米为主，杂以少量地方土特产，很少征收货币地租。因此农业成为经济的关键。在土地问题上，朝鲜确立高丽末期开始的科田法，废除贵族占有大片土地的现象，并解放大批奴婢(但又转为两班奴婢)。世祖时期，在1466年制定职田法，田地只授予在职官员，在其去职后由国家收回，以提高国家的税收，防止两班贵族对土地的兼并。随着开恳荒地和农具的改进，促进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货币的机能逐渐提高。因此，不仅各地商业日益发达，对外贸易也进入正常的轨道（参见日朝贸易）。

十七世纪后，私营的手工业场取代官营的工场，刺激为出售而生产货物的手工业发展。商业活动的增加还促进商业性农业的兴起，而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又促使农村生活开始发生变化。朝鲜的宫廷用度、百官俸禄都来自田税米谷，此外一切恒常及临时使用之物，如丝绸、药材、马匹、衣料、纸张、菜蔬等等均责之于土贡。英祖之前的几代国王对此制度进行改革，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允许边远地区将贡物折成米，然后用米纳税，交到附近的港口，称之为贡价米。在山区允许缴纳土产来代替粮食。贡价米发到各个衙门手中，由其自行采办所需物资，或者交人承包采购。承包者即为“贡人”，后来发展成朝鲜商人的主力。

18世纪，朝鲜王朝的国内和国际商业活动量迅速增加，通过经由行会组织扩大的垄断和批发销售，出现资本积累。许多从事贸易的商人集中在汉城。政府核淮的商店即领有执照的贡物供应商（六矣斗廛）与街巷小店主（乱廛）之间的传统分野，被融合到一种垄断和批发体制的结构之中。临时商店的设立原来是为了满足人民在特殊场合（如科举考试、国王出巡和其它全国性大事等）的需求，但是这些店铺在这种场合过去后，仍继续向普通百姓供应食品和杂货。这些店铺是由小店主在临时搭起的棚屋里经营的，他们不管怎样都依赖批发商。批发商的价格方针对汉城百姓的生活有着直接影响。手工匠往往成为个体生产者。有些人甚至发展成工厂厂主，取得销售自己产品的垄断特许权。在一些情况下，仅仅做经营某些商品的批发商比从事物品生产更有得可图。在商人和手工匠中，藉对已获得特许的的商品作少许改进而创立一种新商品来获得特许证，已成为一种风气。特许证确保垄断和受到政府保护。朝鲜义州地区所谓的“湾商”（首领为当代钜富林尚沃）垄断来自京畿道和忠清道的商品贸易，还有一些批发商在全国有着人参销售网。此时朝鲜人参生产已经从单纯的采集山参和在山间种植人参发展为大规模的参田，并将采摘的人参蒸干加工制成红参，在中国深受欢迎。

到英祖时期，朝鲜和清朝、日本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其中除了中朝边市贸易的牛、马、盐、铁之外，最重要的是对清朝的人参贸易。人参贸易又称为八包贸易，每包人参为10斤，朝鲜允许到中国的使团—所谓“燕行”人员—每人携带八包。后来因朝鲜边民越境采参伤害中国地方官员，朝鲜政府停止人参出口，使团按每斤人参25两白银计算，可以携带2000两白银去中国购买商品。后来为了防止白银过度外流，又折合成价值2000两白银的朝鲜货物，如皮毛、纸张、海产干货等杂物。高级官员可以携带一个半八包（3000两白银）的货物。由于使团内象译官等低级官员资本短缺，于是私商趁虚而入，或贷款给译官，或直接为使团提供包参和包银，从中国购买商品。他们出售人参和朝鲜其他产品来换取日本的白银、中国的织物、日用杂货、金属品、书籍、药材、染料，还有朝鲜王室所用的药材、珠宝、苏杭绸缎等奢侈品，采购量相当大。一些朝鲜巨商为了追求利润，甚至充当使团的马夫、奴子，随同使节团前往中国。

从朝鲜输送到清朝的商品包括马匹；貂、水獭、青鼠、豹等毛皮；海参、鲍鱼、虾、鱼、海带等海产干货；金、银、铜、豆锡、生铁、钢铁等金属；白纸、壮纸、桑皮纸等纸张；人参、胡椒、白矾、干姜等药材；丹木、槐花等染料；梨、苹果、柿、栗等干鲜果品。从清朝输入朝鲜的有牛、羊、骡、驴等牲畜；剪刀、镊子、针、床炉、釜、皮箱、马鞍、雨伞、木箸、算盘、梳子、钮扣、烟袋、眼镜、瓷器、毛绵纸、斗方纸、火石、火镰、笔、墨、砚、铜壶、锡壶、指南针等日用杂货；各种金属制品如铲、犁、铧、锯等工具；金、银、铜制钱等通货；棉花、棉纱、生丝等纺织原料；各种棉布；各种锦缎绫绸；各种男女成衣、帽子、鞋袜；各种染料；各种食品；各种药材；各种书籍；乃至于进口珠宝玉石、漆器牙雕、家具古董、钗环首饰、自鸣钟、自鸣琴等西洋玩好、猫狗鹦鹉等珍禽异兽。此外还有清朝严禁出口的天文、历法、地理、历史类书籍，以及牛角、火药、硝石、硫磺等军用品，米、豆、麦等谷物，以及生丝铜铁等物，主要是由使团私带和走私进口。

除了中朝贸易之外，朝鲜的廛贡商人还作为中日贸易的转口商，用从日本贸易得来的白银到中国购买丝等物，再将中国的丝出口到日本换取白银。朝鲜“贸白丝于清国者，皆入倭馆，则辄得大利。白丝百斤，贸以六十金，而往市倭馆，则价至百六十金，此大利。故白丝虽累万斤，皆能售之”。在英祖时期，开城的商人（松商）在人参批发和出口贸易活动中与汉城、义州的同行（京商、湾商）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三方国际贸易。他们从朝鲜寺庙里的生产者那里大量买进纸张（高丽纸），从东部海岸买进海带、海参等干货，从中部和北部山区猎人那里买进水獭、豹、虎等野兽的毛皮，从中国进口白丝、锡，从日本进口红铜、铁器，这些商品都是用来进行这种三方国际贸易的。此外，朝鲜通过琉球向南洋的转口贸易也有发展，从南洋进口药物、香料和珍珠、玳瑁、珊瑚等奢侈品。在琉球王国都城首里城（朝鲜称为海浦）出现专门航行到朝鲜的琉球贸易船。李重焕在《择里志》一书中，李寅文在画作《取之不竭的江山》中，分别叙述和描绘贸易船只经常来往于这些边远港口的情景。后朝鲜政府规定造参以松商（开城商人）为主，出口则以京商与湾商（汉城、义州商人）为主。尤其湾商到了林尚沃的时代，不仅如前文所说垄断国内贸易，而且还代政府收税、经营银钱兑换、经纪海外贸易。

朝鲜商人的这种商业垄断和批发活动造成对银和铜的更大需求，促进采矿业的发展。倭乱之前在政府严格控制下的矿山交给私人经营者。在十七世纪，朝鲜全境有68个银矿在开采，但是铜矿业不是很发达，因为朝鲜的铜主要是依靠日本供应的。然而在十八世纪，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停止出口铜，而与清朝的贸易也要求朝鲜大量供应铜，所以朝鲜的铜矿也发展起来了。英祖以通过增加钱币的铸造来鼓励货币流通，所以物价不断上涨，汉城市民如果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商业活动的话，他们的生活会受到威胁。1801年以后，湾商中的林尚沃声名逐渐远播，使当代朝鲜人对经商的看法转为正面，许多两班和平民不顾自己的身分，也起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此外汉城在18世纪作为工商业城市已有长足进展，19世纪后贸易更胜往年。老百姓对诸如刀、文具、烟竹、衣帽、餐具、农具等手工艺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对妇女戴装饰假发的限制实际上也消失了。

只有在汉城（京城）、开城（松都）和义州（龙湾）三地有势力强大的商人阶层，被称“京商”、“松商”和“湾商”，京商以贩卖王室和士大夫所需的奢侈品为主，松商和湾商则经营对中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20世纪初朝鲜京城、开城等地的商业巨头，如大昌贸易株式会社、泰昌财阀、永信社、高丽参业社等等，其祖先都是经营对华贸易的京商或松商。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是人参，此外还有高丽纸、花席、刀子、海产，以及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等贵重成药，从中国进口高级绸缎、药材、书籍，以及针线刀剪、烟袋算盘、笔墨砚台等日用品。18世纪之前是朝鲜出口人参和中国丝绸、换取日本的白银和砂金。19世纪初日本限制金银出口，朝鲜出口牛皮，从日本进口铜。

朝鲜商品经济落后，货币流通量也少。李朝初年仿照明朝发行楮币（纸币），但是由于增发、滥发，楮币很快失去信用。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朝鲜人在纳税、交易、置产，乃至行贿时，最常用的货币是装在稻草包里的大米，其次还有麻布和棉布。铜钱从中国进口，1423年朝鲜开始铸造本国铜钱“朝鲜通宝”，1678年又铸造“常平通宝”，铸钱所需铜全靠从日本进口。朝鲜钱法紊乱，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允许户曹、常平厅、赈恤厅、训练都监等文武官署自行铸造铜钱，导致恶钱、私钱泛滥。这些钱成色低劣，重量飞薄，被称为“叶钱”。

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拜尔德女士在其著作《朝鲜和她的邻居》中写道，1894年时，虽然汉城、开城等大城市和仁川、釜山等通商港口已经可以使用日元纸币，但朝鲜内地仍用铜钱当货币，1美元能兑换3200枚铜钱。10英镑换成的铜钱需要用六个男人来抬，这给外国旅行家带来极大的不便。1893-1894年，淮军将领聂士成考察朝鲜北部。在朝鲜咸镜道的富宁府，聂士成曾与当地府尹笔谈，府尹感慨说“自从就任该职，已经四年，如今亏空公款四千余贯，上国大人见到国王时，望代为吁垦”。聂士成写下“城池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积蓄。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当时朝鲜虽然已经开辟仁川、元山等贸易口岸，但是“各海口出产稀少，不通商贾大道，无甚起色”。

1895年2月，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提交关于朝鲜经济的报告。1894年（甲午年），朝鲜的岁入为749万日元（按照日元与银两的兑换比例1:0.644换算，约合纹银482.4万两）。其中地税为500万元，平安道地租50万元，红参税18万元，鱼业税和盐业税1.2万元，屯田税30万元，户赋钱100万元，海关关税50万元。当时朝鲜积欠的外债（包括向日本第一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清朝招商局、同顺泰票号的借款等）为7.12亿日元（4.585亿两），内债9.46亿日元（6.09亿两）。朝鲜政府债务偿还能力每年96万日元左右，即使不计算利息，朝鲜要偿清外债也需要花1727年的时间。为偿还债务，一方面要把朝鲜每年预算支出压缩到650万日元以下，另一方面要设法增加朝鲜的政府收入。

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大量工业人口，工厂主选用廉价的朝鲜米作为工人主食。米和大豆成为当时朝鲜最主要的对日出口物资。由于大量出口，导致朝鲜国内米价上涨，从1886年的每石2600文左右迅速涨到1903年的每石8589文。另一方面，由于从日本大量进口白棉布、食盐、烧酒、洋钉、洋伞等商品，朝鲜传统的农村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民众生活困苦，作为特权阶级存在的两班（士大夫阶层，两班指的是上朝时的东班和西班，即文武官员）和政府官僚却极尽掠夺、榨取之能事。按照祖制，朝鲜官员俸禄微薄（按《续经国大典》，正一品官员的月俸只有米三石八斗、豆二石），因此受贿和贪污腐败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壬午兵变的原因，就是京城武卫营和庄御营的士兵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俸禄，当全罗道运来一批漕米、好不容易发放一个月的俸禄后，又遭到宣惠厅堂上官闵谦镐的克扣和中饱私囊，米中掺入大量米糠和砂石，不堪食用，导致愤怒的士兵发动哗变。

朝鲜王朝的官员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概念，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对商业阶层进行无休止的诛求。地方商人要缴纳的税收包括“官分”（交给地方官府）、“营分”（交给兵营）、“洞分”（交给洞、里等底层行政单位）、“贸易分”（营业税），以及交给国王、王妃、世子、义和宫、龙洞宫、竹岘宫（均为王室宗亲）的孝敬费用等等。两班和官吏常以“借钱”的名义向商人索取钱物，如果不及时孝敬，就要被抓到官府拷打。甲午战争日军占领朝鲜后几个月时间里，朝鲜的“军国机务处”推出208项重要的内政改革措施，新政府把分散在王室、户曹和宣惠厅手里的财政及赋税大权统一收归度支部，废除实物纳税，实行银本位制，发行白银、白铜、赤铜、黄铜四种新式货币（银币一两等于旧铜钱一百枚）。

外交

与明朝

朝鲜王朝建立之后，李成桂就主动成为明朝的藩属国，在与重臣们共同商讨国号变更事宜后拟定两个国号——“朝鲜”和“和宁”奏请明太祖朱元璋裁定，明太祖圈定朝鲜二字。1592至1598年间，日本入侵朝鲜，史称壬辰倭乱，万历皇帝派兵援助朝鲜，是为万历援朝战争。此后在1627年，阿敏带领3万后金部队侵入朝鲜并强迫朝鲜与明朝断绝关系，但是朝鲜一直保持与明朝的关系，并继续使用明朝年号正朔，一直到1636年丙子战争之后，朝鲜力屈而服，与明朝断绝关系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但此后朝鲜历代君王与士人多视清兴明亡使中原“胡膻遍地”，如以往至明朝朝贡的使节称作“朝天使”，而被清征服后前往朝贡清朝的使节则贬称为“燕行使”，并自朝鲜仁祖拒绝使用清朝皇帝所赐谥号，而朝鲜国内普遍存在“尊周思明”的思想，在明亡后仍视明朝为君上之国，父母之邦，不但在明亡后仍“尊崇祯以存中国”，暗中使用明朝崇祯年号，增脩大报坛，虔诚地崇祀仰慕明太祖、明神宗与明思宗，更曾经一度倡议考虑北伐清朝，详情可见朝鲜孝宗北伐计划，而以明亡后正统中华传承人的小中华自居。

李氏朝鲜成立后，不断对图门江一带的女真族进攻与招抚，另一方面设官驻军与鼓励南方农民落户，使图门江正式成为中朝国界，咸镜道成为李朝国土。

与清朝

1618年，努尔哈赤开始攻打明朝。想要联合朝鲜。但朝鲜的大臣们大多数都支持帮助明朝攻打后金。1623年，仁祖反正后，开始公开的帮助明朝打后金。1627年，后金军侵入朝鲜，史称“丁卯胡乱”。双方订立兄弟国的盟约。但是朝鲜依旧保持与明朝的关系。1635年，后金取得征服漠南蒙古的胜利之后，皇太极从内部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此时朝鲜国王仁祖拒绝派遣质子，并且不接待后金的使臣，皇太极登基之前也不派人为称帝劝进。这进一步激化后金与朝鲜的矛盾。朝鲜积极备战，并请求明朝援助。1636年12月，皇太极亲率大军渡江，攻陷义州，八旗大军长驱直入。另一路多铎带领的大军进入平壤，直抵王京城下，与清太宗皇太极会师。朝鲜国王李倧将逃至南汉山城，固守待援，被清兵包围。朝鲜援兵几次来解围都被击溃，汉城陷落。1637年1月，皇太极对李倧发出通牒，责令投降。李倧在内外援绝的情况下出降。此次李倧投降。在清朝的压力下，朝鲜被迫同意如下要求：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朝鲜断绝与原宗主国明朝的关系。朝鲜仁祖以其长子李溰、次子李淏赴清朝作人质。朝鲜应向清朝朝贡。每年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疋、绵绸二千疋、细麻布四百疋、细布万疋、布四千疋、米万包。清朝攻打明军驻扎的皮岛时，朝鲜应该出兵、出战船五十艘协助。清朝禁止朝鲜大量修建城堡等防御工事。由明朝的属国变成清朝的属国。史称“丙子胡乱”。

1644年，清军入关，并在此后的二十年里统一全国。这对朝鲜国策也产生巨大变化。清西派势力被扫除。与此同时，在功西派内部分裂为主张出兵援助清朝的洛党和反对出兵援助清朝的原党。洛党的金自点在获得领议政的职位后，压制原党，并派出军队帮助大清南下攻打明朝残余势力。皇太极和多尔衮等人，提出朝鲜王室每年派出王子作为人质关在沉阳和北京。朝鲜仁祖屈服于大清之威答应。之后的孝宗曾经想要北伐清朝但因财政困难而计划搁浅。随着清朝的统一，朝鲜内部又发生变化。西人党再次分裂为亲清的汉党和反清的山党。清统治者非常清楚朝鲜内部的变化，为了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摄政王多尔衮和清世祖顺治皇帝相继送还在清朝做人质的朝鲜王子，还继承明朝把朝鲜列为第一属国的对外政策。康熙皇帝在位时期，清朝还两次邀请朝鲜军队与八旗军队结联合北上讨伐沙皇俄国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军队，史称“罗禅征伐”。朝鲜在战斗中立下战功赢得了清廷褒奖。在支持清朝的汉党退出政治舞台后，西人党又分裂为老论派和少论派。十七世纪后期第十九代国王肃宗即位后，南人党依附着张喜嫔得势。张喜嫔为了推翻仁显王后闵氏的势力，积极与清朝合作，铲除掉提出北伐论的反清大臣宋时烈，大清与朝鲜的关系才得到一定的改善。但由于清朝拒绝册封张喜嫔之子为世子，因此两国关系又有恶化。在张喜嫔的势力被去除以后，肃宗国王举办大型的祭祀明朝三皇（明太祖、明神宗、明思宗）的活动，再一次表达北伐清朝的意愿。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的朝鲜第二十一代国王英祖时期，亲清的南人党被英祖国王扫除。然而，由于明朝灭亡已经超过百年，英祖从国家大局考虑，向清朝妥协，并积极开展中日朝三国贸易，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朝鲜民间的民族独立主义逐渐萌芽，新的反清种子就此种下了。不过，伴随着反清思想产生的，是朝鲜人逐渐把大清与中国划上等号，反清之风演变成反华之风。1894年甲午战争，清朝被日本打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朝鲜与清朝近260年的藩属关系正式结束。

与日本

朝鲜经常遭到倭寇的侵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派兵援助。事后与日本断交，至1609年才恢复外交关系。

近代以来，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日本取得一系列经济权益。1894年为了与中国争夺朝鲜的宗主权爆发甲午战争。1895年4月17日，清军战败，《马关条约》签署，朝鲜停止和清朝的藩属关系。为遏制日本，明成皇后试图拉拢俄国成为日本的绊脚石。1895年，明成皇后在景福宫玉壶楼被日本右翼暗杀并焚尸，史称“乙未事变”。日本驻朝鲜全权公使三浦梧楼被认为是乙未事变的主导者。

1897年，高宗成立大韩帝国。1905年，日本在旅顺口海战战胜沙俄，双方签署《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结束。1905年11月17日，日本与朝鲜签订《乙巳条约》，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大韩帝国灭亡。

科技

天文学和地理学

朝鲜王宫内的科研机构发明正方案、圭表等天文仪器，以及仰釜日晷、悬珠日晷、天平日晷、定南日晷、自击漏、玉漏等精密仪器。宫廷历法机构编写《七政算内篇》、《七政算外篇》、《诸家历象集》等书籍。18世纪初，实学派还将西方的地转说引入朝鲜。

世宗时代，编纂八卷本《地理册》，按照一定的体系详细叙述朝鲜各州郡的历史变迁、名称由来、山川、部曲、城池、官坊、烽燧、桥梁、津渡、驿站、按姓氏分类的居民构成、牧场、土产、手工业种类、土地的肥瘠、田结数、租税、供纳、运输、四季气候、风俗和路程，相当于一部地理方面的百科全书。与此同时编纂各地的地方志，此后又编写《东国舆地胜览》、《东国舆地备考》等地理书籍。地图方面，先后编纂《八道州郡图》、《八道山川图》、《八道图》、以及按照比例尺绘制的《大东舆地图》。

实用科学

朝鲜王朝时期实用的发明创造活动同样非常活跃。农业书籍包括《农家集成》、《农事直说》、《农桑辑要》、《四时纂要》、《课农小抄》等重要书籍。制造并改进雨量计、水文计等科学仪器。高丽时期发明的铜活字印刷技术和排版术得到广泛应用，1403年在汉城设置铸字所。17世纪的实学家还深入研究西洋算学，洪大容编写《筹解应用》，把古代算术发展到包括代数学和几何学在内的现代数学。

医学

朝鲜王朝时期是朝鲜传统医学的成熟期。自世宗以来，朝鲜与明朝的医学交流明显增多，朝鲜对明朝医学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全面。与此同时，朝鲜本土乡药医学的研究在成宗时期也达到鼎盛。由于中国药材路远而昂贵，朝鲜越发意识到使用乡药更为方便、便宜、疗效更佳。

1431-1443年间，朝鲜医家卢重礼、俞孝通、朴允德等奉世宗之命以《乡药济生集成方》为蓝本，借鉴中国和朝鲜本国医学书籍编撰而成朝鲜半岛医学史上的第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乡药集成方》。世宗时期，朝鲜还对实用性较强的中医方剂学进行了整理，为吸收和同化中国医学提供了有效的方法。1445年，世宗又命金礼蒙等编纂了另一部大型医学著作《医方类聚》。该书共365卷（现存仅262卷）历经朝鲜世宗、世祖、成宗三朝，耗时十余年于1465年最终刊印，引用中国医书153部，其中包括40多部中国已佚的古医书。训民正音发明后，朝鲜还对中国和用汉字书写的朝鲜方书进行了韩语翻译、解释、注解，为朝鲜自主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意义（车武，杨昭全208页）。

朝鲜世祖是位非常重视和喜爱医学的君主。他平时经常侍讲医书，并于世祖九年十二月亲自编写了《医学论》。此书经韩继嬉、卢思慎等人参阅后，经医臣元浚注解后，印刷出版。自幼好学的成宗即位后，按崇贤殿的旧制设立了弘文馆，重建了读书堂。在他在位期间，朝鲜先后翻刻了《乡药集成方》、《食药撰要》、《医方要录》等朝鲜医书和《神应经》、《周府袖诊方》、《李东恒十书》、《加减十三方》等中国方书（车武，16页）。

朝鲜王朝中期的医学主要是以金元四大家和明朝中期的医书为主。燕山君之后，乡药医学开始逐渐衰落，乡药的采集被忽视，许多乡药方书也未能在临床中得到应用。壬辰倭乱期间，无辜百姓死于疾病，救济百姓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但当时朝鲜既有传统医学，又有中国宋、金、元时期医学，还有刚刚传人的明朝医学，出现各种医学混合在一起的混乱局面。宣祖于是命许浚编撰新的综合医书，纠正错误理论和处方，并选取正确的处方。1610年，许浚花了14年的时间最终使《东医宝鉴》成书。《东医宝鉴》是一部以《黄帝内经》为理论基础，加之金元四大家的实际医学理论，并倡导朝鲜乡药运用的综合性医学理论和临床典籍。它的问世确立了韩医学的独立地位，并最早创用“东医”作为朝鲜传统医学的专用名。乡药也重新得到复兴（车武，178页）。

文化

教育

朝鲜王朝时期的教育制度由官学、私学和特殊教育机构组成。官学分为国立高等教育机构成均馆和地方教育机构乡校。在成均馆之下，设有京城东、西、南、中四学，即由高丽五部学堂发展而来的四部学堂。私学有私立中等教育机构书院和初等教育机构书堂。书堂主要招收8-16岁平民子弟，入退学自由，无身份差别，实行单独学习、按能力学习、专人教育，主要学习《千字文》、《小学》、《诗经》、《易经》、《史记》等。书堂既是私学也是官学的初等教育机构。书院始于1543年丰基郡守周世鹏建立的白云洞书院。之后，在李滉的努力下，白云书院得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在朝鲜各地迅速发展起来。书院以程朱理学和其它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尊从名儒功臣，明伦扬道，讲学专研”。书院培养不少朝鲜名儒，不过在朝鲜王朝后期，一度成为党争寄居地。特殊教育有宗学和经筵。宗学是世宗时期为贵族子弟设立的传授经典、巫术、道德等贵族应该遵守的法道。经筵是大臣给君主授课的制度，主要由弘文馆员负责（文化，291页）。

1443年朝鲜王朝世宗大王组织一批学者创造适合标记韩语语音的文字体系--韩字。这些文字当时被称作“训民正音”，意为“教老百姓以正确的字音”。虽然韩文在发明后的初期，受到两班贵族的抵制。但随着民族文字的推广，教育在庶民和妇女中得以展开。（董向荣，129-130页。）

文学

诗歌

朝鲜王朝早期，《训民正音》的发明为朝鲜国语诗歌的发展开启新的起点。高丽末期出现的时调从最初的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朝鲜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发展出“平时调”、“辞说时调”、“于时调”多种形式。与此同时，歌辞作为“长歌”形式也成为与时调并行发展的国语诗歌体裁，朝鲜王朝后期还出现形式更为灵活的“杂歌”。朝鲜的时调大师主要有李滉、李珥、尹善道等。歌辞大师主要是郑澈和朴仁老。英祖时期，朝鲜王朝出现以“敬亭山歌坛”为代表的国语诗歌创作团体。1728年，金天泽编纂朝鲜文学史上的首部综合性国语诗歌集《青丘永言》。“敬亭山歌坛”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金寿长在1763年编纂出版《海东歌谣》。“敬亭山两翁”的这两部时调集与1876年朴孝宽及其门生安攻英合编的《歌曲源流》被誉为朝鲜王朝的三大歌谣集。此外还有《古今歌曲》、《东歌选》、《南薰太平歌》、《瓶窝歌曲集》、《客乐谱》等（通史，韦旭昇，976页，308-309页）。

汉文诗歌的创作在朝鲜王朝时期也非常繁荣。在1918年文士张志渊编纂的朝鲜历代文人的汉诗集《大东诗选》中，朝鲜王朝时期的作品就占到全书12卷中的11卷。16世纪中叶，朝鲜诗坛出现“三唐诗人”（白光勋、崔庆昌、李达）。朝鲜王朝中期由于壬辰倭乱和女真的两次入侵给朝鲜带来的破坏，实学派思想和文学兴起，出现“四家诗人”（朴趾源的四位弟子：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实学派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丁若镛。17世纪，以中下层文人为主体的委巷文学开始兴起，领军人物是赵秀三。有人将他和崔致远、李奎报、李齐贤一起称为朝鲜文学史上的四大杰出诗人。金笠是朝鲜王朝末期出现的一位出身于两班贵族的著名讽刺诗人。他22岁的时候决定终身不任，头戴斗笠天流浪天涯，被称为“斗笠诗人”，其代表作有《是非歌》、《嘲两班儿》、《贫吟》等。此外，乐府诗的创作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并形成自成一派的“海东乐府”体，使朝鲜诗歌创作出现多元化的发展局面（通史，1080-1095页）。

散文

散文在朝鲜王朝时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并出现国语散文。高丽后期出现的稗说体散文在朝鲜王朝前半期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在题材和内容上也更加丰富，不是仅局限于诗话，而是涉及名人逸事、传说、寓言、笑话、天文地理、风俗民情等各个方面。主要作品包括徐居正的《笔苑杂记》、《太平闲话滑稽传》，姜希颜的《养花小录》，成倪的《慵斋丛话》，曹伸的《谀闻琐录》，柳梦寅的《于于野谈》等。虽然稗说体散文与正史、地理志、寓言集等相比显得“不正规”，但其丰富的内容和灵活的形式，也弥补专著的不足，也为后世小说的产生起到积极的意义。（通史，韦旭昇，759-760页，221-225页。）

1519年，金净创作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有关济州岛风土人情的纪行散文《济州风土录》。朴继叔和他的儿子朴就文在就任咸镜道的地方官员期间，写下《赴北日记》和《赴防日记》两篇有关咸镜道自然与人文的纪行散文。《山中日记》是丁时翰在辞官隐退后，花两年时间走访大半个朝鲜半岛后写下的纪行散文。南孝温、李廷龟、李宜显、徐荣辅等文人创作游览金刚山的纪行作品。朝鲜出任中国和日本的使节也创作许多记录其国外见闻的纪行作品。有关日本的纪行代表作有申叔舟的《海东诸国纪》，赵衍的《扶桑日记》，申维翰的《海游录》等。有关中国的纪行代表作有洪大容的《湛轩燕记》、朴趾源）的《热河日记等。1488年，崔溥乘船从济州回往故乡罗州，途中遇到风浪被漂流到中国浙江。他历时四个月经陆路和京杭大运河来到北京，后回国，之后写下纪行作品《漂海录》（通史，777页）。

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朝鲜王朝先后经历壬辰倭乱和女真的两次入侵，使朝鲜封建社会遭到极大的破坏。国家的内忧外患激发人们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一批反省历史，反映时代问题的纪实散文应运而生。有关壬辰倭乱的作品主要有柳成龙的《惩毖录》，李舜臣的《乱中日记》，反映义兵将领英雄事迹的《忘忧堂先生集》、《金忠壮公遗事》等。反映丙子胡乱的作品主要有石之珩的《南汉解围录》，南业的《丙子日记》，金尚宪的《南汉纪略》、鱼汉明的《江都日记》等（通史，782-783页）。

训民正音的发明为女性创作文学作品提供便捷的工具。朝鲜王朝时期出现一些宫廷女性创作的国语散文，比如英祖的嫔妃、宣嬉宫映嫔李氏所创作宣扬“妇德”的“教科书”《女范》。无名氏的《癸丑日记》是篇记述宣祖去世后光海君毒死兄长临海君与永昌大君争夺王位的作品。无名氏的《仁显王后传》讲述的是仁显王后被肃宗张喜嫔陷害遭流放后又被复位的的经历。《闲中录》是献敬王后所作的记录英祖三年到纯祖十五年朝鲜王朝充满血腥的宫廷争夺。其中《癸丑日记》、《仁贤王后传》和《闲中录》被称为朝鲜宫廷文学三大散文代表作（通史1333-1334页）。

小说

进入朝鲜王朝后，小说作为新的文学样式开始兴起。金时习的《金鳌新话》上承《新罗殊异传》中《崔致远传》的传奇文学传统，下启金万重《九云梦》的浪漫主义小说的先河，是部在朝鲜小说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与价值的作品。该小说集原本在朝鲜已经失传，但后在日本发现五篇。这五篇作品在情节和人物上都各不相同，但都是有关怀才不遇的书生与女鬼或仙女的传奇故事，同时反映出鄙弃贪官，念及百姓，憎恨侵略者，忠于王朝正统君主等观念。（通史，794-804页。）

许筠的《洪吉童传》是朝鲜文学史上出现较早的文人国语小说。《洪吉童传》以农民起义军领袖洪吉童的民间传说故事为基础，描写庶子出身的洪吉童由封建嫡庶差别制度叛逆者成长为农民起义领袖，并建立理想社会“硉岛国”的过程。这是朝鲜文学史上的首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也是首部反映社会改革理想的小说。许筠因与朴应犀、徐羊甲等庶子出身的人物密谋在弼州起义而被处死后，该书被朝鲜列为禁书，长期以来只是在民间秘密流传，直到1905年翰南书林根据民间流传版本内容，以木刻版的形式出版翰南本。（通史，韦旭昇，832-841页，278-282页。）

中世纪，朝鲜长篇小说在国语小说家金万重（1637-1692年）的带动下发展到成熟阶段，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谢氏南征记》描写的是中国明朝一个官宦家庭的妻妾争斗，但实际上针对的是朝鲜肃宗被张喜嫔迷惑，将正宫仁显王后闵氏废黜之事。《谢氏南征记》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在朝鲜文学史上的出现（通史，韦旭昇，842-859页，283-290页）。《九云梦》是金万重续《谢氏南征记》之后在流放生活中所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讲的是唐朝一位佛门弟子性真邪心忽发，做了一场人间轮回的春梦，梦醒后由色悟空，大得“寂灭之道”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富贵功名，如一场春梦”的佛教“空观”思想。《九云梦》是在朝鲜文学史上有很大影响的作品。受其影响，朝鲜文坛之后出现许多以“梦字类”的小说，比如李廷桌（1678-1758年）的《玉麟梦》，南永鲁（1810-1858年）的《玉楼梦》等。许多后世的传奇小说也都效仿《九云梦》以中国为背景进行创作，这样不仅可以回避直接写本国可能引起的麻烦，也为作者提供更为广泛的创作想象空间（通史，韦旭昇，859-872页，291-299页）。

16世纪末和17世纪上半叶，朝鲜王朝经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催生许多以抵抗外族侵略为内容的爱国主义小说，其中的代表作主要有《壬辰录》、《朴氏夫人传》和《林庆业传》等。《壬辰录》是朝鲜文学史上的首部爱国主义小说，也是首部反映战争的演义性讲史小说，对后世军谈小说的出现起到积极的作用。小说描述水军将领李舜臣、陆军将领金应瑞，义兵领袖郭再右、郑文孚、金德龄、西山大师、泗溟堂，爱国妇人桂月香，以及明朝将领李如松等的抗倭英雄事迹。《朴氏夫人传》塑造一位抗金巾帼英雄朴氏夫人，是“男尊女卑”的朝鲜封建社会较为罕见的作品。小说《林庆业传》的主人公是朝鲜民族英雄林庆业。作品描写他与后金侵略者的斗争过程，和最后被奸臣金自点暗杀的悲惨命运。（通史，韦旭昇，873-893页，269-277页。）

18世纪中期以后，讲唱脚本小说开始在兴起，主要代表作有《春香传》、《沉清传》、《兴夫传》、《兔子传》、《裴脾将传》等。这些作品经过朝鲜民间长期的流传、加工、润色后被写成小说。其中《春香传》、《沉清传》和《兴夫传》被誉为“朝鲜三大古典小说”（通史，韦旭昇1194-1200页，325-339页）。朝鲜王朝其它小说作品还有林悌的两篇寓言讽刺小说《花史》和《鼠狱说》，朴趾源的短篇讽刺小说《两班传》、《许生传》（韦旭昇380页），爱情小说《云英传》（通史811-815页）、《彩凤感别曲》（通史，韦旭昇1153-1159页，361-370页），世态小说《蔷花红莲传》和《孔菊和潘菊》等（通史，韦旭昇1166页，340-341页）。

民间文学

朝鲜王朝的民谣可以分为劳动歌谣、仪式歌谣、反映反侵略的爱国斗争歌谣和游戏歌谣等。《求麦谣》、《插秧歌》、《织布歌》、《锄草歌》等是典型的劳动歌谣。《蜥蜴歌》、《地神谣》、《挽歌》等属于仪式歌谣。表现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歌谣有《倭将清正谣》、《强羌水越来》、《风筝线歌》等。安东地区的《踏桥》和全罗南道西南地区的《强羌水越来》都是游戏歌谣。《强羌水越来》是壬辰倭乱时期流行于南海一带的爱国主义歌谣，目前已被韩国政府列为第8号重要文化财产，2009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阿里郎》是朝鲜民谣中最为著名的一首。这首歌谣在朝鲜不同地区的唱法各有不同。1926年，同名电影《阿里郎》公映后，其主题歌《京畿阿里郎》传遍朝鲜的大街小巷，使《京畿阿里郎》成为目前传唱最广的妇孺皆知的《阿里郎》版本。《京畿阿里郎》词浅意远，带着哀怨伤感的气息。这首歌的歌词在不同时期反映不同的内容。朝鲜王朝末期，它表现参加劳役的役夫思乡和相思离别的感情。在朝鲜日占时期，它则成为表达朝鲜民族的悲惨心境的民谣（通史1448-1450页）。

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朝鲜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适合市民趣味和娱乐的讲唱艺术开始繁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盘索里。盘索里是以全罗道的全州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民间文艺，分为“东便制”和“西便制”两大流派，以及唱法介于东便制和西便制之间“中高制”。19世纪后，盘索里进入全盛期，出现“高宋廉牟”（高寿宽、宋兴禄、廉季达、牟兴甲）四位表演艺术家和被誉为“朝鲜的莎士比亚”的盘索里理论和表演艺术家申在孝。盘索里表演最多的剧目有《春香歌》、《沉清歌》、《兴夫歌》、《水宫歌》、《赤壁歌》、《卞江刷打令》、《裴脾将打令》、《雄稚打令》、《雍固执打令》、《江陵梅花歌》、《武淑曰字打令》、《假神仙打令》等“十二场”。不过目前流传下来的只有《春香歌》、《沉清歌》、《兴夫歌》、《水宫歌》、《赤壁歌》等“五场”戏。(通史1456-1467页）

哲学

朝鲜采用儒教思想治理国家，忠、孝被认为是最大的美德。在官方的许可下，一些引退的士大夫和有学问的大学者在家乡建立书院，并在全国得到推广。书院享受免税的待遇，并有自己的田产。但是到王朝末期，书院已经成儒生发泄对政权不满的地方，因此很多书院被下令关闭。17世纪以后，朝鲜王朝社会逐渐衰落，教育陷入停滞，官方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学中的朱熹宋明理学脱离实际生活，陷于空谈。这时出现实学派的思想。

新出现的实学派学者认为，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士大夫所极为珍视的合法性和礼制问题更加重要，“若农民民不聊生，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而即令没有君主，人民却能照样兴旺发达。”这就是构成实学基础的新潮思想。肃宗时期的学者柳馨远在他的《蟠溪随录》中提出下列措施：

1. 建立一种利益能由大家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
2. 实行推荐制，代替科举制；
3. 为所有人确立均等机会；
4. 改革政府机构；
5. 采用新学。

他的建议没有为官方所接受，但是他的改革派思想却成了实学的主流。他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因为他所建议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农业问题的解决。与官府无关的学者愈感需要从事实学。官府系统则一心进行内部争权斗争，同时各派在对新儒教礼制的不同解释上发生冲突。到英祖、正祖朝，朝鲜出现柳得恭、李德懋、洪良浩、朴趾源、朴齐家、洪大容、丁若镛等实学大家，摆脱已经变成僵死教条的朱子学说的束缚，主张向当时的中国学习利物厚生的学问。朝鲜出现最初的民族意识、民本意识、改革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除了提出理论之外，实学派在农业、医学、数学、筑城学、工程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也通过当时的中国吸收西洋的先进思想，取得很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李退溪继承明末王阳明的思想，并发展起来，成为退溪派。

艺术

朝鲜的绘画、诗歌、音乐、舞蹈也非常兴盛。朝鲜王朝宫廷音乐机构创作朝会雅乐、会礼雅乐、祭礼雅乐，以及《定大业》、《保太平》、《发祥》、《凤来仪》等朝乐大曲，以及《凤凰吟》、《满殿春》、《与民乐》等曲目。

此外，在著名的高丽青瓷的基础上，朝鲜王朝时期还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朝鲜白瓷。朝鲜在螺钿、漆器、金属、玉石、竹工、木工、牙角、刺绣、砂器等工艺方面也留下很多具有独特色彩的宝贵遗产。

宗教

在与政治有关的宗教政策方面，由于高丽末年时明太祖朱元璋曾批评高丽因为尊释教轻儒家，导致亡国，所以朝鲜王朝立国后除了世祖和燕山君等几位国王在位时外，历代国王通常采取崇儒废佛的政策，有时在国内拆毁佛教寺院。即使是崇佛的燕山君，他在朝时亦受到大臣的废佛压力。在废佛时，寺院的土地予以没收，并对僧侣征收重税。与此同时，高丽时期僧院的饮茶传统也被禁止，茶道从此在朝鲜失传，民间则以麦茶作为替代饮料。

在正祖时期，天主教开始传入朝鲜王朝。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用朝鲜政府对西洋天文历法和天文仪器感兴趣的机会，同来京的朝鲜使臣交往，传教士的博学多闻、教堂的庄严崇高、基督教教义表述的新奇观念，也随著这些交往传给朝鲜使臣。正祖八年（1784年），朝鲜使臣李承薰在中国燕京天主教南堂领洗为天主教徒，教名伯多禄。他回国之后开始秘密传教活动，朝鲜的天主教徒组织的地下教会、信徒迅速增加。但是朝鲜的教会属于自发性质，没有经过教会任命的神职人员，教徒为教徒受洗，与一般天主教标准的进教模式不大相同。但朝鲜严格禁止西洋人入境，所以北京教区主教决定派遣相貌与朝鲜人相同的中国传教士进入朝鲜。1791年12月23日，周文谟教士历尽艰辛，潜入朝鲜国境，随即开始传教活动，入教信徒有两班显贵，也有卑贱的白丁。朝鲜政府将天主教视为邪教，不断逮捕处决教徒，在得知有中国传教士潜入之后，更是加紧搜捕，逮捕、拷打教徒。为了保护广大朝鲜教徒的安全，周文谟决定向朝鲜政府自首，于1801年4月19日在汉城被处决。此案被称作“辛酉教难”，众多教徒和进步思想家如李承薰、丁若镛等人被处刑和流放。朴趾源、朴齐家等与天主教无直接关联的北学论者也被降职、革职。韩国学者认为，周文谟在朝鲜的活动已经超出宗教的范畴，通过他的活动，十八世纪末的朝鲜社会在了解和吸收欧洲外来文化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直到19世纪末开国时为止，朝鲜的统治者都一直对其采取打击和压迫的政策。

朝鲜王朝时代与高丽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妾的身份与婚姻制度，高丽时代妻妾地位不分，没甚么大分别，朝鲜王朝对于元配的法律地位加以提升，一个平民男子，妻子死后要守丧三年，才可再娶，如年过四十、是独生子或无子及有父母之命，可一年后再娶，不赞成寡妇再婚。朝鲜王朝严格了身份制度，不许以妾为妻。并制定从母法，妾室及其子女身分低下，妾所出之子女，定为庶子，大多只能是庶人，甚或是贱民身分，无法参加科举大科，成为两班士大夫，只能参加杂科考试，担任医官、乐官等中人职务。

参考文献

参见

• 全州李氏
• 朝鲜王朝君主列表、朝鲜王朝君主家族树
• 韩国儒学：东国十八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