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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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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892年11月16日（壬辰年）
逝世	1978年6月12日（戊午年）
國籍	中國
別名	原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
職業	文學家、歷史學家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開貞，字鼎堂，號尚武，四川省樂山縣 (清朝), 客家人。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劇作家、詩人，同時，還是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學者、社會活動家，致力於世界和平運動。郭沫若著述頗豐，主編《中國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編成《郭沫若全集》38卷。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人之一、中國歷史劇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唯物史觀史學的先鋒、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社會活動家，甲骨學四堂之一，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後，曾任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聯首任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

郭若沫的學術作品、資歷、品格以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一系列中國共產黨政治運動列表|政治運動中的表現有着廣泛爭議與質疑，有人認為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御用文人」。

祖籍

根據樂山縣 (清朝)|樂山《郭氏家譜》所載，郭沫若的祖籍福建汀州府寧化縣，是為閩西客家人。先祖郭福安為郭子儀之後裔。郭沫若在《德音錄·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由閩遷蜀，世居樂山縣銅河沙灣鎮 (樂山市)|沙灣鎮，「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

郭沫若曾祖父郭賢惠之先輩由寧化縣來四川之時「做苧麻生意」，採集寧化野生苧麻，跟隨入川之馬幫，到今日之牛華鎮（即郭家早期之坐房）進行交易，並於後來開拓麻布生意成功後繼而開設13座驛站。

早年

郭沫若是四川省樂山縣 (清朝)|樂山縣人，少年曾就讀於成都石室中學。父親郭朝沛經營商業。母親杜遨貞，是一個沒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兒。

1914年，郭沫若留學日本，在九州帝國大學學醫。1921年1月，還在上學的郭沫若以病假名義休學3個月，以便前往京都帝國大學旁聽文科。1921年發表第一本新詩集《女神》，書中洋溢著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女神》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為中國新詩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與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文學學社「創造社」，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創造季刊》問世。這一時期郭沫若的詩作，同胡適等人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作品，影響了日據時期台灣的早期新詩創作。郭沫若雖熱衷文學，卻沒放棄自己原本的學業，1923年他獲得了九州帝國大學醫學學士學位。

1926年3月赴廣州就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兼任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中共廣東區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惲代英代表黨組織建議郭沫若去黃埔軍校做一些宣傳工作，這時北伐戰爭即將開始，郭沫若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行營秘書長。北伐軍攻克武昌後，郭沫若升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銜。不久赴南昌兼任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主任，蔣介石加封郭沫若為南昌特別黨部執行委員、總司令部行營政治部主任，每月加發200元津貼。1926年到1927年兼任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九江三一七慘案與安慶「三二三慘案」之後，蔣介石著手清黨，郭沫若隱蔽在朱德的家裡，寫下了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發表在《中央日報》副刊，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郭沫若於1927年8月4日深夜抵達南昌，參加八一南昌起義，這時才知道已經被推舉為革命委員會委員和七人主席團成員，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和宣傳委員會主席。8月5日，按原計劃起義部隊離開南昌南下潮汕、東江。1927年9月初，南昌起義軍到達瑞金，在一所小學校里由周恩來、李一氓作介紹人，郭沫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宣誓入黨的還有賀龍。10月初，起義部隊在潮汕被打散，郭沫若等四人在普寧縣隱蔽了10天後，由神泉搭船前往香港，10月下旬抵港。一個月後由香港回上海。1927年12月23日蔣政府發出通緝郭沫若，十年後至1937年才撤銷通緝令。與周恩來會晤後安排郭赴蘇，但郭沫若患上了嚴重的斑疹傷寒，住院治療了一個多月，錯過了航班。1928年2月周恩來與郭沫若談話，令其保留黨籍出國前往日本避難，做學術研究積累聲望，將來以公開的無黨派面目做文化圈的領袖。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化名吳誠，從上海乘船赴日。

流亡日本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間受到日本憲兵和警察的長期監視和騷擾。同時開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證明中國同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但此理論後來遭到黃現璠等人的置疑，黃曾於1979年著文提出，認為中國沒有奴隸社會），郭沫若由此在中國開創了唯物史觀派，該學派在此後占據了中國大陸學術界的主流地位。隨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綱領的中國共產黨走上執政舞臺，該書的觀點被當作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小學課本的參考教材之一。郭沫若憑藉這一時期的古文字研究，發表了《古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文字研究》、《金文叢考》、《卜辭通纂》，轟動了學界，成為與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並稱甲骨四堂，並藉此於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日期間，郭沫若還翻譯出版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

郭沫若反對國內的夏衍、周揚提出的「國防文學」主張，持堅決反蔣的態度。直至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才轉變態度，認識到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國防文學也是個正確的口號，並說：「好，黨決定了，我就照辦，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此後郭沫若發表了《在國防的旗幟下》等文章。1937年5月下旬，郁達夫從南京來電，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郭沫若等了一個多月遲遲不見南京方面有所動靜，給在陝北的李一氓寫信：「二萬八千里的行程，我的肉體未能直接參加，我是十二分抱歉的。但我始終和從前一樣……」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政府加緊了對郭沫若的監視。7月25日，蔣介石允准撤銷對郭沫若之通緝令；是日，流亡的郭沫若，化裝乘加拿大籍「日本皇后號」頭等艙回國；7月27日至上海；7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知照行政院、司法院、軍事委員會，取消對郭沫若通緝令。行前未告知日籍妻子與孩子們。

抗戰和內戰時期

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陸上海，隨後創辦《救亡日報》為淞滬抗戰鼓動宣傳。回國後前往南京拜謁蔣介石，然後發表了一篇《蔣委員長會見記》，對蔣介石進行歌頌，不久拜見汪精衛。夏衍回憶：「在這一段時期內，最使我感動的是他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對周恩來同志的出自內心的敬愛。有一次對我說：和蔣介石、陳誠這些人見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彆扭的，可是和他們談話之後，我才理解到恩來同志指示的正確。」淞滬會戰失敗後，郭沫若經香港至廣州，於1938年1月1日復刊《救亡日報》。旋即接到在武漢的陳誠電報，請郭沫若立至武漢，要事相商。1月9日抵漢之後，從黃琪翔處獲悉是陳誠邀請郭就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之職。在武漢的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王明、博古等中共長江局領導勸說郭就職。周恩來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即指副部長是虛職，而三廳廳長是實職可以做大量實際工作。3月中旬，郭沫若接受了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職務。中共長江局決定把三廳作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機構，動員安排了大量文藝界抗日名流人士入三廳工作，包括：胡愈之、陽翰笙、郁達夫、徐悲鴻、沈鈞儒、田漢、冼星海、洪深、馮乃超等在三廳任職。1938年4月1日，政治部三廳正式在武漢工作，投入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武漢抗戰文化運動，如「擴大宣傳周」、「七七獻金」等活動，發動歌詠、話劇、電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郭沫若特別重視把三廳的文藝宣傳對象擴大到廠礦工人和下層民眾，貫徹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原則。這也引起了政治部主任陳誠為首的國民黨一部分人的反感。

郭沫若在武漢、重慶期間，已經恢復了黨員的秘密身份，與周恩來、鄧穎超在一個黨小組中開會。郭沫若還與鄧穎超一起作為入黨介紹人，發展於立群入黨。

1938年胡風指出當時的文化界「沒有像魯迅先生那樣一聲號召可以波動世界的大作家。」周恩來認為郭沫若適合扮演這個角色。於是周向中共中央提出這個建議。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黨內決定：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夕，郭沫若隨周恩來撤離武漢，輾轉來到重慶。1940年1月11日，郭沫若在創刊兩周年的《新華日報》上批評蔣政府「連話都不如老百姓說，那是很危險的。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說話的，那力量是比長江大河還要大」。1940年9月，蔣介石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職務，調任政治部設計委員閒職，並明文要求軍委會工作人員一律加入國民黨。郭沫若以及三廳內的大批文藝界人士遞交辭呈。周恩來找到信任政治部主任的張治中勸說。蔣介石召見郭沫若、陽翰笙等人宣布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安置以郭沫若為首的這批人，並可以不加入國民黨。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同意此項決定，借政府機關招牌開展有理有利有節鬥爭，擴大抗日統一陣線影響。1940年12月7日，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明文規定：文工會只能潛心研究文化，不能對外從事政治工作。郭沫若任文工會主任委員，陽翰笙、謝仁釗為副主任委員，周恩來為指導委員，除原三廳的近40人參加外，還邀請了沈雁冰、翦伯贊、胡風、陶行知、侯外廬、王崑崙等任委員。文工會經常舉辦文藝講座、文化講座、國際問題講座、國際問題座談會和各種形式的報告會。不久，發生皖南事變，郭沫若題詩：

江南一葉奇冤史，萬眾皆先天下憂；淚眼揩乾還苦笑，暫忘家難賦同仇。

中共南方局為預防四一二事變重演，疏散在重慶的一批左翼文化人赴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郭沫若奉命留在重慶，繼續主持文工會。周恩來指示文工會「勤業、勤學、勤交友」，在活動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節制，以保存力量。1941年為慶祝郭沫若五十誕辰和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周恩來安排陽翰笙把慶祝搞成全國性的政治活動，以振奮文化界自皖南事變與蘇德戰場慘敗以來的士氣。陽翰笙約請了孫科、邵力子、陳布雷、張治中、張道藩、馮玉祥、沈鈞儒、黃炎培、鄧初民、翦伯贊、章伯鈞、羅隆基、王崑崙、屈武、黃琪翔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為慶祝活動的發起人，周恩來亦在列。1941年11月16日作為慶祝日（此時莫斯科會戰正處於岌岌可危的時候），《新華日報》頭版刊載了周恩來的專文《我要說的話》：

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着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

該日下午，在重慶的中蘇文化協會餐廳和院子裡舉行茶話會，參加者兩千餘人，由馮玉祥主持，老舍、張道藩、黃炎培、張申府、周恩來、沈鈞儒等大會發言；並展覽郭沫若25年來專著、譯本、手稿八十多種約兩千餘萬字，以及郭沫若各個時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當天，昆明、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也舉辦了文化界的慶祝活動。紀念文章陸續刊載了半年。慶祝活動期間，重慶上演了郭早年的話劇《棠棣之花》，周恩來建議採取「全明星」制，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員擔任，郭沫若親身參加排演與修改劇本。公映後在重慶引起轟動，周恩來觀看了七場。劇中插曲《湘纍》成為經得起歷史考驗流傳下來的歌曲。周恩來安排《新華日報》出專刊評論對《棠棣之花》和歷史劇創作。也激發了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熱情，1942年1月上旬僅用9天完成五幕話劇《屈原》的劇本。再次由重慶話劇界全明星制排演《屈原》，劇本還全文連載於《屈原》連載於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的《中央日報》副刊。 1942年2月上旬郭沫若又僅用9天創作了五幕歷史劇《虎符》。1942年五、六月，創作了五幕歷史劇《高漸離》。1942年9月上旬，僅用5天創作了歷史劇《孔雀膽》，這是郭沫若歷史劇中唯一沒有影射當時政治的作品。1943年三、四月，創作了寫夏完淳的歷史劇《南冠草》。這六齣歷史悲劇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歡迎。台大歷史系教授王遠義認為郭沫若等人這一時期的作品，開創了一條大眾形式與精英創作結合，現代性與傳統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學與文化道路。

文工會期間，郭沫若繼續從事歷史研究。1942年4月發表《殷周是奴隸社會考》、《墨子的思想》、《述吳起》、《秦漢之際的儒者》、《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呂不韋與秦代政治》、《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1943年與林語堂、沈從文、施蟄存展開論戰。

1945年3月30日，政治部文藝工作委員會被張治中予以解散。1945年6月，郭沫若由重慶乘美國軍用運輸機，轉道印度、伊朗，赴蘇參見蘇聯科學院二百二十周年紀念大會。6月29日出席克里姆林宮夜宴，莫洛托夫、斯大林、布爾加寧到場。還參觀了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戰爭浩劫後的城市廢墟。日本宣布投降後，郭沫若於8月16日登機回國，在在蘇聯作訪客五十天。8月20日抵重慶。9月3日，與文化界人士拜會參加重慶談判的毛澤東。郭沫若看到毛澤東用舊懷表，便把自己手上的表送給了毛澤東。此後毛澤東長期戴這塊手錶。此間，參加了圍繞剛公開發表的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的論戰，用毛澤東原韻填詞兩闋，稱讚原詞「開生面，是堂堂大雅，謝絕妖嬈」，「何足道！縱漫天迷霧，無損晴朝」。

1946年1月10日，作為社會賢達代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在討論擴大改組政府問題時，發言：「主席權限太大，國府委員連建議權也沒有」。

1946年5月8日，全家乘飛機去上海。1947年11月按照中共安排，舉家搬到香港，擔負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的領導工作。1948年8月25日，香港《華商報》副刊《茶亭》開始連載郭的《抗戰回憶錄》（後改名《洪波曲》）持續3個月。郭沫若在日本的前妻安娜看到《華商報》後，帶兩個兒女到香港。由馮乃超出面與安娜懇談，最後安娜接受了黨組織的安排，帶着她的兒女們去解放區大連定居。

1948年11月23日，乘船離開香港，12月1日抵達遼東的安東石城島上岸。12月6日抵瀋陽。1949年2月25日乘火車進京。

1948年國共內戰期間郭沫若因為考古學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員在《知識場域的桂冠：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一文敘述了這次中研院院士選舉和郭沫若的當選過程。<ref>潘光哲，《知識場域的桂冠：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學者之間，對於誰可以榮膺這頂知識場域的桂冠，各有想法，各有所見；更令人驚異的是，『政治立場』居然也可以成為『封殺』某人如郭沫若列居院士候選人的理由。「知場域」里的權力關係，於此思過半矣。還好，有夏鼐的「臨門一腳」外加那十三位中研院評議員的學術理性，政治／學術的「異端」，也可以找到他們的生存空間，乃至於揚名立世（當然，郭沫若大概對此榮銜「不屑一顧」罷？他並未出席第一屆中研院院士會議）。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來看，中央研究院作為當時的學術界裡的一方學術淨土，還是自有其學術獨立自主運作的空間。待得一九四九年之後，以郭沫若為院長的中國科學院，卻顯然不是這樣學術傳統的繼承者。誰可以榮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知識場域的桂冠（及隨之而來的高級生活待遇），只有以政治為標準；至於其中轉折，那則是另外一段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