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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王朝(韓語;zh-hk:韓語;zh-sg:韩语:조선왕조/朝鲜王朝 Joseon Wangjo ?,1392年-1897年),又稱朝鮮國或大朝鮮國[1][2](韓語;zh-hk:韓語;zh-sg:韩语:조선국/朝鲜国 Joseon Gug ?),在日本以及中華圈史學界的早期也被稱為李氏朝鮮,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的最後一個王朝[註 1],王室本貫為全州李氏,歷經27代君主[註 1]共五百餘年,國土大體上涵蓋整個朝鮮半島。
1388年,受高麗禑王之命進攻遼東的右軍都統使李成桂發動政變威化島回軍,並廢黜王禑而立其子王昌為王,控制高麗王朝軍政大權。1392年,李成桂廢黜恭讓王,在松京(後改名開京,今開城)壽昌宮自立為王,並由明太祖定國號為「朝鮮」[3][4](韓語;zh-hk:韓語;zh-sg:韩语:조선/朝鲜 Joseon ?)。1395年遷都於漢陽(今首爾),將國都更名為漢城。1398年,第一次王子之亂後再度遷都開京;1400年,第二次王子之亂後最終定都漢城。
朝鮮以儒教治國,儒家思想取代佛教成為國家統治理念。世宗大王時期,朝鮮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各方面都得到長足發展。諺文的發明也為朝鮮平民的文化普及提供條件。朝鮮為明朝的不征國之一[1]。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朝鮮由於遭到後金和日本的攻擊而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19世紀開始,朝鮮的內部紛爭使國家日益衰落。甲午戰爭後,高宗於1897年稱帝登基,改國號為大韓帝國,結束了與清朝的宗藩關係。1910年,大日本帝國侵吞朝鮮半島,實行日韓合併,大韓帝國滅亡,李家王朝告終。
目錄
國號及學術界稱謂
「朝鮮」一詞本為東方古國的國名,高麗時開始將本國與「朝鮮」掛鈎,並成為其別稱。如高麗後期李承休所作《帝王韻紀》中如此介紹本國:「遼東別有一乾坤,斗與中朝區以分。洪濤萬頃圍三面,於北有陵連如線。中方千里是朝鮮,江山形勝名敷天。耕田鑿井禮義家,華人題作小中華。」[5]明太祖朱元璋賜高麗的詔書中寫道:「咨爾高麗國王王顓,世守朝鮮'……」。[6]李成桂在簒奪高麗王位後自稱為「高麗王」,即位後即對明朝稱「權知高麗國事」,並遣使赴明,權知高麗國事的地位被中國認可。伴隨著王朝更替,李成桂也受到更變國號的請求,在與重臣們共同商討國號變更事宜後擬定兩個國號——「朝鮮」(古朝鮮國名)和「和寧」(李成桂之父李子春就仕之地)奏請明太祖朱元璋裁定,朱元璋圈定朝鮮二字,下聖旨稱[7]:「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在有些場合下,朝鮮也會在國號前冠以上國名號,最常見的是「有明朝鮮國」,此外還有「皇明朝鮮國」、「大明朝鮮國」等稱謂(但未見冠以大清國號的例子)[8]。
近代開港以後,開始對歐美日本使用「大朝鮮國」的國號,此稱呼最早出現於1876年的《日朝修好條規》,1882年通過鑄造「大朝鮮國大君主寶」而固定化。[9]1897年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在西方學術界,皆以「Joseon」來稱呼這個朝代,並無爭議。然而,在今日東亞的學術界,由於政治因素,對該朝代存在著多種稱謂。在朝鮮日治時期,朝鮮總督府將該朝代稱為「李氏朝鮮」,簡稱李朝;古代存在的使用朝鮮為國號的國家則被稱為「古朝鮮」,以示區別。歷代大王實錄則被定名為《李朝實錄》。
大韓民國成立後,南韓人認為日占時期使用的「李氏朝鮮」有殖民色彩,所以將這一歷史時期改名為「朝鮮王朝」(韓語;zh-hk:韓語;zh-sg:韩语:조선왕조/朝鲜王朝),簡稱「朝鮮」(韓語;zh-hk:韓語;zh-sg:韩语:조선/朝鲜);並把《李朝實錄》更名為《朝鮮王朝實錄》。[10]。但中國、日本學術界仍然長期沿用「李氏朝鮮」這一稱呼。近年來,日本和中國逐漸開始有學者使用「朝鮮王朝」這個稱呼。日本的文部科學省在2002年的教科書檢定時表示關於「李氏朝鮮」的稱呼為「不恰當的表記」。發表該意見的理由為,反映日本的學術研究的成果的說明,需要與朝鮮史學界保持稱呼上的一致。[11][12]
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官方使用「李王朝」、「李氏王朝」或「朝鮮封建王朝」的稱謂,在主體史學被認為是第五個國家主體和第二個統一的國家。[13]由於政治上的忌諱,朝鮮從未使用「朝鮮王朝」這一稱謂,在「朝鮮」和「王朝」中間必須加「封建」二字。朝鮮仍稱歷代大王實錄為《李朝實錄》。在歷史教育的場合,對封建統治者進行批判時使用「李朝封建國家」等稱呼。
歷史
前期歷史
朝鮮建國
14世紀末,由於長年戰亂和蒙古帝國的入侵,高麗王朝已經岌岌可危。1388年,明朝派特使要求高麗歸還開元路;高麗重臣崔瑩藉此淮備與明開戰,並派李成桂出兵攻打遼東半島。李成桂的軍隊在威化島遭遇大水,士兵不願遠征,多有逃亡者。李成桂多次請求撤軍回國,但都遭到崔瑩拒絕,最終導致李成桂發動兵變推翻高麗禑王的統治,並立王禑之子王昌為王。李成桂發現王昌復辟的企圖後,將王禑和王昌處死,並立王瑤為王[14]。
1392年,李成桂清除高麗宮廷反對派的首領鄭夢周,並在流放王瑤到原州之後,自立為王,結束高麗王朝近500年的歷史。十一月,李成桂頒詔定都漢陽,建宗廟社稷、宮室城池,同時由鄭道傳等人制訂《朝鮮經國典》。李成桂推行崇儒抑佛的國策,寺院土地多被沒收,貴族莊園裡的奴婢都被釋放,並且實行開懇農地與改良農具谷種等勸農政策。李成桂還通過招撫、武力征服朝鮮半島東北地區的女真部落,進一步加強對該地區的管轄,使其疆域達到圖們江[15]。
王子之亂
隨着朝鮮新王位的產生和鞏固,王位繼承人開始成為朝鮮的一個問題。李成桂的五子李芳遠在幫助李成桂登基中貢獻是最大的。但在鄭道傳等重臣的遊說下,於1392年李成桂立八子李芳碩為世子。李芳碩在建立國家意識形態、法制、法規基礎方面貢獻卓著,他希望朝鮮是一個由國王任命的大臣們管理的國家,而李芳遠則希望朝鮮成為君主獨權的國家。在李成桂的支持下,李芳碩開始禁止王子們參政,並企圖解散王子們的私兵。雙方矛盾一觸即發。1398年,李芳碩生母康氏突然去世後,李芳遠趁李成桂喪妻之時衝進王宮殺死鄭道傳及其同僚以及康氏的兩個兒子,包括世子李芳碩,史稱「第一次王子之亂」。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朝鮮發生「戊寅靖社」,李成桂決定立即引退並將王位讓給二子李芳果,就是朝鮮定宗。定宗即位後便遷都回開京。建文二年(1400年),又發生「庚辰靖社」,李芳遠為了爭奪王位繼承權和四兄李芳干在開京街頭展開激烈的巷戰,戰敗方李芳干被流放,史稱「第二次王子之亂」。第二次王子之亂後,定宗讓位給李芳遠。同年李芳遠登基成為朝鮮第三位國王,就是朝鮮太宗。李成桂於是移居咸興,建文四年(1402年),又被李芳遠挾持回京(見咸興差使),幽居在昌德宮內。永樂六年(1408年)五月廿四日,薨於昌德宮廣延樓下別殿。
太宗鞏固王權
太宗即位之初,李成桂拒絕將象徵王權的國璽傳給太宗。於是太宗開始發佈法令鞏固其王權統治。太宗的第一條措施就是廢除王子和貴族的私兵制度。私兵制度的廢除有效預防可能的反叛,並增加國家軍隊中的士兵人數。太宗第二條措施是修改土地稅法,普查人口。隨著新發現土地的增加,國家收入增加一倍。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與李芳碩的改革方案一致。
與李芳碩的改革方案不同的是,太宗發佈法律要求議政府的任何決定必須經朝鮮國王同意後方可生效,結束高麗以往由宮中大臣通過商議決策的傳統,使王權得到鞏固。
太宗是個很有爭議的人物。一方面太宗為奪王位殺死諸多異己和親屬,另一方面太宗治國有方,使人民生活得到提高,國防得到加強,為其王位繼承者世宗的統治打下良好基礎。
世宗時期
1418年8月,世宗在其父太宗退位前兩個月登基。1419年5月世宗在太宗的建議和指導下己亥東征清除對馬島的倭寇。1419年9月,對馬島大名被活捉帶回朝鮮宮中。1443年癸亥條約簽訂。對馬島大名被授權每年與朝鮮進行50船的貿易,向朝鮮朝廷進貢並負責防止倭寇對朝鮮海港的侵擾。[16][17]
在北部邊疆,世宗下令修建四郡六鎮以加強邊防。世宗還制定諸多鞏固國防的法規並倡導新武器的發明和發展。在世宗的帶領下,朝鮮研製出許多火箭及火炮,如對神機箭的改造。1433年,世宗派金宗瑞擊敗女真兀狄哈部落,鞏固對朝鮮半島東北部咸鏡道等地方的統治。目前朝鮮半島的領土基本上與世宗時期相符。
在世宗統治期間,朝鮮的科技、文化等方面都得到很大的發展。世宗大力倡導朝鮮臣民學習文學。世宗在景福宮建立集賢殿,親自選拔人才進行各種的學術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訓民正音》的編輯和朝鮮諺文書寫系統的發明。朝鮮諺文的發明大大提高朝鮮平民的文化普及,並為朝鮮民族創造出自己獨特的書寫文字。由於世宗的功績,被韓國人尊稱為「世宗大王」。[18]
世祖、成宗時期
1450年世宗去世,其長子文宗即位。文宗基本上繼續世宗的政策,不過即位僅兩年就因病去世。文宗年僅12歲的兒子端宗即位。端宗的叔父首陽大君李瑈用韓明會、鄭麟趾等人之計,在1453年發動政變,史稱癸酉靖難,李瑈以死士將2位輔助端宗的重臣皇甫仁和金宗瑞殺死而掌握實權。1455年端宗被迫內禪予李瑈,就是朝鮮世祖。後來成三問、朴彭年等六位大臣密謀使端宗復辟,事敗,被世祖殺害,史稱「死六臣事件」。世祖為了避免此類事件再度發生,也賜死端宗。
雖然世祖王位來自於篡位,世祖卻像太宗一樣治國有方。經過一系列的改革,世祖加強王權,使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得到近一步的加強。朝鮮王朝的基本法典《經國大典》亦在世祖時期開始編纂,被譽為「國家的立國磐石」。
世祖之後,其子睿宗成為朝鮮第八任君主。但體弱多病的睿宗即位不到兩年就因病去世。1469年,睿宗的侄子成宗即位。成宗統治期間,國家經濟文化繁榮發展。成宗邀請士林派來到宮中參與政治,在宮中建立弘文館,並成立由儒學家組成的智囊團為治理國家獻言獻策,完善包括司憲府、司諫院和弘文館的朝鮮三司制度。成宗時期是續世宗後,朝鮮又一個文化發展黃金時期,大量書籍在這一時期發表問世。
四大士禍
成宗的兒子燕山君被認為是朝鮮的昏君。在他統治期間,朝鮮發生戊午士禍和甲子士禍,大批知識分子被屠殺。燕山君在得知生母不是貞顯王后而是廢妃尹氏後,行為開始變得異常。尹氏因被指控出於妒嫉毒害成宗妃子而被成宗賜毒酒而死。在得知此事後,燕山君殺死指控尹氏的嚴、鄭兩貴人和支持賜死尹氏的官員及其家眷。對世祖篡位有偏詞的士林派學者也遭到燕山君殺害。燕山君還搜掠千名美女為其作樂,把成均館當成花天酒地的地方。由於有民眾使用諺文書寫傳單痛斥燕山君,燕山君還下令禁止諺文的使用。燕山君統治僅維持12年。1506年中宗反正後,燕山君遭成希顏、朴元宗等朝臣廢黜,被流放至江華島,兩個月後病死[19],得年30歲。因以暴君身分被廢,因而無廟號、尊號、諡號、陵名等。
中宗是個平庸之人,只是因所處的歷史時期而被推上王位。不過在中宗時期,中宗的大臣士林派首領趙光祖開展許多大規模的改革。趙光祖建立鄉約以加強地方的管理,並通過土地改革降低貧富差距。趙光祖還通過發行簡易本的儒學在大眾中傳播儒家思想,並致力於精簡國家機構。據《朝鮮王朝實錄》記載,由於趙光祖的嚴厲監督,在這一時期朝鮮的官員無人敢收受賄賂或濫用職權。趙光祖的激進改革得到廣大民眾的擁護,但遭到幫助中宗登上王位的勛舊派的強烈反對,並密謀陷害趙光祖。中宗後宮熙嬪洪氏(勛舊派洪景舟之女)在王宮後山通過塗蜂蜜和蟲子咬製造上有「走肖為王」字樣的樹葉。使中宗相信老天在告訴他趙光祖要謀反。1519年,趙光祖被賜死,史稱「己卯士禍」。在隨後的50年中,朝鮮朝廷黨派紛爭,腐敗盛行。
中期歷史
朝鮮王朝中期黨派紛爭奪越演越烈,國力削弱,倭寇與後金入侵使國家幾盡毀滅。
黨派紛爭
士林派在燕山君、中宗和明宗統治期間勢力一直被削弱。宣祖統治時期,士林派重新掌權但很快分裂成為東人黨和西人黨兩派。東人黨又分裂為南人黨與北人黨。西人黨又分為老論派和少論派。隨着權力在這些黨派間的更迭,隨之而來的是血腥的清剿和相互不斷的報復。
1589年的己丑獄事就是其中一例。東人黨的鄭汝立有個抗擊倭寇的組織,成員們進行軍事訓練。這個組織宣揚沒有階級的社會,因此其性質和目的受到人們的質疑。西人黨的首領鄭澈負責調查此事。鄭澈指控鄭汝立密謀造反,並藉此事清剿與鄭汝立團體有任何牽連的東人黨。最終有千名東人黨人被處死或流放。
壬辰倭亂
歷史上朝鮮經常遭到倭寇的侵擾。當時掌握日本政權的豐臣秀吉蓄謀以朝鮮為踏板攻打中國。朝鮮建立海軍的目的就是抗擊倭寇保護海上貿易。朝鮮海軍使用神機箭,一種火箭推進式弓箭火車來驅趕倭寇。
豐臣秀吉於1590年統一日本後,於1592年帶領裝備有葡萄牙火槍鳥銃的軍隊入侵朝鮮。面對日軍的大舉侵略,朝鮮各地的有力鄉士自立組織義軍。朝鮮宮廷中的黨派紛爭、對日本軍事能力的低估以及外交調解的失利使得朝鮮迎戰淮備不足。裝備有西方武器的日本軍隊,幾個月內就占領大部朝鮮半島,包括今天的首爾和平壤。朝鮮節節潰敗,並向宗主國明朝求救。隨即明朝派兵支援朝鮮。這場戰爭波及到朝鮮全境。不過李舜臣領導的朝鮮海軍在海上有效地摧毀日本軍艦,掐斷後方供給。朝鮮民間的游擊組織對入侵的日本軍隊抵禦也遏制倭寇的攻勢。1593年,明朝派出大規模軍隊到朝鮮,與朝鮮一道共同擊退入侵的日本軍。日本因海戰失利補給無法送至,加上朝鮮破壞過度,造成瘟疫流行,當地徵發糧食不易,以及急於保全占據朝鮮南部四道的戰果,遂至北京議和。1597年2月(明萬曆二十五年正月),豐臣秀吉發動第二次對朝戰爭。這次來勢更加洶洶,淮備更加充足。明神宗得訊後,令邢玠以兵部尚書出任總督,都御史楊鎬經略朝鮮軍務,再次出兵援朝。最後由於豐臣秀吉的病逝,日本軍隊於1598年全部從朝鮮撤退。日本占領朝鮮並以之為跳板進攻明朝的行動最終失敗。
戰爭期間,朝鮮發明反擊日本的龜船。雖然朝鮮與明朝擊敗日本,但損失慘重。事後朝鮮與日本斷交,直到1609年德川幕府掌權後才恢復外交關係。
後金入侵
壬辰倭亂使朝鮮國力銳減。此時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正在中國東北統一女真族。1618年,努爾哈赤公布對明的《七大恨》後,開始攻打明。後金和明朝都想聯合朝鮮,使光海君處在進退兩難之地。[20]光海君打算中立,但由於明朝幫朝鮮擊退倭寇,朝鮮的大臣們大多數都支持幫助明朝打女真。[20] 1619年,朝鮮就曾在薩爾滸之戰中派兵支援明朝。1623年,仁祖反正,光海君被廢。仁祖即位後,開始執行更公開的助明朝打後金的策略。不過1624年,李适造反使得朝鮮軍中大亂。[20] 李适造反被平定後,仁祖仍需在漢陽部署重兵以維護首都穩定,從而導致防衛北部邊疆的軍力不足。[20]
1627年,清太宗皇太極派遣努爾哈赤的侄子阿敏帶領3萬後金部隊侵入朝鮮,史稱「丁卯胡亂」。[21] 雙方最後議和訂立「兄弟國的盟約」。朝鮮停止使用明朝天啟年號並遣王子李覺赴後金為人質。後金、朝鮮互不侵犯對方的領土。[22]朝鮮大臣認為明朝派兵助朝鮮擊退入侵的日軍,對朝鮮有再造之恩,君臣之義,朝鮮理當與明朝交好抗擊後金。因此朝鮮拒絕廢除明朝年號,並依舊保持與明朝的關係。1636年四月,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大清。當時朝鮮的春信使羅德憲、回答使李廓正在盛京參加登基大典。二人堅決拒絕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這使皇太極非常憤怒。這最終導致1636年臘月初二日,派濟爾哈朗守盛京(今沉陽),阿濟格、阿巴泰守遼河入海口以遏明軍,皇太極親自率領清軍十二萬入侵朝鮮。仁祖得知清軍攻打的消息,派人將宮眷、神主、王族遷往江華島,自己則退往南漢山城。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初一,皇太極趁江面結冰之際渡江攻漢陽,沉器遠棄城退駐光陵。此時多鐸部也已攻破平壤,與皇太極會師。一月三十日仁祖與王世子李溰率侍從五十餘人,穿青衣親自出城。朝鮮仁祖出城時,英俄爾岱和馬福塔已率軍在城外迎接。仁祖隨清軍來到三田渡,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史稱「丁丑下城」。迫使朝鮮成為清朝的藩屬國,史稱「丙子胡亂」。[23][24]此後朝鮮的國王均受到清朝皇帝的冊封,奉行滿清的年號。
仁祖之後的孝宗,孝宗在三藩之亂時曾經試圖聯合日本江戶幕府、南明勢力反對清朝。但北伐計劃最終因財政困難而計劃擱淺。隨着清朝逐漸控制中國全部。清朝統治者非常清楚朝鮮內部變化,為了取得朝鮮信任,多爾袞和順治帝相繼送還被扣作人質的朝鮮王子,還繼承了明朝的對外政策,把朝鮮列第一屬國。另外清朝還兩次邀請朝鮮與八旗軍隊結聯軍北上討伐侵擾中國東北邊境的沙俄軍隊,史稱「羅禪征伐」。由於朝鮮火槍手在戰鬥中立下赫赫戰功,贏得清政府的褒獎。隨着清朝越來越強大,當進入18世紀時,清朝已排除各種危機,成為相當強盛的帝國,開創顯赫的「康乾盛世」。這使朝鮮使臣對清朝的態度明顯改變。朝鮮人對清朝經過由憎到愛的轉變過程,朝鮮使臣還公開倡導向清人學習。[25]另外,朝鮮開始閉關鎖國,與外界僅進行少量交往。
晚期歷史
短暫復興
在日本和後金入侵朝鮮之後的200年裡,朝鮮半島一直沒有戰爭發生。實學在朝鮮開始興起。早期的朝鮮實學者主張一系列包括科舉、稅收、科技和農業技術的改革,旨在復興被倭與女真損毀的國家。在顯宗統治時期,實學者金堉的改革不僅使朝鮮稅收增加,也使農民受益。
肅宗死後,世子李昀繼位,即景宗。景宗二年因為立儲問題發生辛壬士禍。由於景宗成婚多年始終無子,於是在景宗元年冊立李昑為王世弟。然而當時朝廷的黨爭激烈,因此李昑的儲位並不穩固,不過景宗友愛弟弟,再加上嫡母仁元王后的庇護,終究安然無恙。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景宗病逝,王世弟即位。由於景宗壯年早逝,因此坊間也有新王弒兄的傳言出現。英祖四年(1728年),少論派人李麟佐、鄭希亮等起兵,以宗室密豐君(昭顯世子曾孫)李坦為君,但以失敗告終,史稱戊申政變。
英祖十五年(1739年)為中宗元配廢妃慎氏復位,追尊為端敬王后。二十二年(1746年)復金宗瑞、皇甫仁(端宗朝大臣)等人官職,二十三年(1747年)又恢復安平大君李瑢(世宗嫡三子)的官職。英祖三十三年王妃徐氏病逝,英祖在兩年後冊立大臣金漢耇之女為新任王妃,他和兩任妻子之間都沒有任何子嗣,雖然他有兩子十二女,不過都是由後宮所出。其中長子李緈早夭,次子李愃雖然順利長大成人,然而因為某些因素,導致英祖被迫將李愃關進米櫃餓死。王位後來則由世孫李算(李愃之次子)繼承。英祖五十二年三月五日,英祖升遐於慶熙宮集慶堂。朝鮮肅宗和英祖統治時期,為了防止黨派的爭奪,朝鮮君主採取對黨派一視同仁的政策。朝鮮官員的任命與其所處的黨派分離。
正祖被後世認為是極為仁孝的君王,因為朝鮮的禮法制度,他沒有辦法尊母親惠慶宮洪氏為王大妃,但對其相當的孝順,為其屢上尊號,最終追尊為獻敬王后。正祖在十一歲那年目睹父親莊獻世子的慘死,即位後除了追尊宗法父親孝章世子為真宗外,對親生父親的追慕活動也無休無止,先是將垂恩墓升格為永右園,祠堂垂恩廟升格為景慕宮,並為其屢次加上尊號。正祖十三年,決定將永右園遷至風水吉地京畿道水原郡華山腳下,仿照世祖的光陵加以擴建,並更名為顯隆園。正祖十八年在水原八達山麓開工建設水原華城和水原行宮。正祖計劃將華城修建為農、工、商兼備的城市,從南方拱衛漢城。1800年庚申(嘉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正祖去世於昌慶宮迎春軒。在位二十四年,終年四十九歲。葬於楊州健陵。
朝鮮英祖和正祖統治時期,朝鮮開始出現復興。正祖統治時期開展更為開放的社會改革政策,得到實學者的廣泛支持。朝鮮的社會文化在這一時期得到長足發展。
衰退
1800年,英正時代結束後,繼位者多半年幼加上無嗣,而安東金氏、豐壤趙氏等外戚勢力逐漸掘起,權傾朝野,家族內曾有三位女性成為王后,並有多人曾出任領議政,稱為「勢道政治」,王權旁落。 直到1863年,高宗即位,其父興宣大院君攝政時逐漸削弱外戚勢力,王權在朝政上的影響力才又有效鞏固。
1860年代中期,興宣大院君統治閉關鎖國,迫害國內外的基督徒。最終導致1866年8月法國派艦隊攻打江華島,法國戰敗,史稱「丙寅洋擾」。興宣大院君攝政初期的大部分精力主要是修復景福宮。1868年,美國商船「舍門將軍號」在平壤靠岸,試圖與朝鮮開展商貿外交,但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部份船員被殺害。1871年,美國派兵到江華島,要求朝鮮就「舍門將軍號事件」道歉,但遭到朝鮮拒絕。外交斡旋發展成為武裝衝突。美國的進攻導致朝鮮的傷亡,但外交上仍是無果,最後撤兵,史稱「辛未洋擾」。
1873年,興宣大院君引退,高宗名義上正式掌權,但實權被高宗王后閔妃(明成皇后)掌握。朝鮮宮中的高官都是閔妃的親屬。明治維新後的日本,1876年依靠西方先進武器迫使朝鮮簽訂《江華島條約》。日本取得自由勘測朝鮮海口、領事裁判權、貿易等權利。
外強的入侵和朝鮮腐敗統治使民眾不滿。1894年1月11日,全琫淮在全羅北道發起東學黨起義,提出「輔國安民,斥倭斥洋,盡滅權貴」。高宗恐慌,向清朝政府告急。清朝派出3,000軍隊與起義軍達成停火。1894年6月8日日本得知清朝派兵到朝鮮後,派出8,000軍隊占領景福宮,並成立親日政府。此次事件最終升級成為甲午戰爭 (1894年–1895年)。1895年4月17日,清軍戰敗,《馬關條約》簽署,朝鮮不再是清朝的藩屬國。
為了遏制日本,明成皇后試圖拉攏俄國成為日本的絆腳石。1895年,明成皇后在景福宮玉壺樓被日本右翼暗殺並焚屍,史稱「乙未事變」。[26][27] 日本駐朝鮮全權公使三浦梧樓被認為是乙未事變的主導者。
大韓帝國成立與日韓合併
1897年,高宗在朝鮮國內外支持獨立的政治壓力下,從朝鮮駐俄國公使館回到德壽宮登基稱帝,宣布大韓帝國的成立,並開展光武改革。
1905年,日本在旅順會戰戰勝沙俄,雙方簽署《朴次茅斯和約》,日俄戰爭結束。1905年11月17日,日本與朝鮮簽訂《乙巳條約》,朝鮮成為日本的保護國。伊藤博文成為日本在朝鮮的第一任統監。1909年伊藤博文在哈爾濱被朝鮮民族主義者安重根刺殺身亡。1910年,《日韓合併條約》簽訂。
行政區劃
朝鮮王朝歷代都把全國分為漢城府、四都(廣州府、開城府、江華府、水原府)和八道,八道俗稱朝鮮八道。朝鮮時代的八道[28]行政區域如下:
八道之下設五府、五大都護府、二十牧、六十五都護府、七十七郡、二十六縣(令)、一百三十二縣(監)。1896年的乙未改革將慶尚、全羅、忠清、黃海、京畿五道分左右兩道;永安道(咸鏡道)分南北兩道;平安道分東西兩道;江原道分嶺東、嶺西兩部。
除了行政劃分以外,古代朝鮮還按傳統習慣將全國劃為六個大區:關北(咸鏡道、平安道);關西(黃海道,平安道南部,以及江原道西部);關東(江原道太白山以東的部分,又稱嶺東);畿湖(京畿道全部和忠清道的一部);湖南(忠清道一部分加上全羅道);嶺南(慶尚道)。
高宗時期,曾實行過兩次行政改革,一道把朝鮮八道分為23府,但後來又再改成13道,即把平安、慶尚、咸鏡、全羅、忠清五道劃分為南北兩道,成為十三道。
政治
朝鮮王朝的政治結構採用中央集權制。1469年完成的《經國大典》確立新的政治制度。以後雖然官職的名稱存廢有一定的變動,但是整個朝鮮王朝時期的官職制度總體上都遵循《經國大典》的規定。
朝鮮王朝的官職和官銜稱為兩班,等級效仿明朝,由正一品到從九品,共計九品十八級。其中,正三品分正三品堂上和正三品堂下。正一品至正三品堂上稱為堂上官。正三品堂下到正七品稱為堂下官或參上官。正七品以下為參下官。1896年以後,修改職官制度,勅任官為正一品至從二品,奏任官為正三品至從六品,判任官為正七品至從九品。武將制度,大將為一品,副將、參將從二品,正領、副領、參領、正尉從三品,副尉、參尉從六品,正校、副校、參校另外決定。
在國王下面,有輔佐機關——議政府,其首領為「領議政」,俗稱「領相」,相當於北宋時期的正宰相和明朝時期的內閣首輔。領議政之下為左右議政,俗稱「左相」和「右相」,與領議政同為正一品。再下為從一品左右讚成、正二品左右參贊。再下有正四品舍人、正五品檢詳、正八品司錄。
議政府之下有六曹(吏、戶、禮、兵、刑、工),相當於同時期明朝的六部。其長官稱判書(正二品),相當於中國的六部尚書;副職稱為參判(從二品),相當於中國的侍郎,往下有六曹參議(正三品堂上)、六曹參知(正三品堂上)、六曹正郎(正五品)、六曹佐郎(正六品)。監察諫議機構為司憲府和司諫院,合稱兩司,長官為大司憲(從二品)和大司諫(正三品堂上),下設有司憲府執義(從三品)、司憲府掌令(正四品)、司憲府持平(正五品)、司憲府監察(正六品)、司諫院司諫(從三品)、司諫院獻納(正五品)、司諫院正言(正六品)。此外還有義禁府(相當於中國的大理寺)及承政院,下設都承旨、左右承旨、左右副承旨、同副承旨(均為正三品堂上),為國王起草旨意。
宗親、忠勛衙門有宗親府、忠勛府、儀賓府(相當於駙馬)、敦寧府等。國學為成均館(相當於中國的國子監)。其他機構有奎章閣、經筵廳、弘文館、藝文館等。史館稱春秋館。內廷供奉機構有內醫院、尚衣院、司仆寺、內資寺、內贍寺、禮賓寺、濟用監、內侍府等。此外還有宗廟署、社稷署、長興庫、義盈庫、冰庫、平市署、圖畫署、惠民署、造紙署、瓦署、歸厚署、典獄署、典牲署、掌苑署、司圃署、養賢庫等衙門。
西班屬衙門有五衛都摠府(中衛:義興衛、左衛:龍驤衛、右衛:虎賁衛、前衛:忠佐衛、後衛:忠武衛)、五軍營(訓鍊都監、御營廳、禁衛營、摠戎廳、守御廳)、內三廳(內禁衛、兼司僕、羽林衛)、扈衛廳、捕盜廳、鎮撫營、管理營、龍虎營、摠理營、世子翊衛司、世孫衛従司。長官稱都摠管(正二品);訓鍊都監:都提調(正一品)、提調(正二品)、訓練大將(從二品);御營廳:都提調(正一品)、提調(正二品)、御營大將(從二品);禁衛營:都提調(正一品)、提調(正二品)、禁衛大將(從二品);摠戎使(從二品);守御使(正二品);內禁衛將(從二品);兼司僕將(從二品);羽林衛將(從二品);扈衛大將(正一品);捕盜大將(從二品);鎮撫使(從二品);管理使(正二品);禁軍別將(從二品);摠理使(正二品)。
地方行政分八道,道下為大都護府、牧、都護府、郡、縣。漢城府判尹為正二品,下設左右尹(從二品)。四都(開城府、江華府、水原府、廣州府)長官稱留守,水原府和廣州府留守為正二品、開城府和江華府留守為從二品。漢城府判尹、左尹、右尹和四都留守屬東班京官職。東班外官職為從二品諸道觀察使、從二品府尹、正三品堂下大都護府使、正三品堂下牧使、從三品都護府使、從四品郡守、從五品都事、從五品判官、從五品縣令、從六品察訪、從六品縣監、從六品教授、從九品訓導、從九品審藥、從九品檢律、從九品驛丞、從九品渡丞。中央外派官職有道觀察黜陟使、都巡安使、按廉使。
朝鮮王朝實行文人治軍和兵將分離制度,無定將、無定卒,類似輪流服役的預備役軍隊,而非常備軍。西班外官職包括兵馬節度使、兵馬防禦使、水軍統御使、水軍防禦使、水軍中軍、(下三道:全羅道、慶尚道、忠清道)三道水軍統御使、三道水軍統制使(均為從二品);兵馬節制使、水軍節度使、巡營中軍、鎮營將(均為正三品堂上);兵馬僉節制使、水軍僉節制使、兵馬虞侯(均為從三品);水軍虞侯(正四品);兵馬同僉節制使、兵馬萬戶、水軍同僉節制使、水軍萬戶(均為從四品)、兵馬評事(正六品)、兵馬節制都尉、監牧官(均為從六品)、別將、權管別將(從九品)。
朝鮮王朝早期效仿明太祖直接管理六部的方法,實行六曹直啟制,六曹直接對國王負責,世宗後改行議政府署事制,六曹歸議政府管轄。
經濟
朝鮮是以農業為本的國家。在1876年,朝鮮全國人口為1688萬,其中80%以上是農業人口(當時日本和歐洲的農業人口在65%左右)。伴隨着農業的發達,朝鮮出現一定程度的商業和手工業,但是商人和工匠的社會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以工匠來說,他們和明朝的「匠戶」一樣,從身份上來說是官府的奴婢,按照戶籍被編為固定的「京工匠」和「外工匠」,一旦官府有令,工匠就要無報酬地為其製作各種物品。
朝鮮時期最主要的經濟來源是農業稅收。稅收以貢米為主,雜以少量地方土特產,很少徵收貨幣地租。因此農業成為經濟的關鍵。在土地問題上,朝鮮確立高麗末期開始的科田法,廢除貴族占有大片土地的現象,並解放大批奴婢(但又轉為兩班奴婢)。世祖時期,在1466年制定職田法,田地只授予在職官員,在其去職後由國家收回,以提高國家的稅收,防止兩班貴族對土地的兼併。隨着開懇荒地和農具的改進,促進農業的發展,同時也帶動手工業和商業的發達。貨幣的機能逐漸提高。因此,不僅各地商業日益發達,對外貿易也進入正常的軌道(參見日朝貿易)。
十七世紀後,私營的手工業場取代官營的工場,刺激為出售而生產貨物的手工業發展。商業活動的增加還促進商業性農業的興起,而商業性農業的興起又促使農村生活開始發生變化。朝鮮的宮廷用度、百官俸祿都來自田稅米谷,此外一切恆常及臨時使用之物,如絲綢、藥材、馬匹、衣料、紙張、菜蔬等等均責之於土貢。英祖之前的幾代國王對此制度進行改革,採取切合實際的政策,允許邊遠地區將貢物折成米,然後用米納稅,交到附近的港口,稱之為貢價米。在山區允許繳納土產來代替糧食。貢價米發到各個衙門手中,由其自行採辦所需物資,或者交人承包採購。承包者即為「貢人」,後來發展成朝鮮商人的主力。
18世紀,朝鮮王朝的國內和國際商業活動量迅速增加,通過經由行會組織擴大的壟斷和批發銷售,出現資本積累。許多從事貿易的商人集中在漢城。政府核淮的商店即領有執照的貢物供應商(六矣斗廛)與街巷小店主(亂廛)之間的傳統分野,被融合到一種壟斷和批發體制的結構之中。臨時商店的設立原來是為了滿足人民在特殊場合(如科舉考試、國王出巡和其它全國性大事等)的需求,但是這些店鋪在這種場合過去後,仍繼續向普通百姓供應食品和雜貨。這些店鋪是由小店主在臨時搭起的棚屋裡經營的,他們不管怎樣都依賴批發商。批發商的價格方針對漢城百姓的生活有着直接影響。手工匠往往成為個體生產者。有些人甚至發展成工廠廠主,取得銷售自己產品的壟斷特許權。在一些情況下,僅僅做經營某些商品的批發商比從事物品生產更有得可圖。在商人和手工匠中,藉對已獲得特許的的商品作少許改進而創立一種新商品來獲得特許證,已成為一種風氣。特許證確保壟斷和受到政府保護。朝鮮義州地區所謂的「灣商」(首領為當代鉅富林尚沃)壟斷來自京畿道和忠清道的商品貿易,還有一些批發商在全國有着人參銷售網。此時朝鮮人參生產已經從單純的採集山參和在山間種植人參發展為大規模的參田,並將採摘的人參蒸乾加工製成紅參,在中國深受歡迎。
到英祖時期,朝鮮和清朝、日本之間的貿易額迅速增長。其中除了中朝邊市貿易的牛、馬、鹽、鐵之外,最重要的是對清朝的人參貿易。人參貿易又稱為八包貿易,每包人參為10斤,朝鮮允許到中國的使團—所謂「燕行」人員—每人攜帶八包。後來因朝鮮邊民越境采參傷害中國地方官員,朝鮮政府停止人參出口,使團按每斤人參25兩白銀計算,可以攜帶2000兩白銀去中國購買商品。後來為了防止白銀過度外流,又折合成價值2000兩白銀的朝鮮貨物,如皮毛、紙張、海產乾貨等雜物。高級官員可以攜帶一個半八包(3000兩白銀)的貨物。由於使團內象譯官等低級官員資本短缺,於是私商趁虛而入,或貸款給譯官,或直接為使團提供包參和包銀,從中國購買商品。他們出售人參和朝鮮其他產品來換取日本的白銀、中國的織物、日用雜貨、金屬品、書籍、藥材、染料,還有朝鮮王室所用的藥材、珠寶、蘇杭綢緞等奢侈品,採購量相當大。一些朝鮮巨商為了追求利潤,甚至充當使團的馬夫、奴子,隨同使節團前往中國。
從朝鮮輸送到清朝的商品包括馬匹;貂、水獺、青鼠、豹等毛皮;海參、鮑魚、蝦、魚、海帶等海產乾貨;金、銀、銅、豆錫、生鐵、鋼鐵等金屬;白紙、壯紙、桑皮紙等紙張;人參、胡椒、白礬、乾薑等藥材;丹木、槐花等染料;梨、蘋果、柿、栗等乾鮮果品。從清朝輸入朝鮮的有牛、羊、騾、驢等牲畜;剪刀、鑷子、針、床爐、釜、皮箱、馬鞍、雨傘、木箸、算盤、梳子、鈕扣、煙袋、眼鏡、瓷器、毛綿紙、斗方紙、火石、火鐮、筆、墨、硯、銅壺、錫壺、指南針等日用雜貨;各種金屬製品如鏟、犁、鏵、鋸等工具;金、銀、銅製錢等通貨;棉花、棉紗、生絲等紡織原料;各種棉布;各種錦緞綾綢;各種男女成衣、帽子、鞋襪;各種染料;各種食品;各種藥材;各種書籍;乃至於進口珠寶玉石、漆器牙雕、家具古董、釵環首飾、自鳴鐘、自鳴琴等西洋玩好、貓狗鸚鵡等珍禽異獸。此外還有清朝嚴禁出口的天文、曆法、地理、歷史類書籍,以及牛角、火藥、硝石、硫磺等軍用品,米、豆、麥等穀物,以及生絲銅鐵等物,主要是由使團私帶和走私進口。
除了中朝貿易之外,朝鮮的廛貢商人還作為中日貿易的轉口商,用從日本貿易得來的白銀到中國購買絲等物,再將中國的絲出口到日本換取白銀。朝鮮「貿白絲於清國者,皆入倭館,則輒得大利。白絲百斤,貿以六十金,而往市倭館,則價至百六十金,此大利。故白絲雖累萬斤,皆能售之」。在英祖時期,開城的商人(松商)在人參批發和出口貿易活動中與漢城、義州的同行(京商、灣商)展開激烈的競爭,在日本和中國之間進行三方國際貿易。他們從朝鮮寺廟裡的生產者那裡大量買進紙張(高麗紙),從東部海岸買進海帶、海參等乾貨,從中部和北部山區獵人那裡買進水獺、豹、虎等野獸的毛皮,從中國進口白絲、錫,從日本進口紅銅、鐵器,這些商品都是用來進行這種三方國際貿易的。此外,朝鮮通過琉球向南洋的轉口貿易也有發展,從南洋進口藥物、香料和珍珠、玳瑁、珊瑚等奢侈品。在琉球王國都城首里城(朝鮮稱為海浦)出現專門航行到朝鮮的琉球貿易船。李重煥在《擇里志》一書中,李寅文在畫作《取之不竭的江山》中,分別敘述和描繪貿易船隻經常來往於這些邊遠港口的情景。後朝鮮政府規定造參以松商(開城商人)為主,出口則以京商與灣商(漢城、義州商人)為主。尤其灣商到了林尚沃的時代,不僅如前文所說壟斷國內貿易,而且還代政府收稅、經營銀錢兌換、經紀海外貿易。
朝鮮商人的這種商業壟斷和批發活動造成對銀和銅的更大需求,促進採礦業的發展。倭亂之前在政府嚴格控制下的礦山交給私人經營者。在十七世紀,朝鮮全境有68個銀礦在開採,但是銅礦業不是很發達,因為朝鮮的銅主要是依靠日本供應的。然而在十八世紀,由於日本德川幕府停止出口銅,而與清朝的貿易也要求朝鮮大量供應銅,所以朝鮮的銅礦也發展起來了。英祖以通過增加錢幣的鑄造來鼓勵貨幣流通,所以物價不斷上漲,漢城市民如果不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與商業活動的話,他們的生活會受到威脅。1801年以後,灣商中的林尚沃聲名逐漸遠播,使當代朝鮮人對經商的看法轉為正面,許多兩班和平民不顧自己的身分,也起而從事各種商業活動。此外漢城在18世紀作為工商業城市已有長足進展,19世紀後貿易更勝往年。老百姓對諸如刀、文具、煙竹、衣帽、餐具、農具等手工藝品的需求不斷增長。對婦女戴裝飾假髮的限制實際上也消失了。
只有在漢城(京城)、開城(松都)和義州(龍灣)三地有勢力強大的商人階層,被稱「京商」、「松商」和「灣商」,京商以販賣王室和士大夫所需的奢侈品為主,松商和灣商則經營對中國和日本的進出口貿易。20世紀初朝鮮京城、開城等地的商業巨頭,如大昌貿易株式會社、泰昌財閥、永信社、高麗參業社等等,其祖先都是經營對華貿易的京商或松商。對中國的主要出口產品是人參,此外還有高麗紙、花席、刀子、海產,以及牛黃清心丸、蘇合香丸等貴重成藥,從中國進口高級綢緞、藥材、書籍,以及針線刀剪、煙袋算盤、筆墨硯台等日用品。18世紀之前是朝鮮出口人參和中國絲綢、換取日本的白銀和砂金。19世紀初日本限制金銀出口,朝鮮出口牛皮,從日本進口銅。
朝鮮商品經濟落後,貨幣流通量也少。李朝初年仿照明朝發行楮幣(紙幣),但是由於增發、濫發,楮幣很快失去信用。從15世紀初到19世紀中葉,朝鮮人在納稅、交易、置產,乃至行賄時,最常用的貨幣是裝在稻草包里的大米,其次還有麻布和棉布。銅錢從中國進口,1423年朝鮮開始鑄造本國銅錢「朝鮮通寶」,1678年又鑄造「常平通寶」,鑄錢所需銅全靠從日本進口。朝鮮錢法紊亂,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允許戶曹、常平廳、賑恤廳、訓練都監等文武官署自行鑄造銅錢,導致惡錢、私錢泛濫。這些錢成色低劣,重量飛薄,被稱為「葉錢」。
英國旅行家伊莎貝拉·拜爾德女士在其著作《朝鮮和她的鄰居》中寫道,1894年時,雖然漢城、開城等大城市和仁川、釜山等通商港口已經可以使用日元紙幣,但朝鮮內地仍用銅錢當貨幣,1美元能兌換3200枚銅錢。10英鎊換成的銅錢需要用六個男人來抬,這給外國旅行家帶來極大的不便。1893-1894年,淮軍將領聶士成考察朝鮮北部。在朝鮮咸鏡道的富寧府,聶士成曾與當地府尹筆談,府尹感慨說「自從就任該職,已經四年,如今虧空公款四千餘貫,上國大人見到國王時,望代為吁墾」。聶士成寫下「城池荒陋至極,民苦可知……民情太惰,種地只求敷食,不思積蓄。遇事尤泥古法,不敢變通,讀書幾成廢物」。當時朝鮮雖然已經開闢仁川、元山等貿易口岸,但是「各海口出產稀少,不通商賈大道,無甚起色」。
1895年2月,日本駐朝公使井上馨向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提交關於朝鮮經濟的報告。1894年(甲午年),朝鮮的歲入為749萬日元(按照日元與銀兩的兌換比例1:0.644換算,約合紋銀482.4萬兩)。其中地稅為500萬元,平安道地租50萬元,紅參稅18萬元,魚業稅和鹽業稅1.2萬元,屯田稅30萬元,戶賦錢100萬元,海關關稅50萬元。當時朝鮮積欠的外債(包括向日本第一銀行、橫濱正金銀行、清朝招商局、同順泰票號的借款等)為7.12億日元(4.585億兩),內債9.46億日元(6.09億兩)。朝鮮政府債務償還能力每年96萬日元左右,即使不計算利息,朝鮮要償清外債也需要花1727年的時間。為償還債務,一方面要把朝鮮每年預算支出壓縮到650萬日元以下,另一方面要設法增加朝鮮的政府收入。
日本明治維新後出現大量工業人口,工廠主選用廉價的朝鮮米作為工人主食。米和大豆成為當時朝鮮最主要的對日出口物資。由於大量出口,導致朝鮮國內米價上漲,從1886年的每石2600文左右迅速漲到1903年的每石8589文。另一方面,由於從日本大量進口白棉布、食鹽、燒酒、洋釘、洋傘等商品,朝鮮傳統的農村手工業受到嚴重打擊。民眾生活困苦,作為特權階級存在的兩班(士大夫階層,兩班指的是上朝時的東班和西班,即文武官員)和政府官僚卻極盡掠奪、榨取之能事。按照祖制,朝鮮官員俸祿微薄(按《續經國大典》,正一品官員的月俸只有米三石八斗、豆二石),因此受賄和貪污腐敗成為非常普遍的社會現象。壬午兵變的原因,就是京城武衛營和莊御營的士兵連續13個月沒有領到俸祿,當全羅道運來一批漕米、好不容易發放一個月的俸祿後,又遭到宣惠廳堂上官閔謙鎬的剋扣和中飽私囊,米中摻入大量米糠和砂石,不堪食用,導致憤怒的士兵發動譁變。
朝鮮王朝的官員沒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概念,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對商業階層進行無休止的誅求。地方商人要繳納的稅收包括「官分」(交給地方官府)、「營分」(交給兵營)、「洞分」(交給洞、里等底層行政單位)、「貿易分」(營業稅),以及交給國王、王妃、世子、義和宮、龍洞宮、竹峴宮(均為王室宗親)的孝敬費用等等。兩班和官吏常以「借錢」的名義向商人索取錢物,如果不及時孝敬,就要被抓到官府拷打。甲午戰爭日軍占領朝鮮後幾個月時間裡,朝鮮的「軍國機務處」推出208項重要的內政改革措施,新政府把分散在王室、戶曹和宣惠廳手裡的財政及賦稅大權統一收歸度支部,廢除實物納稅,實行銀本位制,發行白銀、白銅、赤銅、黃銅四種新式貨幣(銀幣一兩等於舊銅錢一百枚)。
外交
與明朝
朝鮮王朝建立之後,李成桂就主動成為明朝的藩屬國,在與重臣們共同商討國號變更事宜後擬定兩個國號——「朝鮮」和「和寧」奏請明太祖朱元璋裁定,明太祖圈定朝鮮二字。1592至1598年間,日本入侵朝鮮,史稱壬辰倭亂,萬曆皇帝派兵援助朝鮮,是為萬曆援朝戰爭。此後在1627年,阿敏帶領3萬後金部隊侵入朝鮮並強迫朝鮮與明朝斷絕關係,但是朝鮮一直保持與明朝的關係,並繼續使用明朝年號正朔,一直到1636年丙子戰爭之後,朝鮮力屈而服,與明朝斷絕關係成為清朝的藩屬國,但此後朝鮮歷代君王與士人多視清興明亡使中原「胡羶遍地」,如以往至明朝朝貢的使節稱作「朝天使」,而被清征服後前往朝貢清朝的使節則貶稱為「燕行使」,並自朝鮮仁祖拒絕使用清朝皇帝所賜諡號,而朝鮮國內普遍存在「尊周思明」的思想,在明亡後仍視明朝為君上之國,父母之邦,不但在明亡後仍「尊崇禎以存中國」,暗中使用明朝崇禎年號,增脩大報壇,虔誠地崇祀仰慕明太祖、明神宗與明思宗,更曾經一度倡議考慮北伐清朝,詳情可見朝鮮孝宗北伐計劃,而以明亡後正統中華傳承人的小中華自居。
李氏朝鮮成立後,不斷對圖門江一帶的女真族進攻與招撫,另一方面設官駐軍與鼓勵南方農民落戶,使圖門江正式成為中朝國界,咸鏡道成為李朝國土。
與清朝
1618年,努爾哈赤開始攻打明朝。想要聯合朝鮮。但朝鮮的大臣們大多數都支持幫助明朝攻打後金。1623年,仁祖反正後,開始公開的幫助明朝打後金。1627年,後金軍侵入朝鮮,史稱「丁卯胡亂」。雙方訂立兄弟國的盟約。但是朝鮮依舊保持與明朝的關係。1635年,後金取得征服漠南蒙古的勝利之後,皇太極從內部也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但此時朝鮮國王仁祖拒絕派遣質子,並且不接待後金的使臣,皇太極登基之前也不派人為稱帝勸進。這進一步激化後金與朝鮮的矛盾。朝鮮積極備戰,並請求明朝援助。1636年12月,皇太極親率大軍渡江,攻陷義州,八旗大軍長驅直入。另一路多鐸帶領的大軍進入平壤,直抵王京城下,與清太宗皇太極會師。朝鮮國王李倧將逃至南漢山城,固守待援,被清兵包圍。朝鮮援兵幾次來解圍都被擊潰,漢城陷落。1637年1月,皇太極對李倧發出通牒,責令投降。李倧在內外援絕的情況下出降。此次李倧投降。在清朝的壓力下,朝鮮被迫同意如下要求:朝鮮成為清朝的藩屬國。朝鮮斷絕與原宗主國明朝的關係。朝鮮仁祖以其長子李溰、次子李淏赴清朝作人質。朝鮮應向清朝朝貢。每年黃金百兩、白銀千兩、水牛角二百對、貂皮百張、鹿皮百張、茶千包、水獺皮四百張、青黍皮三百張、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順刀二十口、蘇木二百斤、大紙千卷、小紙千五百卷、五爪龍席四領、花席四十領、白苧布二百疋、綿綢二千疋、細麻布四百疋、細布萬疋、布四千疋、米萬包。清朝攻打明軍駐紮的皮島時,朝鮮應該出兵、出戰船五十艘協助。清朝禁止朝鮮大量修建城堡等防禦工事。由明朝的屬國變成清朝的屬國。史稱「丙子胡亂」。
1644年,清軍入關,並在此後的二十年裡統一全國。這對朝鮮國策也產生巨大變化。清西派勢力被掃除。與此同時,在功西派內部分裂為主張出兵援助清朝的洛黨和反對出兵援助清朝的原黨。洛黨的金自點在獲得領議政的職位後,壓制原黨,並派出軍隊幫助大清南下攻打明朝殘餘勢力。皇太極和多爾袞等人,提出朝鮮王室每年派出王子作為人質關在沉陽和北京。朝鮮仁祖屈服於大清之威答應。之後的孝宗曾經想要北伐清朝但因財政困難而計劃擱淺。隨着清朝的統一,朝鮮內部又發生變化。西人黨再次分裂為親清的漢黨和反清的山黨。清統治者非常清楚朝鮮內部的變化,為了緩和與朝鮮的關係,攝政王多爾袞和清世祖順治皇帝相繼送還在清朝做人質的朝鮮王子,還繼承明朝把朝鮮列為第一屬國的對外政策。康熙皇帝在位時期,清朝還兩次邀請朝鮮軍隊與八旗軍隊結聯合北上討伐沙皇俄國入侵中國黑龍江流域的軍隊,史稱「羅禪征伐」。朝鮮在戰鬥中立下戰功贏得了清廷褒獎。在支持清朝的漢黨退出政治舞台後,西人黨又分裂為老論派和少論派。十七世紀後期第十九代國王肅宗即位後,南人黨依附着張喜嬪得勢。張喜嬪為了推翻仁顯王后閔氏的勢力,積極與清朝合作,剷除掉提出北伐論的反清大臣宋時烈,大清與朝鮮的關係才得到一定的改善。但由於清朝拒絕冊封張喜嬪之子為世子,因此兩國關係又有惡化。在張喜嬪的勢力被去除以後,肅宗國王舉辦大型的祭祀明朝三皇(明太祖、明神宗、明思宗)的活動,再一次表達北伐清朝的意願。
到了十八世紀中葉的朝鮮第二十一代國王英祖時期,親清的南人黨被英祖國王掃除。然而,由於明朝滅亡已經超過百年,英祖從國家大局考慮,向清朝妥協,並積極開展中日朝三國貿易,致力於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朝鮮民間的民族獨立主義逐漸萌芽,新的反清種子就此種下了。不過,伴隨着反清思想產生的,是朝鮮人逐漸把大清與中國劃上等號,反清之風演變成反華之風。1894年甲午戰爭,清朝被日本打敗。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朝鮮與清朝近260年的藩屬關係正式結束。
與日本
朝鮮經常遭到倭寇的侵擾,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明朝派兵援助。事後與日本斷交,至1609年才恢復外交關係。
近代以來,1876年迫使朝鮮簽訂《江華島條約》。日本取得一系列經濟權益。1894年為了與中國爭奪朝鮮的宗主權爆發甲午戰爭。1895年4月17日,清軍戰敗,《馬關條約》簽署,朝鮮停止和清朝的藩屬關係。為遏制日本,明成皇后試圖拉攏俄國成為日本的絆腳石。1895年,明成皇后在景福宮玉壺樓被日本右翼暗殺並焚屍,史稱「乙未事變」。日本駐朝鮮全權公使三浦梧樓被認為是乙未事變的主導者。
1897年,高宗成立大韓帝國。1905年,日本在旅順口海戰戰勝沙俄,雙方簽署《朴次茅斯和約》,日俄戰爭結束。1905年11月17日,日本與朝鮮簽訂《乙巳條約》,朝鮮成為日本的保護國。1910年,《日韓合併條約》簽訂,大韓帝國滅亡。
科技
天文學和地理學
朝鮮王宮內的科研機構發明正方案、圭表等天文儀器,以及仰釜日晷、懸珠日晷、天平日晷、定南日晷、自擊漏、玉漏等精密儀器。宮廷曆法機構編寫《七政算內篇》、《七政算外篇》、《諸家曆象集》等書籍。18世紀初,實學派還將西方的地轉說引入朝鮮。
世宗時代,編纂八卷本《地理冊》,按照一定的體系詳細敘述朝鮮各州郡的歷史變遷、名稱由來、山川、部曲、城池、官坊、烽燧、橋樑、津渡、驛站、按姓氏分類的居民構成、牧場、土產、手工業種類、土地的肥瘠、田結數、租稅、供納、運輸、四季氣候、風俗和路程,相當於一部地理方面的百科全書。與此同時編纂各地的地方志,此後又編寫《東國輿地勝覽》、《東國輿地備考》等地理書籍。地圖方面,先後編纂《八道州郡圖》、《八道山川圖》、《八道圖》、以及按照比例尺繪製的《大東輿地圖》。
實用科學
朝鮮王朝時期實用的發明創造活動同樣非常活躍。農業書籍包括《農家集成》、《農事直說》、《農桑輯要》、《四時纂要》、《課農小抄》等重要書籍。製造並改進雨量計、水文計等科學儀器。高麗時期發明的銅活字印刷技術和排版術得到廣泛應用,1403年在漢城設置鑄字所。17世紀的實學家還深入研究西洋算學,洪大容編寫《籌解應用》,把古代算術發展到包括代數學和幾何學在內的現代數學。
醫學
朝鮮王朝時期是朝鮮傳統醫學的成熟期。自世宗以來,朝鮮與明朝的醫學交流明顯增多,朝鮮對明朝醫學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刻、全面。與此同時,朝鮮本土鄉藥醫學的研究在成宗時期也達到鼎盛。由於中國藥材路遠而昂貴,朝鮮越發意識到使用鄉藥更為方便、便宜、療效更佳。[29]:13-15
1431-1443年間,朝鮮醫家盧重禮、俞孝通、朴允德等奉世宗之命以《鄉藥濟生集成方》為藍本,借鑑中國和朝鮮本國醫學書籍編撰而成朝鮮半島醫學史上的第一部集大成的著作《鄉藥集成方》[29]:15[30]:208。世宗時期,朝鮮還對實用性較強的中醫方劑學進行了整理,為吸收和同化中國醫學提供了有效的方法。1445年,世宗又命金禮蒙等編纂了另一部大型醫學著作《醫方類聚》。該書共365卷(現存僅262卷)歷經朝鮮世宗、世祖、成宗三朝,耗時十餘年於1465年最終刊印,引用中國醫書153部,其中包括40多部中國已佚的古醫書。訓民正音發明後,朝鮮還對中國和用漢字書寫的朝鮮方書進行了韓語翻譯、解釋、註解,為朝鮮自主醫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意義(車武,楊昭全208頁)。
朝鮮世祖是位非常重視和喜愛醫學的君主。他平時經常侍講醫書,並於世祖九年十二月親自編寫了《醫學論》。此書經韓繼嬉、盧思慎等人參閱後,經醫臣元浚註解後,印刷出版[29]:13。自幼好學的成宗即位後,按崇賢殿的舊制設立了弘文館,重建了讀書堂。在他在位期間,朝鮮先後翻刻了《鄉藥集成方》、《食藥撰要》、《醫方要錄》等朝鮮醫書和《神應經》、《周府袖診方》、《李東恆十書》、《加減十三方》等中國方書(車武,16頁)。
朝鮮王朝中期的醫學主要是以金元四大家和明朝中期的醫書為主。燕山君之後,鄉藥醫學開始逐漸衰落,鄉藥的採集被忽視,許多鄉藥方書也未能在臨床中得到應用[29]:14。壬辰倭亂期間,無辜百姓死於疾病,救濟百姓成為極為迫切的任務。但當時朝鮮既有傳統醫學,又有中國宋、金、元時期醫學,還有剛剛傳人的明朝醫學,出現各種醫學混合在一起的混亂局面。宣祖於是命許浚編撰新的綜合醫書,糾正錯誤理論和處方,並選取正確的處方。1610年,許浚花了14年的時間最終使《東醫寶鑑》成書[29]:55-56。《東醫寶鑑》是一部以《黃帝內經》為理論基礎,加之金元四大家的實際醫學理論,並倡導朝鮮鄉藥運用的綜合性醫學理論和臨床典籍[29]:54。它的問世確立了韓醫學的獨立地位[29]:24,並最早創用「東醫」作為朝鮮傳統醫學的專用名[29]:20。鄉藥也重新得到復興(車武,178頁)。
文化
教育
朝鮮王朝時期的教育制度由官學、私學和特殊教育機構組成。官學分為國立高等教育機構成均館和地方教育機構鄉校[31]:147[32]:291。在成均館之下,設有京城東、西、南、中四學,即由高麗五部學堂發展而來的四部學堂[33]:121[34]:15。私學有私立中等教育機構書院和初等教育機構書堂。書堂主要招收8-16歲平民子弟,入退學自由,無身份差別,實行單獨學習、按能力學習、專人教育,主要學習《千字文》、《小學》、《詩經》、《易經》、《史記》等。書堂既是私學也是官學的初等教育機構[32]:291[31]:147[34]:16。書院始於1543年豐基郡守周世鵬建立的白雲洞書院。之後,在李滉的努力下,白雲書院得到國家的認可與支持,在朝鮮各地迅速發展起來。書院以程朱理學和其它儒家經典為教學內容,「尊從名儒功臣,明倫揚道,講學專研」。書院培養不少朝鮮名儒,不過在朝鮮王朝後期,一度成為黨爭寄居地[33]:121-122[34]:15-16。特殊教育有宗學和經筵。宗學是世宗時期為貴族子弟設立的傳授經典、巫術、道德等貴族應該遵守的法道。經筵是大臣給君主授課的制度,主要由弘文館員負責(文化,291頁)。
1443年朝鮮王朝世宗大王組織一批學者創造適合標記韓語語音的文字體系--韓字。這些文字當時被稱作「訓民正音」,意為「教老百姓以正確的字音」。雖然韓文在發明後的初期,受到兩班貴族的抵制。但隨着民族文字的推廣,教育在庶民和婦女中得以展開。(董向榮,129-130頁。)
文學
詩歌
朝鮮王朝早期,《訓民正音》的發明為朝鮮國語詩歌的發展開啟新的起點。高麗末期出現的時調從最初的士大夫階層擴展到朝鮮社會的各個階層,並發展出「平時調」、「辭說時調」、「於時調」多種形式。與此同時,歌辭作為「長歌」形式也成為與時調並行發展的國語詩歌體裁,朝鮮王朝後期還出現形式更為靈活的「雜歌」[35]:974-1021。朝鮮的時調大師主要有李滉、李珥、尹善道等。歌辭大師主要是鄭澈和朴仁老[36]:175。英祖時期,朝鮮王朝出現以「敬亭山歌壇」為代表的國語詩歌創作團體。1728年,金天澤編纂朝鮮文學史上的首部綜合性國語詩歌集《青丘永言》。「敬亭山歌壇」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金壽長在1763年編纂出版《海東歌謠》。「敬亭山兩翁」的這兩部時調集與1876年朴孝寬及其門生安攻英合編的《歌曲源流》被譽為朝鮮王朝的三大歌謠集。此外還有《古今歌曲》、《東歌選》、《南薰太平歌》、《瓶窩歌曲集》、《客樂譜》等(通史,韋旭昇,976頁,308-309頁)。
漢文詩歌的創作在朝鮮王朝時期也非常繁榮。在1918年文士張志淵編纂的朝鮮歷代文人的漢詩集《大東詩選》中,朝鮮王朝時期的作品就占到全書12卷中的11卷[36]:203[35]:1065。16世紀中葉,朝鮮詩壇出現「三唐詩人」(白光勛、崔慶昌、李達)[35]:687-688[36]:203。朝鮮王朝中期由於壬辰倭亂和女真的兩次入侵給朝鮮帶來的破壞,實學派思想和文學興起[35]:1238-1247,出現「四家詩人」(朴趾源的四位弟子: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李書九),實學派現實主義詩人代表人物丁若鏞[36]:394-396。17世紀,以中下層文人為主體的委巷文學開始興起[註 2],領軍人物是趙秀三。有人將他和崔致遠、李奎報、李齊賢一起稱為朝鮮文學史上的四大傑出詩人[35]:1095-1116[36]:404-418。金笠是朝鮮王朝末期出現的一位出身於兩班貴族的著名諷刺詩人。他22歲的時候決定終身不任,頭戴斗笠天流浪天涯,被稱為「斗笠詩人」,其代表作有《是非歌》、《嘲兩班兒》、《貧吟》等[35]:1116-1124[36]:423-427。此外,樂府詩的創作也得到空前的發展,並形成自成一派的「海東樂府」體,使朝鮮詩歌創作出現多元化的發展局面(通史,1080-1095頁)。
散文
散文在朝鮮王朝時期呈現多樣化的發展態勢,並出現國語散文。高麗後期出現的稗說體散文在朝鮮王朝前半期得到很大的發展,不但數量眾多,而且在題材和內容上也更加豐富,不是僅局限於詩話,而是涉及名人逸事、傳說、寓言、笑話、天文地理、風俗民情等各個方面。主要作品包括徐居正的《筆苑雜記》、《太平閒話滑稽傳》,姜希顏的《養花小錄》,成倪的《慵齋叢話》,曹伸的《諛聞瑣錄》,柳夢寅的《于于野談》等。雖然稗說體散文與正史、地理志、寓言集等相比顯得「不正規」,但其豐富的內容和靈活的形式,也彌補專著的不足,也為後世小說的產生起到積極的意義。(通史,韋旭昇,759-760頁,221-225頁。)
1519年,金淨創作朝鮮文學史上第一部有關濟州島風土人情的紀行散文《濟州風土錄》。朴繼叔和他的兒子朴就文在就任咸鏡道的地方官員期間,寫下《赴北日記》和《赴防日記》兩篇有關咸鏡道自然與人文的紀行散文。《山中日記》是丁時翰在辭官隱退後,花兩年時間走訪大半個朝鮮半島後寫下的紀行散文[35]:772-775。南孝溫、李廷龜、李宜顯、徐榮輔等文人創作遊覽金剛山的紀行作品[35]:1353。朝鮮出任中國和日本的使節也創作許多記錄其國外見聞的紀行作品。有關日本的紀行代表作有申叔舟的《海東諸國紀》[35]:775-776,趙衍的《扶桑日記》,申維翰的《海游錄》等[35]:1363-1365。有關中國的紀行代表作有洪大容的《湛軒燕記》、朴趾源)的《熱河日記等[35]:1356-1369。1488年,崔溥乘船從濟州回往故鄉羅州,途中遇到風浪被漂流到中國浙江。他歷時四個月經陸路和京杭大運河來到北京,後回國,之後寫下紀行作品《漂海錄》(通史,777頁)。
16世紀末至17世紀中期,朝鮮王朝先後經歷壬辰倭亂和女真的兩次入侵,使朝鮮封建社會遭到極大的破壞。國家的內憂外患激發人們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一批反省歷史,反映時代問題的紀實散文應運而生[35]:778。有關壬辰倭亂的作品主要有柳成龍的《懲毖錄》,李舜臣的《亂中日記》,反映義兵將領英雄事跡的《忘憂堂先生集》、《金忠壯公遺事》等[35]:778-782。反映丙子胡亂的作品主要有石之珩的《南漢解圍錄》,南業的《丙子日記》,金尚憲的《南漢紀略》、魚漢明的《江都日記》等(通史,782-783頁)。
訓民正音的發明為女性創作文學作品提供便捷的工具。朝鮮王朝時期出現一些宮廷女性創作的國語散文,比如英祖的嬪妃、宣嬉宮映嬪李氏所創作宣揚「婦德」的「教科書」《女范》[35]:1333-1334。無名氏的《癸丑日記》是篇記述宣祖去世後光海君毒死兄長臨海君與永昌大君爭奪王位的作品。無名氏的《仁顯王后傳》講述的是仁顯王后被肅宗張喜嬪陷害遭流放後又被復位的的經歷。《閒中錄》是獻敬王后所作的記錄英祖三年到純祖十五年朝鮮王朝充滿血腥的宮廷爭奪。其中《癸丑日記》、《仁賢王后傳》和《閒中錄》被稱為朝鮮宮廷文學三大散文代表作(通史1333-1334頁)。
小說
進入朝鮮王朝後,小說作為新的文學樣式開始興起。金時習的《金鰲新話》上承《新羅殊異傳》中《崔致遠傳》的傳奇文學傳統,下啟金萬重《九雲夢》的浪漫主義小說的先河,是部在朝鮮小說史上具有特殊地位與價值的作品。該小說集原本在朝鮮已經失傳,但後在日本發現五篇。這五篇作品在情節和人物上都各不相同,但都是有關懷才不遇的書生與女鬼或仙女的傳奇故事,同時反映出鄙棄貪官,念及百姓,憎恨侵略者,忠於王朝正統君主等觀念。(通史,794-804頁。)
許筠的《洪吉童傳》是朝鮮文學史上出現較早的文人國語小說。《洪吉童傳》以農民起義軍領袖洪吉童的民間傳說故事為基礎,描寫庶子出身的洪吉童由封建嫡庶差別制度叛逆者成長為農民起義領袖,並建立理想社會「硉島國」的過程。這是朝鮮文學史上的首部反映農民起義的小說,也是首部反映社會改革理想的小說。許筠因與朴應犀、徐羊甲等庶子出身的人物密謀在弼州起義而被處死後,該書被朝鮮列為禁書,長期以來只是在民間秘密流傳,直到1905年翰南書林根據民間流傳版本內容,以木刻版的形式出版翰南本。(通史,韋旭昇,832-841頁,278-282頁。)
中世紀,朝鮮長篇小說在國語小說家金萬重(1637-1692年)的帶動下發展到成熟階段,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謝氏南征記》和《九雲夢》。《謝氏南征記》描寫的是中國明朝一個官宦家庭的妻妾爭鬥,但實際上針對的是朝鮮肅宗被張喜嬪迷惑,將正宮仁顯王后閔氏廢黜之事。《謝氏南征記》的出現標誌着現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在朝鮮文學史上的出現(通史,韋旭昇,842-859頁,283-290頁)。《九雲夢》是金萬重續《謝氏南征記》之後在流放生活中所作的另一部長篇小說,講的是唐朝一位佛門弟子性真邪心忽發,做了一場人間輪迴的春夢,夢醒後由色悟空,大得「寂滅之道」的故事,表達了作者「富貴功名,如一場春夢」的佛教「空觀」思想。《九雲夢》是在朝鮮文學史上有很大影響的作品。受其影響,朝鮮文壇之後出現許多以「夢字類」的小說,比如李廷桌(1678-1758年)的《玉麟夢》,南永魯(1810-1858年)的《玉樓夢》等。許多後世的傳奇小說也都效仿《九雲夢》以中國為背景進行創作,這樣不僅可以迴避直接寫本國可能引起的麻煩,也為作者提供更為廣泛的創作想象空間(通史,韋旭昇,859-872頁,291-299頁)。
16世紀末和17世紀上半葉,朝鮮王朝經歷壬辰倭亂和丙子胡亂,催生許多以抵抗外族侵略為內容的愛國主義小說,其中的代表作主要有《壬辰錄》、《朴氏夫人傳》和《林慶業傳》等。《壬辰錄》是朝鮮文學史上的首部愛國主義小說,也是首部反映戰爭的演義性講史小說,對後世軍談小說的出現起到積極的作用。小說描述水軍將領李舜臣、陸軍將領金應瑞,義兵領袖郭再右、鄭文孚、金德齡、西山大師、泗溟堂,愛國婦人桂月香,以及明朝將領李如松等的抗倭英雄事跡。《朴氏夫人傳》塑造一位抗金巾幗英雄朴氏夫人,是「男尊女卑」的朝鮮封建社會較為罕見的作品。小說《林慶業傳》的主人公是朝鮮民族英雄林慶業。作品描寫他與後金侵略者的鬥爭過程,和最後被奸臣金自點暗殺的悲慘命運。(通史,韋旭昇,873-893頁,269-277頁。)
18世紀中期以後,講唱腳本小說開始在興起,主要代表作有《春香傳》、《沉清傳》、《興夫傳》、《兔子傳》、《裴脾將傳》等。這些作品經過朝鮮民間長期的流傳、加工、潤色後被寫成小說。其中《春香傳》、《沉清傳》和《興夫傳》被譽為「朝鮮三大古典小說」(通史,韋旭昇1194-1200頁,325-339頁)。朝鮮王朝其它小說作品還有林悌的兩篇寓言諷刺小說《花史》和《鼠獄說》[35]:805[36]:234,朴趾源的短篇諷刺小說《兩班傳》、《許生傳》(韋旭昇380頁),愛情小說《雲英傳》(通史811-815頁)、《彩鳳感別曲》(通史,韋旭昇1153-1159頁,361-370頁),世態小說《薔花紅蓮傳》和《孔菊和潘菊》等(通史,韋旭昇1166頁,340-341頁)。
民間文學
朝鮮王朝的民謠可以分為勞動歌謠、儀式歌謠、反映反侵略的愛國鬥爭歌謠和遊戲歌謠等。《求麥謠》、《插秧歌》、《織布歌》、《鋤草歌》等是典型的勞動歌謠。《蜥蜴歌》、《地神謠》、《輓歌》等屬於儀式歌謠。表現反侵略的愛國主義歌謠有《倭將清正謠》、《強羌水越來》、《風箏線歌》等。安東地區的《踏橋》和全羅南道西南地區的《強羌水越來》都是遊戲歌謠[35]。《強羌水越來》是壬辰倭亂時期流行於南海一帶的愛國主義歌謠,目前已被韓國政府列為第8號重要文化財產[35]:1450-1452,2009年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37]。
《阿里郎》是朝鮮民謠中最為著名的一首。這首歌謠在朝鮮不同地區的唱法各有不同。1926年,同名電影《阿里郎》公映後,其主題歌《京畿阿里郎》傳遍朝鮮的大街小巷,使《京畿阿里郎》成為目前傳唱最廣的婦孺皆知的《阿里郎》版本。《京畿阿里郎》詞淺意遠,帶着哀怨傷感的氣息。這首歌的歌詞在不同時期反映不同的內容。朝鮮王朝末期,它表現參加勞役的役夫思鄉和相思離別的感情。在朝鮮日占時期,它則成為表達朝鮮民族的悲慘心境的民謠(通史1448-1450頁)。
17世紀中葉以後,隨着朝鮮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適合市民趣味和娛樂的講唱藝術開始繁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盤索里。盤索里是以全羅道的全州為中心發展起來的民間文藝,分為「東便制」和「西便制」兩大流派,以及唱法介於東便制和西便制之間「中高制」。19世紀後,盤索里進入全盛期,出現「高宋廉牟」(高壽寬、宋興祿、廉季達、牟興甲)四位表演藝術家和被譽為「朝鮮的莎士比亞」的盤索里理論和表演藝術家申在孝。盤索里表演最多的劇目有《春香歌》、《沉清歌》、《興夫歌》、《水宮歌》、《赤壁歌》、《卞江刷打令》、《裴脾將打令》、《雄稚打令》、《雍固執打令》、《江陵梅花歌》、《武淑曰字打令》、《假神仙打令》等「十二場」。不過目前流傳下來的只有《春香歌》、《沉清歌》、《興夫歌》、《水宮歌》、《赤壁歌》等「五場」戲。(通史1456-1467頁)
哲學
朝鮮採用儒教思想治理國家,忠、孝被認為是最大的美德。在官方的許可下,一些引退的士大夫和有學問的大學者在家鄉建立書院,並在全國得到推廣。書院享受免稅的待遇,並有自己的田產。但是到王朝末期,書院已經成儒生發泄對政權不滿的地方,因此很多書院被下令關閉。17世紀以後,朝鮮王朝社會逐漸衰落,教育陷入停滯,官方教育的主要內容——儒學中的朱熹宋明理學脫離實際生活,陷於空談。這時出現實學派的思想。
新出現的實學派學者認為,人民的生活狀況比士大夫所極為珍視的合法性和禮制問題更加重要,「若農民民不聊生,任何國家都無法生存,而即令沒有君主,人民卻能照樣興旺發達。」這就是構成實學基礎的新潮思想。肅宗時期的學者柳馨遠在他的《蟠溪隨錄》中提出下列措施:
- 建立一種利益能由大家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
- 實行推薦制,代替科舉制;
- 為所有人確立均等機會;
- 改革政府機構;
- 採用新學。
他的建議沒有為官方所接受,但是他的改革派思想卻成了實學的主流。他把重點放在農業上,因為他所建議的改革能否成功,取決於農業問題的解決。與官府無關的學者愈感需要從事實學。官府系統則一心進行內部爭權鬥爭,同時各派在對新儒教禮制的不同解釋上發生衝突。到英祖、正祖朝,朝鮮出現柳得恭、李德懋、洪良浩、朴趾源、朴齊家、洪大容、丁若鏞等實學大家,擺脫已經變成僵死教條的朱子學說的束縛,主張向當時的中國學習利物厚生的學問。朝鮮出現最初的民族意識、民本意識、改革意識和人道主義思想。除了提出理論之外,實學派在農業、醫學、數學、築城學、工程學、天文學、地理學等方面,也通過當時的中國吸收西洋的先進思想,取得很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李退溪繼承明末王陽明的思想,並發展起來,成為退溪派。
藝術
朝鮮的繪畫、詩歌、音樂、舞蹈也非常興盛。朝鮮王朝宮廷音樂機構創作朝會雅樂、會禮雅樂、祭禮雅樂,以及《定大業》、《保太平》、《發祥》、《鳳來儀》等朝樂大曲,以及《鳳凰吟》、《滿殿春》、《與民樂》等曲目。
此外,在著名的高麗青瓷的基礎上,朝鮮王朝時期還開發出獨具特色的朝鮮白瓷。朝鮮在螺鈿、漆器、金屬、玉石、竹工、木工、牙角、刺繡、砂器等工藝方面也留下很多具有獨特色彩的寶貴遺產。
宗教
在與政治有關的宗教政策方面,由於高麗末年時明太祖朱元璋曾批評高麗因為尊釋教輕儒家,導致亡國,所以朝鮮王朝立國後除了世祖和燕山君等幾位國王在位時外,歷代國王通常採取崇儒廢佛的政策,有時在國內拆毀佛教寺院。即使是崇佛的燕山君,他在朝時亦受到大臣的廢佛壓力。在廢佛時,寺院的土地予以沒收,並對僧侶徵收重稅。與此同時,高麗時期僧院的飲茶傳統也被禁止,茶道從此在朝鮮失傳,民間則以麥茶作為替代飲料。
在正祖時期,天主教開始傳入朝鮮王朝。在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利用朝鮮政府對西洋天文曆法和天文儀器感興趣的機會,同來京的朝鮮使臣交往,傳教士的博學多聞、教堂的莊嚴崇高、基督教教義表述的新奇觀念,也隨著這些交往傳給朝鮮使臣。正祖八年(1784年),朝鮮使臣李承薰在中國燕京天主教南堂領洗為天主教徒,教名伯多祿。他回國之後開始秘密傳教活動,朝鮮的天主教徒組織的地下教會、信徒迅速增加。但是朝鮮的教會屬於自發性質,沒有經過教會任命的神職人員,教徒為教徒受洗,與一般天主教標準的進教模式不大相同。但朝鮮嚴格禁止西洋人入境,所以北京教區主教決定派遣相貌與朝鮮人相同的中國傳教士進入朝鮮。1791年12月23日,周文謨教士歷盡艱辛,潛入朝鮮國境,隨即開始傳教活動,入教信徒有兩班顯貴,也有卑賤的白丁。朝鮮政府將天主教視為邪教,不斷逮捕處決教徒,在得知有中國傳教士潛入之後,更是加緊搜捕,逮捕、拷打教徒。為了保護廣大朝鮮教徒的安全,周文謨決定向朝鮮政府自首,於1801年4月19日在漢城被處決。此案被稱作「辛酉教難」,眾多教徒和進步思想家如李承薰、丁若鏞等人被處刑和流放。朴趾源、朴齊家等與天主教無直接關聯的北學論者也被降職、革職。韓國學者認為,周文謨在朝鮮的活動已經超出宗教的範疇,通過他的活動,十八世紀末的朝鮮社會在瞭解和吸收歐洲外來文化方面有很大的進步。但是直到19世紀末開國時為止,朝鮮的統治者都一直對其採取打擊和壓迫的政策。
朝鮮王朝時代與高麗一個不同的地方是妾的身份與婚姻制度,高麗時代妻妾地位不分,沒甚麽大分別,朝鮮王朝對於元配的法律地位加以提昇,一個平民男子,妻子死後要守喪三年,才可再娶,如年過四十、是獨生子或無子及有父母之命,可一年後再娶,不贊成寡婦再婚。朝鮮王朝嚴格了身份制度,不許以妾為妻。並制定從母法,妾室及其子女身分低下,妾所出之子女,定為庶子,大多只能是庶人,甚或是賤民身分,無法參加科舉大科,成為兩班士大夫,只能參加雜科考試,擔任醫官、樂官等中人職務。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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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神宗《平倭詔》:「朕念朝鮮,世稱恭順」
- ↑ 《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223閏十二月乙酉條:「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其國號曰朝鮮』」
- ↑ 《朝鮮太祖實錄·太祖二年·二月十五》
- ↑ 李承休:《帝王韻紀》下卷。
- ↑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3,洪武二年八月十四日條。
- ↑ 《朝鮮王朝實錄·太祖實錄》卷3,二年二月十五日條。
- ↑ 通過對韓國金石文的檢索,使用「有明朝鮮」為487例,使用「皇明朝鮮」為3例,使用「大明朝鮮」為1例,參見韓國金石文綜合影像情報系統
- ↑ 《高宗實錄》卷19,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條:命交隣時國書所安之大君主寶與大朝鮮國大君主寶,令本營戶曹造成。
- ↑ 《NAENARA》新聞 - 歷史 - 朝鮮王朝
- ↑ 《日本經濟新聞》2002年4月10日朝刊。
- ↑ 韩国に“配虑”にじむ教科书検定、李氏朝鲜→朝鲜/任那に拠点→势力のばす、文科省、事実上要求受け入れ
- ↑ 朝鮮封建王朝[失效連結]
- ↑ 《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221九月庚寅條:「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肫子禑主國事。昏暴自咨,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而回軍。禑,自知負罪,惶懼遜位於其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亦複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勛舊。其子爽複痴騃無知,縱於酒色。與禑黨玄禹寶等,潛謀複禑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爲李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匹。以此譛於王瑤、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傅南誾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群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爲慮,謂瑤不足以治民……』」
- ↑ 《朝鮮王朝太祖實錄》:「上即位,量受萬戶、千戶之職,使李豆蘭招安女真…被發之俗,盡襲冠帶…服役服役納賦,無異於編戶,且恥役於酋長,皆願為國民。自孔州迤北至干甲山,設邑置鎮,以治民事…延袤千里,皆入版籍,以豆滿江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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