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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柏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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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柏山
(1910年3月-1968年4月3日)原名彭冰山,湖南茶陵人。作家,中国共产党官员。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1]1980年恢复党籍和名誉。
生平
1925年,考入长江工业学校艺徒班学习。
1929年,入上海江湾劳动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并开始文学创作。
1930年在劳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而遭校方开除。
1931年,他参加了“左联”领导下的文艺研究会。[2][3][1]
1932年,因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形成大屠杀,省委特派员彭柏山从湘鄂西苏区逃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中共中央要求他立刻回到湘鄂西苏区,但他并未奉命,而是留在了上海,由周扬介绍参加了“左联”。
1933年,彭柏山结识了胡风和鲁迅,并获得了他们在生活及文学创作上的帮助。一天,他在上海的亭子间一边吃冷硬的大饼,一边写小说时,胡风进来。见此情景,胡风给了他两块钱,并将此事告诉了鲁迅。鲁迅当即嘱胡风 “以后每个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款项里提取几块钱”给彭柏山,作为其生活费。为支持“左联”的青年作家们,鲁迅还宴请了彭柏山等十位青年。很快,彭柏山完成了处女作、中篇小说《崖边》,该小说是“较早反映苏区人民生活的写实篇章之一”。鲁迅阅读后,亲自将它推荐给《作品》杂志。1934年,思潮出版社出版的《作品》6月创刊号上刊登的首篇小说便是《崖边》。写完《崖边》之后,彭柏山写出了《皮背心》《忏逆》、《夜渡》、《枪》等四篇短篇小说。1934年5月,经“左联”党支部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彭柏山在“左联”工作期间,曾任“左联”大众教育委员会书记。[2][3][1]
1934年11月17日,彭柏山被国民政府逮捕,投入苏州监狱并受到折磨。化名从狱中给鲁迅写了封信,经胡风辨认,确定是彭的笔迹。[[鲁迅|[[鲁迅]]]]嘱[[胡风|[[胡风]]]]按月寄钱、物到狱中给彭,直到1937年彭获释。
1935年9月初,他化名“陈友生”,给鲁迅写了一封求救信。按照监狱方面的要求,他写信必须用明信片,明信片上写“周树人大人收”,地址写的是内山书店,信件由内山书店的老板转交鲁迅。鲁迅接信后,通过胡风知道了“陈友生”就是彭柏山,随刻拿出五元,让胡风寄给彭柏山。同时,鲁迅还通过各种办法营救彭柏山,并派人先送去衣物、药品和《复活》、《死魂灵》、《波华利夫人》、《忏悔录》等书。[2][3][1]
胡风将自己翻译出来的《崖边》日文稿寄往日本,经过鲁迅的努力,1936年日本的《改造》杂志刊登了《崖边》。鲁迅逝世前几天,胡风将自己为彭柏山整理并出版的小说集《崖边》寄给鲁迅,1936年9月11日鲁迅日记记有“谷非赠《崖边》三本”。[2][3]
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彭柏山获得无条件释放。此后,彭柏山在上海从事中共的文化工作。1938年,彭柏山奉派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此后,他长期担任政治宣传领导工作。到1949年,他官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副政委。[1][2][3]
1952年,由第24军副政委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当时,部长由陈望道兼任,但陈望道不到任,由彭柏山掌管全部事情。1953年,夏衍调往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彭柏山乃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2][3]
1955年春夏,“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爆发。彭柏山将胡风过去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共60多封烧掉了。1955年5月19日凌晨,彭柏山在寓所被逮捕。一年后,彭柏山出狱,中央对其结论是:“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此后,他先后在青海、厦门工作。1965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罗瑞卿批示:“此人(彭柏山)不适合在前线。”正在厦门工作的彭柏山当即被调往河南农学院工作。[1][2][3]
1968年4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他的女儿彭小莲回忆道,“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1][2][3]
1980年,彭柏山获恢复党籍和名誉。[1]
人物悲剧
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时,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批判文章。与当时发表的成千上万其他声色俱厉的大批判文章相比,这篇文章并不引人注目。不过,若把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与作者本人后来的遭际联系起来,则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适所主张、宣扬的“个人主义”。他问道:“胡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阴谋家。”作者认为“这种所谓发展个性的思想,实质上是在于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天才’的个性的发展;一方面用发展个性的幌子来阴谋拆散劳动人民的集体行动。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胡适在中国“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胡适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所有这些,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在对胡适的个人主义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指向尚在国内的“个人主义”:建国后“社会主义已在全国范围内占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一切个人主义思想、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改良主义等等,已没有合法的地位。”但由于“国内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国外帝国主义仍然包围着我们”,“胡适派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仍然起着危险作用”,所以“必须进一步展开斗争”。他进一步说:“在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企图维持现状,取消阶级斗争……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毫无共同之点,因而是极端反动的。”因此要加强斗争,“必须从思想上清除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等等”。
历史有时确是残酷。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但就在三个月后,此文墨迹未干,彭柏山本人于5月中旬在上海却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彭在30年代就是“左联”成员,与胡风甚熟;他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在新四军中任职,解放战争时曾任华东野战军军政治部主任,某军副政委,建国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资格不可谓不老,官阶也不可谓不高,但仅因30年代与胡风的关系(如今众所周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本身就是一大冤案),转眼便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开除出党,备受迫害,毫无辩白的“个人权利”,终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昭雪。 从彭柏山撰文严批、并主张用“阶级斗争”来彻底清除“个人主义”到一夜间反成为他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的“专政对象”、其个人基本权利(甚至生存权)都没有丝毫保障,这当然不能说是历史的报应,应当说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但是,彭柏山的悲剧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正因为此,才会有论者在几十年后痛定思痛地写道:“个人是人类存在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但每个个人又是一个小宇宙,代表了整个人类,也是社会进步的终极目的。个人身上包含着一切人类的价值:没有个人的尊严,就无人类尊严可言;没有个人权利,就无人权可言。个人的贬值也就是人的贬值,摧毁个人也就是摧毁人类的第一步。”
著作
- 崖边(小说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 三个时期的侧影(小说集),海燕出版社,1950年
- 战争与人民(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战斗中的书简(书信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2][3]